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后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段时期，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间的冲突从未间断，霸权主义仍盘踞在世界舞台，核威胁的阴影也始终笼罩在世界上空，但反映世界人民共同意愿和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和平与发展，终成为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主题。新的科学技术浪潮的兴起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随后，以此为起点出现了一场以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从而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例如，美国机器制造业的工人1947年占全国劳动力的29.8%，1950年减少为21.7%，整个制造业的工人1950年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2/5，80年代降至不到1/4；而白领工作者，20世纪初不到就业人口的20%，1980年则已超过就业人口的半数。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应地，也使现代高等学校管理上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多样化。二战以后，在许多西方国家，由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对劳动者文化素质更高的要求。世界民主潮流发展带来教育民主化的要求日益增长，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原有的精英教育性质的高等教育很快发展到大众化阶段。在二战结束前，美国为了避免战后由于大批军人退役而可能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于1944年通过了著名的“军人权利法案”。该方案由政府拨款实施，为服役超过90天的士兵和其他军事人员提供一到四年的教育或者培训。因此，战后到1956年仅10年时间，有225万的退役军事人员在该法案的资助下接受了大学教育。当时整个美国的高校数量即达到2000多所。到70年代，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5%上升到了50%。再如日本，1955年时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人数中仅占11.4%，到了1975年则增加到33.6%。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二战后，一大批国家都挣脱殖民主义锁链，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而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由于60年代人力资源理论的提出，以及受日本“教育先行”成功经验的影响，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把高等教育作为战略发展重点，因而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1970—1975年间巴西在校大学生人数就由42.5万增至113.6万；而韩国、菲律宾、秘鲁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已超出许多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出现规模庞大的多校区的“巨型大学”。“巨型大学”大学的层次、类型、特色等方面也产生了多样化。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是一个典型，该校有9个分校，学生数量达10万名，1992年全年预算就达60亿美元。这种“巨型大学”除了规模的宏大以外，他们的社会功能也具有巨大的结构弹性和广泛的特征。美国著名教育家克拉克·科尔于1963年所写的《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巨型大学”：

一种不确定的机构——它不只是一个联合体，而是若干联合体——大学生的联合体、研究生的联合体、人文学者的联合体、社会科学家的联合体、自然科学家的联合体、专业学者们的联合体、非学术人员的联合体、管理者的联合体。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它延伸到校友中、议员中、农民中、企业家中，而他们又都各自联系着一个或许多外部社会的选民……它是一个多样化的甚至是某些相互矛盾的兴趣的集合体……许多部分都能加于其上或从中删去，而对整体来说并无多大影响，或者说并不会引起人们多少注意和对整体带来任何伤害。“巨型大学”在这几方面的特性，使它显示了突出的规模效应，“以大批量、低成本和高质量”发掘了“教育和研究的潜力”。^[18]

从办学层次来看，一方面，随着大学科研工作的迅速发展而出现研究大学的群体化；另一方面，由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需要，则出现了美国社区学院那样几乎向所有的人敞开入学大门的中学后教育机构。目前，美国有1/3的学生在社区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它所提供的低费用的高等教育与所在社区更强的联系，社区学院成为美国低收入的青年人以及未被充分代表的群组、少数民族以及新移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有的学者评价它们并不只是在“选择和鉴别优秀”，而且“从普通人中创造优秀”。

从办学类型来看，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后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爆炸式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出现了继续教育、回归教育和终身教育等理论和实践。一方面，非传统的高等教育成为高等学校办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非传统或者新兴教育的高校，如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专业技术教育，包括由于广播和电视技术的发展而采取的远距离教育方式的电视大学、广播大学，如英国1971年建立开放大学。

从办学特色来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带来了高等学校办学资源更多的竞争。从这种资源竞争的需要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出发，高等学校日益重视形成与众不同的办学特色。如在美国，很多高校实施以“巨”赢人的策略，也有部分则以质“优”获胜，如加州理工学院。日本筑波大学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结合，打破传统的院、系结构，按相关学科组成学科群作为学校基层教学组织，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高等学校办学的多样化，不仅决定了作为一定个体的高等学校在管理对象和管理目标上的多样化，也决定了作为一定群体的高等学校在管理模式和管理风格上的多样化。有的学者曾把现代高等学校的管理模式分成“学院型”“公共事业型”“市场型”和“经营型”等几种类型。事实上，由于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和办学类型的差异，高等学校在管理方式上都会呈现出这样那样的不同，单科性的学院和“巨型大学”之间，社区学院和研究大学之间，严格选择型的传统大学和开放入学的成人高等学校之间，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不同的办学特色也会带来管理风格的差异。

