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调查呈现了广东高校院长群体在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学科、经历等方面的特征。

1．年龄特征

从年龄来看，院长群体的年龄普遍呈现年轻态特征。本研究将受访院长的年龄划分为5段，以5岁为一段。第一段为36至40岁，只有1人，占4%；第二段为41至45岁，有4人，占16%；第三段为46至50岁，此阶段人数最多，有9人，占36%；第四段为51至55岁，有8人，占32%；第五段为56岁以上，只有2人，占8%；另外有1位院长年龄不详。样本群体中最小年龄为39岁，最大年龄为59岁，平均年龄为48岁，与任初明博士论文的调查结果平均年龄46岁接近。可见，院长群体的年龄主要处在46至55岁阶段，共有17位，所占比例为68%，呈现出年轻化特征（见表3-3）。这一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院长的年龄特征是一致的。^[6]调查还发现，专业为自然科学的受访院长尤其显现出年轻化趋势，其中某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年仅39岁，已担任院长一职3年。受访院长的年轻化年龄特征也与参照样本较为吻合。如表3-4所示，参照样本中，位于46—55岁年龄段的院长占61.6%（其中18位院长的年龄不详），55岁以下的院长占69.2%（其中18位院长的年龄不详）。两者的年龄特征趋势如图3-1。

表3-3　调查样本年龄结构

表3-4　参照样本年龄结构

（续上表）

图3-1　院长年龄分布特征

2．性别

从性别来看，院长角色更多由男性承担。25位受访院长全部是男性（见表3-5）。受访院长的这一特征也与参照样本较为吻合。参照样本中，146位院长中男性有137位，占93.8%，只有9位院长为女性，仅占6.2%（见表3-6）。可见，较高学术阶层大部分为男士占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术层级越高，女性越少”^[7]的观点。上述数据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学术地位或者声誉高的男性较之女性更容易获得院长职位。

表3-5　样本性别

表3-6　参照样本性别

3．学历与职称

从学历来看，受访院长普遍都具有高学历特征。受访的25位院长中，23位具有博士学历，占92%，年龄都在55岁以下；2位受访院长为学士和硕士学历，年龄都在56岁以上（见表3-7）。受访院长的高学历特征也与参照样本较为吻合。参照样本中，拥有博士学位的院长占84.9%（见表3-8）。两者的学历特征趋势如图3-2。

表3-7　调查样本学历

表3-8　参照样本学历

图3-2　院长学历折线图

从职称来看，受访院长普遍都具有高职称特征。受访院长全部都拥有正高职称（见表3-9）。受访院长是其所在学院的学术带头人，在其所属学科领域有着较高的地位。参照样本中，拥有教授职称的院长有139位，所占比例为95%（见表3-10）。可见，院长群体是一个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学科地位的学术群体。

表3-9　调查样本职称情况(www.daowen.com)

表3-10　参照样本职称情况

4．学科类型

从学科背景来看，受访院长所属学科中自然学科占36%，人文学科占64%（见表3-11）。参照样本中，院长所属学科为自然学科的占41.1%，所属学科为人文学科的占58.9%（见表3-12）。

表3-11　调查样本学科类型

表3-12　参照样本学科类型

5．海外经历

在海外受教育经历方面，受访院长中获得海外博士学位的有7人，香港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人，占32%，其余17人均是国内博士、硕士或者学士，占68%（见表3-13）。从样本来看，海外高校接受学历教育的院长仍占较少部分。获得国外及香港地区大学博士学位的8位院长中，有3位是外籍院长（均是美国人），他们均为广东ST大学面向全球招聘的院长和教授，他们分别在英国、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且有在多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等地方进行研究与工作的经历。另外5位院长是在海外高校求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们在国内接受本科或者硕士层次的教育，毕业后在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或继续学习。如Z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是2009年通过中国政府特殊人才引智项目“973”项目引进的首席科学家，该院长在Z大学生命科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到美国攻读了硕士、博士，在麻省理工大学做博士后，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数年，因成果显著被聘为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还有N大学生科院院长也是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其在Z大学医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后被聘为“珠江学者”。

受访院长中海外接受学历教育的人数比例与参照样本中的人数比例较为接近。参照样本中，获得海外博士学位的有13人，于香港地区获得博士学位的有8人，共占19.9%；其余都在国内大陆的大学获得博士等学位，占81.1%（见表3-14）。

表3-13　调查样本教育经历

表3-14　参照样本教育经历

但是在国外大学接受学历教育并不是院长海外经历的唯一途径，很多高校院长还通过博士后研究工作、访学及其他交流合作方式丰富他们的国际化体验。

在国内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受访院长中，有3位具有1年以上的海外访学经历，4位具有在海外高校完成博士后研究经历，约占受访院长总数的28%（见表3-15）。例如：D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在博士毕业后，到日本进行博士后研究，之后回到D大学生命科学院工作。G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之后创建了绿色化学与催化中心，带领一个庞大的团队开展科学研究，该副院长还一直与牛津大学保持联系，与之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科研合作。ST大学商学院院长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英国和香港工作多年。W大学商学院院长具有南斯拉夫留学的经历。

表3-15　调查样本国际交流情况

总体看来，受访院长的海外经历分为3种类型，一是直接在国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外高校或研究机构继续开展相关的研究（含博士后）与工作；第二种类型，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海外和香港的高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第三种类型，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海外高校进行为期1年（或者1年以上）的学术访学。在调查中发现，上述具有丰富海外经历的院长，较为集中在自然学科的学院中，且大部分是分布在“985”和“211”工程高校里。

表3-16　参照样本国际交流情况

参照样本中，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院长中，有12人曾在国外高校进行博士后研究，24人曾有1年以上的海外高校访学经历（该数据来源个人网站和学院网站，所获数据受更新时间或信息缺失限制，可能存在误差）。有海外访学和交流经历的院长占参照样本人数的24.6%（见表3-16）。但是其总体发展趋势与样本的态势是比较相近（见图3-3）。

图3-3　受访院长与参照样本海外经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