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绍兴，爷爷是官商，我们家曾经在当地有一处三进的宅子。当时家中有4个孩子，父亲是家中长子，早年与当时那些家境不错的孩子一样，能够去私塾读书，过着平稳无虑的日子。但是祖父一次乘船出海后便再也没回来，家中失去了顶梁柱，老太太带着3个儿子1个女儿哪能过日子啊？所以父亲作为老大，便承担起养家责任，书也不读了，外出打工谋生。他先去了杭州拜师学手艺，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末又独自来到了上海闯荡。因为他有技术，所以很快在云岭丝绸厂找到了生活^[1]。工作不久，他认识了一位同样来自浙江的丝绸厂女同事，也就是我的母亲，两人在40年代结婚。

我母亲出生于宁波奉化的一户小商人家庭，她们家辗转到上海后一度住在西斯文里的姨婆家。她家很传统，有着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加之她母亲又是后妈，所以我姆妈^[2]没上过学堂。不过我娘舅上私塾的时候，我姆妈总在窗外旁听。有时候教书先生提问题，娘舅答不上，母亲就在窗外偷偷地给娘舅报答案。不过娘舅还是很好学的一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至于我母亲，正如之前所述她在丝织厂工作的时候认识了父亲。母亲在婚后最初是做全职主妇，但是她是不愿吃闲饭的人，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参加了识字班，之后又在里弄托儿所里做保育员。她工作过的这家里弄托儿所在现在的田子坊，分成几处，像泰康路210弄13号、19号，建国中路155弄3号、13号等都是，她就在托儿所一直工作到退休。所以我父母，一个是半路辍学，一个是没正经上过学，但是退休后两人时常一人拿着一张报纸看，我总喜欢打趣他们：“你们不是说不识字吗！”

我们兄弟姊妹一共6人，我排行老三。父母结婚后不久就有了大哥，他和最小的弟弟相差13岁。我出生于1948年10月。到了我弟妹们年轻时那会儿恰逢特殊年代，大家普遍都不太注重读书教育。不过让我很自豪的是我们家庭氛围非常和谐，父母从不争吵，也不打骂子女，有问题从来都是靠讲道理解决。所以小时候我们都很乖巧，不顽皮不给家长添麻烦。爸妈每月给我们一人5块零花钱，大家都不乱花，主要都花在购书和文具上。有时到街道图书馆借书看，实在欢喜就到泰康路的书摊买回来，或者跟着大人看戏看电影。虽然我的父母文化程度不算很高，但是为家里营造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得我们几个小孩都养成了阅读的爱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我们姊妹弟兄几个后来各自发展虽不能说大富大贵，但都是在踏踏实实建设社会的。大哥初中就读于向明中学，后来保送到复旦大学预科班，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并在七〇八研究所的计算机中心搞科研。大姐起先是厂校教师，后来转去敬业中学做聘用教师，教语文。老四也就是我妹妹，读到初中就去西北插队落户了。老五呢，1971年“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去了东北插队，后在大庆油田做财务工作直至退休。还有老六，考入工艺美校，先后在上海玉雕厂、七〇八研究所、煤炭研究所就职，从事建筑设计方面的工作。

我最初熟悉的天成里邻居多数是我的小学同学们，据我所知，他们家庭条件也是普遍不差的。有家里开金笔厂的，有的人家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有做财务工作的，有华侨、海员，还有个同学父亲在上海音乐厅就职，时常会带着我和他女儿一起去音乐厅听音乐，每次都还能坐上包厢。这批早期居民基本都是用金条“顶”得来的房子，1949年前后有许多难民涌入，当时社会动荡，普遍经济不好，一些人家住房空间有余，为了补贴家用，就干脆把房间分割并租出部分。（附图1—2）

附图1—2，泰康路（今田子坊一带），选自《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下册）“第五十九图”

