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肇嘉浜沿岸地带逐渐步入工业化、城市化，随着人口的集聚，肇嘉浜的功能与环境逐渐发生变化。

肇嘉浜在徐家汇一带的变化，早在徐家汇天主堂建造就开始了。清同治二年（1863年），徐家汇天主堂扩充堂基，“将东昇桥迤南至天文台之肇嘉浜填断，改道东偏，别开新河，故东昇桥至水门汀桥，徐家汇市仍称老肇嘉浜，今天文台围墙内小池，亦旧肇嘉浜之遗迹也”^[4]。（图5—9）此后，肇嘉浜沿岸陆续开设工厂，贝当路（今衡山路）一带陆续建造了大批住宅，大量的工厂废水、生活污水、垃圾倾倒排放，导致肇嘉浜的河水变黑、发臭。与此同时，法租界当局在肇嘉浜北岸辟筑徐家汇路，河道逐渐淤浅。

图5—9，早年的徐家汇一带

庞杂的生产生活垃圾所带来的污染，是肇嘉浜河水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末在沪华人已对肇嘉浜有很多描述，如李维清在《上海乡土志》中对比华界、租界后写道：“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为乐土。城内虽有清洁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异”^[5]。城河之水，主要指肇嘉浜东段河道。

1862年，随日本“千岁丸号”来上海考察的成员纳富介次郎对上海河道的不洁景况，感触颇深，他说“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这些都漂浮到岸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变得更脏”^[6]。

20世纪初，华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华界道路、河道交通与卫生问题，提出了参照租界，填埋河浜，拓宽马路，其重要举措是成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专门负责县城内的填浜筑路事宜。光绪年间，“自凝和桥迤北，迄小桥迤南，迄薛家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总工程局填筑马路，名凝和桥。又自亭桥迤北折东，并填筑马路，曰亭桥路、净土路”^[7]。又有肇嘉路，“填肇嘉浜放阔，东起中华路，西至民国路，横贯中区”^[8]。清晰记载乃填肇嘉浜放阔而建。肇周路，填周泾之方浜南一段，“肇嘉浜之斜桥北一段筑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动工，宣统元年（1909年）完工。^[9]之后，上海县城西门外至斜桥之间肇嘉浜河段亦被填埋筑路。填筑马路，对这一带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影响。

1913年12月15日，上海市议事会召开冬季议会，由董事会交议县知照从速开浚西门外卢家湾一段之肇嘉浜案，其讲到：

肇嘉浜为水运要道，西乡舟楫赖以交通，自斜桥迤西达三叉口段，水不及经。每逢冬令潮汐，更不易至。民船停口势成束手。就交通论，宜疏浚者，一也。该浜与法人所占徐家汇大路毗连，而西在在接壤外人整理路工尽夜不遑，而邑人对于重要水利，任其淤塞，情势见绌，即法电公司开浚之商请，难杜法工局越俎之隐谋，及今开浚权自我操，就交涉论，宜速浚者二也。水线所经市场必盛，斜日路绕浜并行，规画之初拟与法人隔岸相竞。若该浜阻塞，则该路亦难藉以振兴。况两岸地势较高，北岸更被法人宁饬，绒树口驶口车岸崖险峻。若该浜淤塞愈久，则开浚愈难，而所费愈巨。就规画论，宜速浚者三也。纵今日市政经费甚形窘迫，而道路工程方在本省本厅似无余力及，但移缓就急，办事似可从权，而为小失大利害。须先熟审况，就上述第一说言，似可根据前案呈请县知事拨款襄办。就第二说言，开浚法电公司机船两便，所利者大，亦当商请捐助成数，以平利义之衡，一面将工程图账，切实审查，从速办理，一举之后效及数年，庶于内治外交两有济乎。^[10]

随着县城内河浜先后被填埋，从县城城墙至黄浦江之间的河段，至1915年也被填埋筑路。（图5—10）

图5—10，《港务局昨日派员察看肇家浜》，《申报》1929年6月19日，第13版

肇嘉浜上段又称蒲肇河，是上海的内河水道之一。到了20世纪30年代，蒲肇河河身淤塞，船运不便，1932年，马相伯向市政府呈请疏浚以利水行。上海特别市政府即令饬“工务局拟具计划，并令财政局筹拨经费，以利进行”。^[11]根据公安局调查蒲肇河淤塞原因，一是由于江北艒艒船停泊过多，日常倾弃废物，致河道河水益形阻塞污浊；另一方面由于打浦桥以西北岸一带，河面时有土车载土堆积，且有数处，已填筑成岸。虽然该河北岸属法租界范围，但是河道主权则完全属我。因此市府行令公安局“将该处江北艒艒船一律驱逐，不准永久停泊，并禁止该处土车载土填积，以保主权。”^[12]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许多贫苦百姓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生。到上海后，无处栖身，其中一些民众来到肇嘉浜附近落脚谋生，于是在浜两岸搭起了不少“滚地龙”，形成了肇嘉浜最早的棚户。“滚地龙”，是近代上海棚户居民的普通“住房”，人们曾这样形容它，“破草棚，三尺高，走进走出要弯腰”^[13]。在肇嘉浜棚户区，还有比“滚地龙”更不如的“水旁地室”，因为许多贫苦人家连支撑“滚地龙”的竹竿、芦席都买不起，只好在浜岸挖成一个“L”型的地洞，再在靠浜的洞口，弄点泥垒高些，作为“堤坝”，防止浜水漫进洞里，朝天的那个洞口，则弄个草顶遮住，挡风挡雨。这种“住宅”的生活，只能“爬进爬出”，如果遇到暴雨，则有“灭顶之灾”。而肇嘉浜两岸竟有上百户人家蜷缩在这种洞穴里。^[14]