二是开放化。从“象牙之塔”走出的现代高校，不再是“只向少数人开放和基本上只处于国家经济生活边缘的系统，而逐渐发展为几乎向所有的人都提供成功机会和作用于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心的系统”。^[19]由于高等教育社会职能的扩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相应地也带来了高等学校管理的某种开放化特点。

其表现之一是高校的学术与行政管理工作与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内在联系。它首先反映在政府对高校的宏观调控活动不断加强。例如，在西方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既有如美国的地方分权模式，又有如法国的高度集权模式，还有如英国强调高等学校自治的模式。而二战以后一段时期，由于凯恩斯政策的影响和“冷战”的国际形势，许多西方国家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之时，也普遍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某种政治控制，美国50年代曾经要求大学教师宣誓忠诚于政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和当代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使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集中到科技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上，西方国家政府对高等学校的调控也更多地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如美国国家教育质量委员会1983年发表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第二年随即又公布了对高等教育的调查报告《终身学习，发挥美国高校的潜力》，要求美国高等学校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并增进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民族群组的入学机会，以增进新一代劳动队伍的竞争优势，阻遏美国经济领先地位的衰落。而素来强调高等学校自治的英国，在1987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的白皮书中，也强调高等学校“最迫切的需要则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并极力要求高等教育为“国家的经济需求”而加强与工商界的联系。(www.daowen.com)

其次则反映在高等学校办学和管理活动对社会日益增加需要的迅速回应上，例如，为了适应科技不断更新和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在许多高等学校迅速成立起各种高科技学科，一批大规模的教学与研究实验基地和“产、学、研”相结合的联合机构由此而纷纷建立起来。为了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知识更新的需要，高等学校中继续教育的比重日益增大，如美国1990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中25岁以上“非传统年龄”的学生已占40%，绝对数量达到560万；日本许多大学则围绕确立终身教育体系的目标，面向社区开放实验室和图书馆，并为社区民众设立了各种公开讲座。相应地，在学校管理组织和管理原则上，也反映出日益注重社会需要的特点。与过去那些以学术为主的学者型的高校不同的是，现代大学的校长日益成为代表高校争取资源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代表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争取社会对学校的物质资助与社会力量支持。传统大学课程和学位的标准取决于学者社团的看法，而对于现代高等学校，^[20]“社区的需要是决定课程和学位这类学术要求的最后标准，对这一点再也不存在什么疑问了。”^[21]其表现之二是高等学校管理活动中社会参与的增加。除了有校外人士参加或由校外人士组成的校董事会在学校管理决策中的作用普遍得到加强或受到重视外，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有企业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参与，如为高等学校提供资助、协助制定学生实习计划和其他有关学校发展政策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教育会议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强调了这种企业参与的趋势。

三是管理手段科学化。高校科学管理的特征为科学管理理论与科学方法在高校管理实践中的广泛利用。推动这发展趋势有两个主要动因：一方面，现代高校管理问题随着规模的扩大、与社会联系的增加趋于复杂化；另一方面，规模日益扩大的高校为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此，很多的高校在制订学校发展规划、选择新建专业和学科发展新方向、高科技开发项目建设中，采用诸如预测法、风险决策等方法。此外，教育测量理论、库存理论、线性规划等理论与方法，如学生成绩评定、物资管理、基础建设得到了运用，大大地推动了高校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上述科学理论与方法在高校管理中的运用可以说是管理手段实现“软件”的科学化。除此以外，高等学校管理手段实现“硬件”的科学化也在同时进行。可以说，信息技术与微型计算机在高等学校管理中的广泛利用，引发了高校管理科学化的革命，如人事档案、图书资料和财务等方面管理信息，教学、科学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传递、储存和分析等活动，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当前，多媒体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即计算机通信网络的发展，使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方式面临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例如，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教学中使用的信息媒体不再局限于原来的教材、图书等印刷媒体，而日益添加进更多的光电材料媒体；由于地区性乃至国际性的科技信息网络的建立，高等学校教师坐在家里就可以通过联网的计算机，而迅速地查询许多有关资料。而这同样也使高等学校的管理面临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国高等学校的计算机网络于90年代校园网开始建设。国家教委主持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经国家计委批复于1994年正式立项。全国网络中心、地区网络中心和校园网三级结构的网络系统已经连接了所有大学和中学。毫无疑问，网络建设推动我国高等学校的信息资源建设，同时也推进我国高等学校管理手段的科学化。