我们家起初住在泰康路244号，这是一幢两层半的沿街楼房，底下是家年糕店。比起那些租房出去的邻居们，我们家情况比较特殊，我父亲为人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有很多朋友来上海谋生，没地方住，父亲就把房子分给他们住，所以最后我们自家只剩下房东自搭的三层阁楼，我们一家大小就住在这6个平方里。由于空间小，家里只够放一张床，我们孩子几个都是打地铺睡觉的。和很多老式里弄房子一样，这里没有煤气、没有卫生间。那么烧饭和洗漱怎么办呢，后门楼下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提供生活用水，而烧煤球炉、倒马桶则是我们生活的日常。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对于那些家中有支内成员的家庭，政府作为奖励为他们安装了煤卫设施。再之后要到田子坊兴起，许多住户、商户才开始自行安装煤卫，而其实直到现在很多居民还是在使用液化气。

我父亲当时的单位是长江染织厂，待遇在那时候算是不错的，一个月有三百几十块的薪水。由于我们家里人多，就向政府申请住房，打浦桥房管所就跟我家征询意见说：“你们要不要换房，但是房租会贵一些哦。”父母考虑到家中情况，便表示需要。就这样，1960年我们家搬到了建国中路103弄内。(www.daowen.com)

建国中路的新居每月房租7元，我家住在那幢楼底楼的客堂间，约莫有28个平方。我们楼上二楼是杨家，来自无锡，全家7口人。3楼有两户人家，来自杭州的李家和来自绍兴的王家，这两家主人都是金星金笔厂的职工，应该算是家属宿舍。这幢房还配有天井，里面也有住户，是一对姓杨的兄弟。这里最开始也是要烧煤球炉的，不过1年后就装了煤气，并且还有公用厨房、公用卫生间，生活设施比起泰康路的房子好多了。

不过新居才住了1年，到了1961年，我们又搬家了，搬到对过，也就是建国中路同弄另一栋房屋3楼。至于为什么会搬家，是因为这里3楼原先的住户是一对老夫妻，上了年纪走不动楼梯，便和我们家商量换房。房管所来问我们愿不愿意换房，当年的人思想境界高、乐于助人，所以我父母一口答应。有邻里劝我父母：你们换了不合算呀，再说你们自己将来也会老了走不动呀。我母亲说：将来的事将来再说，但是国家总会越来越好的，所以等我们老了的日子我不担心。就这样，我们全家搬到这幢房子的三楼，面积倒是和原先一楼那处差不多，28平方。于是这幢楼里的常住客便是这4户人家：1楼张家，四口之家；2楼陶家，三口之家；三楼除了我们王家，还有个8平方的亭子间，里面住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一个单身年轻人。

附图1—3，新新里，陈刚毅摄，选自徐逸波、翁祖亮、马学强主编《岁月：上海卢湾历史人文图册》

我1955年入瑞金二路小学读书，从我们家走到瑞金二路小学大约5分钟。我记忆中当时的打浦桥、日晖港附近全是棚户区。日晖港是一条臭水浜，在今天肇嘉浜路瑞金南路口有一个倒粪站，粪坑里的排泄物都得用手推粪车推到这个大粪站，然后再用粪船驳，通过日晖港运到郊区去。我们小学生也参加劳动，学校四五年级学生才可以帮助推运粪车。讲起来这么多年过去，打浦桥周边的布局变化的确是蛮大的。像徐家汇路北面、现在的日月光广场那里，原来分南、北两块，叫做新新里。（附图1—3）徐家汇路435弄、535弄一带，则是居民区、工厂区混杂，过去在那里有上海铅笔二厂、唐寅记造纸厂、酿造厂等等。^[3]卢家弄老早是东通泰康路、南通徐家汇路，里面还有所泰康路小学。打浦支路那时还没有，是后建的。当时我家附近有两路常乘的公交：一部是从南码头开到桂林路的43路，当中经过打浦桥；另一部是通北路开过来的17路，打浦桥也是这部公交的终点站。现在这两条线路还在，只不过出行选择更多了。

1962年我小学毕业，报考了当时位于建国西路154号的五十五中学，现在那里是业余大学。1965年的时候我进入位于新华路659号的上海轻工技校。4年后的10月，我离开了上海去甘肃工作，后来在国家一机部平凉印刷机械厂任车间干部。在西北一呆就是18年，直到1987年，按政策规定我可以返沪，这才回到家乡。回到上海后，我被安排在位于顺昌路373号的光明服装厂工作，此后便一直工作到200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