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强国。从经济收益来看，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服务出口在世界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其宗主国英国。澳大利亚高校国际化发展历史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85年，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政府将教育服务视作产业开始输出。这个阶段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主要是吸引外国留学生到澳洲本国留学。第二阶段为1991年始，澳大利亚将教育服务直接输出到海外，即将教师和课程送到教育接收国。据数据统计，这一模式招收的学生占澳大利亚留学生的总数的1/3。在2002年，留学生人数即达185，000人（其中1/3留学生在澳洲境内大学上学，其余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境外大学，毕业后获澳大利亚大学学历），这类学生占全国学生总数的21%。高等教育输出每年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带来超过20亿澳币的收入（这还不包括学生生活及家人朋友到访的开支），为澳大利亚的财政带来超过100亿澳币的庞大收入。^[2]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被称为经济利益导向（也有学者称为贸易导向）的国际化一点也不为过。^[3]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4]当然，发达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系统不仅为澳大利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还带来了大量高层次人才，推动本国高等教育发展，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与文化生态环境。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大力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给高校的管理带来变革与变化。其中，二级学院的学术管理模式逐渐受到以盈利为导向的企业式管理风格影响。^[5]虽然作为中层组织的学院没有直接受到经济盈利的压力，但国家与大学发展的取向通常是学院管理发展趋势的风向标。学院管理方式的变化也引发了院长的角色变化，社会对位于管理职位的院长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工作经历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www.daowen.com)

时代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学院的学术领导与管理者，院长是否如企业管理那样只需要向他们的上司，即向任命他们的教务长或者校长忠诚即可，还是对他们学术上的同事负责？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背景下，任用那些资深且有显著科研成果的学者担任院长一职，还是任用那些有着管理知识与能力，但学术成就不那么突出的人来担任院长？这两个问题直接切入院长角色的个人素质与其新职责的相关问题。依据角色理论，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着的，它与社会其他相关的角色一起构成了社会组织，并在与社会其他角色的互动中得以实现。这种互动的关系包含了组织内的互动，也有组织外的互动，依赖于角色之间的依存关系。高校管理因其发展需要而改变了对院长的角色定义，院长为适应学校与学院的要求而做了角色的调整，从而满足了角色期望与角色实践的条件。^[6]选择能胜任国际化使命的人才担任院长，成为高校国际化的时代发展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