在现代，尽管一如既往地保持人道主义角色，院长的角色却与过去大不相同。高尔德（Gould，1964）在其研究中指出，院长职责于角色发生了不同的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曾经只关注学生的日常事务阶段到以学生及课程规划与安排为主要职责，转而关注课程设置和师资发展的阶段。^[22]院长角色变化与高校发展、社会发展及活动密切相关。有关院长角色所发生的变化，沃尔弗顿、蒙尔琦和蒙特兹（2001）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他们认为院长的职责从只负责学生事务到包括学生事务在内的多层面的角色，其中包括预算、募集资金、人事管理、工作环境管理、项目监管和外部公共关系的处理。^[23]以上很多的职责本来是大学校长的职责，却随着大学的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职责下移，这种趋势在二战之后尤其明显，如战后美国大学面临大规模的学生返学潮，1944年美国政府实施了公职人员重新调整法案，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这些运动促使美国大学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扩展，同时也使大学及大学校长面临公众审查的压力。因此，大学校长需要花更多的精力用于筹募资金和处理公共关系。为此，他们不得不将更多的职责下放给院长。院长因无法分配时间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逐渐从学生管理事务脱身，转而集中学院众多管理事务，如合格教师与员工的招聘、资源的分配等。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虽然没有如此巨大的变革，但随着高等教育从“象牙塔”走出来进入“大众化”，大学进入“巨型”时代，很多学院实际上已经发展为一所小型大学，院长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已发展成类似于一所小型大学的校长。

上述表明，院长角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发生了第二次大的转变。院长不再仅仅是学院内部关系的管理者，负责学院的行政与学术的管理，还需要代表学院甚至学校处理部分的对外公共关系。尽管院长在不同的学院或者大学的地位不尽相同，院长角色与其职责是相对一致。从院长众多的职责中总结出一个共同的特征，院长不仅是学院的管理者，也是领导者。作为领导者，院长角色需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领导者的能力。因此，院长需要“具备服务能力，其可靠的是伦理道德的典范，并以管理者的身份建立信任与协作的关系，致力于建设多样化社区和促进卓越”。^[24]

可以看出院长的角色随着大学与学院的扩展而不断地增加。这导致了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在现代教育系统的设置里，院长角色的多重性。这就是引发院长角色冲突等诸多的问题的重要原因。罗毕拉（Robillard，2000）在《高等教育年鉴》里有关“院长职责”的陈述印证了这一点，在院长职位描述中对个人提出了过多的职责要求，其中要求应征者具备“领导、课程规划与发展、员工管理与评估以及预算管理的能力”。^[25]此外，文章还将项目评估、在学院内外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及冲突处理等能力要求作为院长的职责。这些职责要求明显表明院长角色随着学院及大学发展而不断扩展，同时也提出了对院长角色新的要求，如具备预算方面的专业知识、管理经验和监督技能对于现代的院长是相当必要的。因为作为学院的管理者与领导者，院长需要对教师和员工进行评价。

综上所述，院长角色与大学、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有学者（Mimi Wolverton，Wolvertion，Gmelch，1999）指出院长在大学的决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比其他学术管理者更接近大学的中心管理层，他们不仅被视为是校长的代表，也被认为是教师的代表，是联通大学高层与基础的纽带。^[26]这个角度也反映出院长在大学结构中处于关键位置。但是院长角色并不像其他管理层那样受到学者及研究者的关注，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更是屈指可数。有不少学者尝试对院长角色（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dean）进行定义，然却如盲人摸象。他们对院长角色的定义限于研究者的角度与视阈，众说纷纭，没有得到统一的界定。到20世纪80年代初，迪尔（1980）在巴纳德（1938）和西门（1974）的研究基础上，对院长角色的职责做了较为全面的定义。他认为院长主要承担三大职责：（一）将学院里各种利益整合到学院共同的远景里，包括目标的设定及院系计划的制定；（二）从现有资源创建激励机制，以刺激带来新的和持续的贡献和使命；（三）通过将各种各样的贡献和承诺转变为教育产品和服务，以此来维持学院的效率。^[27]也就是说院长在学院的管理上承担了学院目标与计划（规划）的制定者、资源的配置者、发展资金与资源的开拓者、总体上的管理者。首席行政与学术管理者（chief officer）过去是校长的职责，现在已经成为院长作为管理者的主要角色，这反映管理权力在大学与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下移的事实。有学者将当代的院长称为校长型的院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另外一个现象，在这一趋势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时势：即高校国际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院长角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是可以更加明晰院长的职责，二是有利于提高院长的管理与领导能力，以促进学院及大学的发展。