也有不少渔民生活在“艒艒船”上，它是一种芦席做篷的小木船。旧时，许多渔民划此种船逃荒到上海，因无处落脚，就在这种摇晃不定的小木船上生活度日。天长日久，船只破损漏水，只能拖上岸，久而久之成为旱船，渔民仍以此为家。旱船年久失修，水从顶上和船底进水，下雨天要舀多次水，如果再碰上潮水漫上岸，整个屋子就泡在水里了。许多肇嘉浜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水牢”里。《申报》对此有大量记载。

著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拍摄的电影《王老五》中的女主角蓝苹，就是生活在肇嘉浜上船家的女儿，《申报》1937年3月14日曾报道蔡楚生访问船户取材：

沿着上海打浦桥一带，污水河的岸边，随处都有竹篷小船在沙滩上搁着。这种破陋狭小的船里，每一只就住着一户人家。他们在被蔑视与污辱的中间，坚强地生活着，生活却往往比那摩天楼里的“高等华人”更有意义。“王老五”的女主角蓝苹，就是这“船家”里面的一个少女。

蔡楚生在动手编制“王老五”以前，曾经请人介绍了，到这种船里去访问调查过无数次，在污秽破滥的小船里钻进钻出。这剧本之值得注意，不可言喻。^[15](www.daowen.com)

在肇嘉浜两岸，大量的是搭在浜岸水面上的“水上阁楼”。“水上阁楼”阴暗、潮湿、破烂、拥挤。它一边筑在浜岸上，另一边凌空架在水面上，用几根毛竹或木头插入浜底做支柱。地板是搁在支架上的几块破旧木板，从缝隙往下看，黝黑的浜水散发着扑鼻的臭味。（图5—11）

图5—11，《徐家汇居民请求市府填肇家浜》，《申报》1936年4月23日，第11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周边省市难民涌入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随着上海沦陷，闸北、南市等区域的穷苦难民又蜂拥至此，肇嘉浜两岸出现了许多“滚地龙”，用竹片芦席简单搭建的栖身之所，大量难民聚居于此，一批船民将小木船拖上岸，再用芦席作篷，形成水上棚户集中地。（图5—12）

图5—12，肇嘉浜水上棚户区：曾经是上海最大棚户区之一

“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修公路，截断了陆家浜一带的河道，肇嘉浜改为从打浦桥处折入日晖港出黄浦江。此后，日本侵略军又在徐家汇一带断浜截流，修筑战略公路，肇嘉浜与泗泾、七宝不复相通，一条活水河，成了断头死河，黑臭问题愈发严重。后来有人回忆：“（肇嘉浜）在平潮时稠得像胶汁、黑得像柏油。水面上覆盖着残叶浮渣，漂荡着猫、狗和婴儿的尸体，臭不可闻。涨潮时，污秽的浜水漫上岸来，破烂不堪的棚户区一片汪洋。支撑水上阁楼的毛竹腐烂下陷，大风一吹，全屋塌入浜中，压伤淹死老人孩子的事时有发生。”^[16]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对河流淤塞地区进行过疏浚。1946年，《申报》曾报道：“现沪西区之河浜，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七，仅余打浦桥附近一段，正用挖泥机船开挖，两旬内即可完成。”^[17]但总的说来成效不大。（图5—13）

图5—13，附近的日晖港，选自《京沪周刊》1947年第11期

“自来水、穷人血，河浜水、断命汤，肇嘉浜是条阎王浜，穷苦人何时见阳光。”^[18]这是上海1949年前居住、生活在此的穷苦百姓对肇嘉浜的描述。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其中打浦桥地区是重要的聚居区，而能供浜畔居民饮水的仅有2个自来水龙头，流氓恶霸把持抬价，逼得买不起自来水的穷苦人民只得舀污秽的浜水饮用。蚊蝇滋生，瘟疫流行，一两天内一家一户相继死去几口人的情况常有发生。据当时一家慈善机构的资料不完全统计，每逢盛夏酷暑，肇嘉浜边一天平均能收到10具尸体，最多的一天竟收到40多具。尽管居住条件如此恶劣，但为避战乱，逃亡到棚户区的居民依然有增无减。至1947年，两岸有棚户2 000余户，居民约8 000人，成了近代上海最大的水畔棚户区。^[19]（图5—14）

图5—14，《申报》1946年12月8日，第5版，关于肇嘉浜沿岸棚户问题，“不致即行拆除”

图5—15，《放宽卢家湾至徐家汇马路之议定》，《申报》1914年5月1日，第10版

图5—16，《筑路工程告竣》，《申报》1915年4月3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