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打浦桥，处于法租界、华界之间，独特的地域环境，特殊的时代背景，催生了很多特殊的人与事，也包含着一些红色记忆。可惜的是，部分历史建筑在旧区改造中湮没了。如原法租界金神父路日晖里41号（即瑞金二路409弄内），“是田汉在1927年冬至1930年秋的寓所，也是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正式成立后的社址。”^[33]现代著名剧作家田汉一度在打浦桥居住，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艺团体南国社也设立于此。1925年田汉曾组织南国电影剧社，后又发起南国复兴运动，希冀“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34]。南国社成立后，还开办南国艺术学院，田汉任院长，徐悲鸿任美术科主任。日晖里41号，曾留下田汉与进步师生的诸多回忆。

1929—1931年，民国元老、中共秘密党员杨度曾寓居建国中路155弄13号原杜月笙私宅。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字皙子。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王闿运门生，早年留学日本。戊戌变法期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维新思想。曾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杨度依附袁世凯，并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后又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频繁接触。1928年移居上海，初住贝禘鏖路（今成都南路）近霞飞路的弄内，之后迁至霞飞路，以卖字画为生。后搬入杜月笙所赠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155弄13号。曾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批准，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搜集情报，并利用自己的寓所掩护进步人士，为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关于杨度的背景，在上海的活动，以及是如何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的，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夏衍撰写的《杨度同志二三事》，从中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难忘的记忆》（见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我想起了杨度同志的一些往事。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关于李大钊同志牺牲前后的经过，他也和我讲过，大致和陶菊隐先生所著《六君子传》的记述相同，即他从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就要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三十五人被捕。杨度同志和章士钊先生等奔走营救，无效。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被处绞刑。这件事抗战时期我在香港问过当事人胡鄂公先生，所述也和杨度同志的自述相符。杨度同志入党的事，逐渐为外人所知，有人说他投机。他曾对我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近代史家谈到杨度时，都说他傲慢自大，是个“知过不改”的人，特别在袁世凯死后，他还对新闻记者说：“宁受审判，不能认错。”但是，最少在他晚年，我认为他倒很善于自我解剖。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他在上海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的。他虽自称卖字画为生，但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由杜月笙供应的，因此上海小报上都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但他不承认。他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这句话含有自嘲的意思，但我认为是可信的。解放后也有人说，在“杜公馆”他的地位和章士钊先生相似，但据我所知，杨度同志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嗜好，也不为杜出谋策划，因此，杨章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杨度同志在军阀、官僚、政客中，度过了大半生，一旦觉悟，可以反戈一击。但是，他的道路是崎岖的，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是有许多矛盾的。例如，他入了党，还相信佛教，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有时，还和我说过所谓“禅悦”之类的问题；又如，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必说像我这样年青的联络员，谈起周恩来同志，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习之难改也如此。(www.daowen.com)

周恩来同志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他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文章，知道总理病重期间，还想起杨度同志，让后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一九七八年八月^[35]（图6—44）

图6—44，《杨度同志二三事》，《人民日报》1978年9月6日，第3版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3版，除刊登夏衍的这篇《杨度同志二三事》，同时还刊发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在文章中，夏衍提到杨度“在上海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的”，这处寓所就是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155弄13号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