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院长角色方面的研究，眭依凡教授对系主任职责开展研究（其实当时系主任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院长职位）。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大学全面学苏，对大学结构和内部组织进行大调整，其中一项是进行院系大改革。“学习苏联高等学校制度，从庞杂纷乱的旧大学中取消学院以及调整出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独立建院或与原来同类学院合并集中”，因此中国原有的三级组织结构“大学－学院－系”转变为“大学－学系”两级结构。^[28]相应地，系主任接替院长职位，在校长的领导下开展学系里的学术与行政管理工作。随着学科分化发展的深化及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恢复了学院，^[29]除了少数学系因学科性质的原因而继续保留。因此我国大学就出现了“大学－学院－系”和“大学－学系”两种组织结构并存的状态。眭依凡教授在其早期的研究中探讨系主任的权力与职责。他指出，系主任拥有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报告的职责。依据职权统一的管理原则，有效的管理必须保证系主任拥有组织建制、人事、财经、学术等权力。该研究虽然没有明确道出系主任应承担的角色，但从角色理论的“角色是职位与权力的统一体现”，系主任在学系的管理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学者、沟通者等角色不言而喻了。这和后来的相关研究结果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

任初明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就现代院长角色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研究中，任博士访谈了30多位院长，被提及的院长角色有40多种。按百分比排序，前20名的角色有：（1）协调者80%；（2）学者72%；（3）内部沟通者66%；（4）教师63%；（5）指导学科规划54%；（6）学术领导49%；（7）创收经营者46%；（8）资源调配者46%；（9）对外联络者40%；（10）资源争取者37%；（11）组织者34%；（12）领导23%；（13）师资引进者17%；（14）条件保障者17%；（15）矛盾调解者17%；（16）服务者17%；（17）信息传达者17%；（18）稳定的维护者14%；（19）师资鉴别者14%；（20）学术带头人14%。^[30]受访者认为院长在工作中还扮演了其他很多角色，被提及的角色还包括“学科建设带头人、业务负责人、教学的组织者、学术研究组织者、学科发展负责人、生产队长、学院的灵魂、教学科研示范者、引导者、班长、学院的代表、学术上的领头羊、后勤人员、学院的名片、理念树立者、教师发展的指导者、传达者、召集人、大秘书、革新策划者、向导、掌舵人。^[31]

从上述可以看出，院长们在受访中认为他们承担的角色竟多达40种。但仔细研究，发现里面很多角色相互重叠。该研究将所有角色归结于学术角色与学术管理者角色两大类。学术管理者分为与人际关系相关角色、与学科有关的角色、与资源有关的角色和与环境有关的角色。其中与人际关系有关的角色包含部门挂名首脑、领导者、协调者与信息沟通联络者。这个结论和明茨伯格的管理者理论有部分的一致，如作为部门的管理者，自然是部门的领导者和联络沟通者。可见这一研究结论是符合逻辑和事实。院系组织本来就是学术组织，构成该组织的成员大都是教师、学者、学生。然而，学院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是大学的其中重要的部门或者组织单位。作为学院的管理者，要处理的事务不仅仅是学术事务，还包括学院内部的行政事务，还有大学各部门直接的互动联系工作。

依据管理者角色理论，角色的活动场域是舞台，角色的定位除了需要与职位相符外，还要和所在的舞台场景（活动的场域）一致，因为角色的功能需要在社会活动中与相关者进行互动才能发挥。那么院长的舞台是学院和大学，学院和大学以外的社会也是学院的舞台。那么院长作为学院的负责人，学术领导与管理者角色仅是其管理角色的一部分。由此，现代院长所承担的角色将更丰富，这一发展趋势在高校国际化的进程之中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