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中,多位受访院长提到了影响国际化院长角色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强调院长自身的外语水平及文化理解的能力对其推动国际化的重要性。如前文所涉,高校国际化需要具有跨文化理解能力及运用外语进行沟通能力的人才,这是对包括院长在内的管理人员的要求。语言负载着文化,也是沟通的工具,理解文化的桥梁。开展教育的国际化以理解教育输出或输入国的文化为基础。即合作在理解互信的基础上开展的,深度合作更是如此。高等教育国际化首先是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与文化方面的对话。要实现跨越众多文化上的差异进行交流与合作,首先需要跨越这些障碍的桥梁,即语言运用与文化理解能力。[33]具有海外经历的院长普遍具有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他们在访谈中也多次强调掌握外语这一能力对他们开展交流工作的必要性。反观那些没有海外经历的院长,他们在访谈中则没有谈及具体的活动开展情况,仅强调国际化的重要性及困难。
在推动与国外的合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与困难,我认为其中一个是语言问题。我们很多的学院领导,英语口语都非常差,特别很多50多岁的教授基本不能用英语交流,在沟通过程中都不知道谈什么,也无法表达他们的观点,也没办法写email。他们只能安排下面的同事来做。所以还是要靠这一批有海外经历的年富力强的教授或老师。学校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院长,因为这是国际化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他的英语很好的话,他就会写、说、听,直接沟通,更能推进合作。(H大学LX院长)
全球化和国际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我国部分研究者和学者普遍认可“国际化是促进现代大学发展的捷径”“国际化是大学发展的必经之路”的观点,“一流的大学必是国际化的”的观点更是备受推崇。然而上述观点也因明显的功利性倾向而受到学界部分学者的质疑。[34]不可否认,上述提法确实有其功利驱动之意,但也有着现实之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20世纪初建立至今,历史不过百年有余,相比欧洲几百年或者上千年的大学发展历史,我国现代大学实在是年轻。高等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及其重要性不需赘言。简而言之,高等教育强则国家实力强,高等教育弱则国家实力弱。因此,高等教育要实现短期内跨越式的发展,须得打开国门,引进大量发展资金与紧缺人才,派遣学者和学生走出去,培养可以引导前沿技术与实施教学等系列改革的人才。
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创办大学之初,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部分得益于国际化的开展,得益于引进的人才、资金,特别是在20世纪大学建立之初,大学教师和管理者主要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大学接受过系统训练的“海归”学者。此外,这些归国学者还深受至今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诸如“学术第一”“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等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因此,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研究范式与方法等方面,都能清晰地看到西方大学的传统印记。当然,就教职员及学生人数而言,当初的大学规模可能仅是现在巨型大学的的一个院系或者更少。但是让众多教育者和研究者感叹的是,当时大学的办学模式却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模式比较接近,即现代意义的国际化或者与国际接轨。无疑,具有丰富海外经历与外语能力的归国学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当中有人在大学担任重要的职位,如系主任和大学校长。
建国后,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全面“学苏”的大规模的大学院系大调整运动,彻底颠覆了50年代之前的大学办学模式,这个时期的“大学国际化”也是全面照搬“苏联模式”,在教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学校的教学楼等建筑都随处可见“苏联模式”的印记。在20世纪70年代末,受我国经济与政治改革浪潮的影响,大学(通常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选择回归祖国,并加盟中国高校,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一历史进程。与20世纪前50年相比,当代“海归”学者不管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段,社会现实环境给予他们的任务却是与早期归国的开创式学者的使命有很大不同。很多的归国学者或者受聘外籍学者都在大学不同的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一部分任职于大学中层组织,如本文的研究对象院长很多就为这一类“海归”学者。
不可否认,我们最初打开国门开放,并非是自发自愿的,而是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时间短而集中”。[35]因此,中国高校国际化被很多学者描述为“属于诱发型或后发型”,[36]尽管发展速度非常快并取得了备受瞩目的成就,却也跌宕起伏。当下,世界正经历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政治一体化、信息技术化”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为繁重。如果说过去我国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是迫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等高速发展的影响压力而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个时期开展国际化并非仅仅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大学自身的使命与发展需要。[37]由此当下将“国际化”视为中国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或者“策略”确实是发展的必要之需,然过分趋利则导致短期效应,而使大学本质属性失去应有之义。
【注释】
[1]王璐,陈昌贵.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J].广东教育学院报,2006(6):66-72
[2]陈昌贵,王璐.广东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J].广东教育学院报,2006(6):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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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翁丽霞.研究型大学国际化问题研究[D].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8]备注:作者根据S大学2012年大学国际化自评资料整理。
[9]李九俊.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投入体现研究[J].资质文摘(管理版),2010(6)
[10][美]戴维·查普安,安·奥斯丁主编,范怡红译.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环境变迁与大学的回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1]文东茅,陆骄,王友航.出国学习还是校本国际化?—大学生国际化素质培养的战略选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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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rant Harman.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A Critical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117-
[14]王仕民.德育文化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58
[15]胡锦涛.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24/c_121341791.htm.
[16]李盛兵.关于推进广东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思考[J].现代教育论丛,1998:31-34.(www.daowen.com)
[17]阚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治理:质量保证和文凭互认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12:71-76
[18]同上
[19]蒋凯.提高质量: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对《教育规划纲要》“高等教育”部分的分析[J].大学(学术版),2011(3):12-19
[20][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学的使命[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73-78
[21]陈昌贵等.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研究[M].广州: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1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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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Jane Knight.Internationalization:Concepts,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in Philip Altbach& James Forest (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Springer.200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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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翁丽霞.研究型大学国际化问题研究[D].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5月.
[35]任传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追求[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4:219
[36]陈昌贵等.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研究[M].广州: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10-29
[37]杨德广.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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