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经费是高校国际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它可为师生交流提供便利、为他们学习和研究提供优良的环境，可以引进学科领域的名师、大师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聘请本国最好大学、最具发展潜力的博士毕业生，确保本校、本学院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此外，充足的经费可以建设世界先进的实验室及购买辅助设施，可以实现数字化、网络化管理，为教师、学生提供先进的个人电脑，为教学和研究提供极大的保障，确保师生与外面的联系与沟通顺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费充足的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化的发展程度。

当前，经费不足成为院长在推动国际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同时也是当前高校国际化遇到的一大挑战，这也是受访院长公认的最大障碍。国际化高校并非只靠金钱来建成，但没有充足的发展经费（资金），则一所高校或者学院无法进行国际化建设。大学国际化无法实现“无米成炊”的传说。

我国大学教育经费来源相对单一，基本是以国家财政拨款和学生学费收入为主，且在整个教育系统占了很大的比例。那么仅依靠政府投入的增长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空间有限。目前，我国高校尚未完全形成西方国家那种高校投资及经费来源多元化格局。^[9]虽然高校都有校办企业、科研成果转化经费、社会捐赠和募集，但这些都占很小的比例，并未形成规模。教育投入的总经费情况尚且不足，对高校教育国际化的经费投入情况更是如此。

高等教育国际化经费的来源和构成存在的问题与整个高等教育经费面临的困境大体一致。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大体如下：

一是高校国际化经费来源渠道相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各个层面组织拨款，而不是要努力形成多元的经费来源格局，主要是以“等、靠、要”的方式来等国家各个组织拨款。调查发现，学院国际化方面的经费主要是由学校分拨的。有几位院长谈到，学校分拨给每个学院一年的费用为2万元，聘请国外专家也是每人2万元，难以覆盖开展较大规模、层次更深的国际化活动的开支。第二是资金募集的方式为“等、靠、要”。调查发现，学院国际化经费主要等候学校的配额，也有部分是来源于院长或者教师的科研经费。除了来自Z大学的A院长、N大学的D院长是通过技术转让、产研合作等方式来募集发展经费，其余院长们没有提到通过资助募集或者科研技术方面合作等方式来增加经费来源。国外大学盛行的私人捐赠或者校友捐赠的方式，受访院长都认为没有开展。(www.daowen.com)

二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经费配置不平衡，存在着因学校层次不同、经费分配不均衡的情况。现在我国大学层次分为“985”“211”和普通地方高校3类。调研发现“985”高校获教育部专项经费资助最多，“211”高校次之，地方普通高校则最少。这无疑将高校置于“富则愈富，穷则愈穷”的贫富分化怪圈，也间接加剧了社会对学生出身与学历的歧视现象。因为“985”高校的学生拥有更多的资源与机会，如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都是对“985”的学生与教师倾斜；而普通高校的师生在申请课题及访学与交流方面资助的机会则相对要少很多。广东只有2所“985”高校，且不是第一批重点工程建设高校，获得的发展资源相对于北京、上海的高校要少很多。

三是广东高校尚未努力拓展与利用社会资源，没有形成多元的经费来源渠道。广东位于沿海，有着中国数量最大的海外侨胞团体（约占华侨总数的7%），他们在改革之后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尤其在教育上不吝投资。针对上述众多资金上的问题，充分引导与利用广东现有的社会资金是缓解之道。广东有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很多社会资源可以参与到广东高校教育中，促进广东高校国际化的进程。如加强与企业、私人团体合作，以获得更多（基金会、企业或是校友）资助，专门用于学校的国际项目和活动，从而增加高校国际化经费来源渠道。但是，目前广东除了2所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较为成功外，其他高校的情况大致相似。相比美国高校获得的社会捐赠占学校收入的44%，我国的高校获得的社会捐赠则少得可怜。

资金缺乏直接影响我国大学国际化活动的顺利开展，给实施教育国际化的直接单位带来很多的困难。这也迫使我国大学二级院长面对新的角色责任与角色挑战，即需要承担学院的国际化经费的预算师、募捐者。这些职责过去都是大学校长的职责，而在“巨型大学”时代，募资者已逐渐成为院长的主要角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