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租界相比,华界在市政管理的制度化方面经历了很长时期,且起步亦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所带来的市政建设成果所刺激,驱动华界地区主动学习租界的市政管理方法与经验。
1905年,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上海绅商郭怀珠、李平书、叶佳棠等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等市政机关,意图改变华界市政的落后面貌。
1898年马路工程善后局颁布《沪南新筑马路善后章程》24条,其主要内容如车辆捐照、行车点灯、定时倾倒垃圾、开挖水沟须保局核准等,均系仿照租界章程。因为租界订有马路违反章程,对违反有关规则者进行处罚,马路工程善后局颁布了《简明罚款章程》6条,并招捕设置中国巡捕房,以便巡查执行。据民国初年《上海县续志》记载,清光绪、宣统年间华界相继筑成30余条马路,其中就有斜桥南路、肇周路等。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占上海,并于当年7月成立上海特别市,上海华界市政归于一统,打浦桥地区属于沪南区管辖。(图4—7)
图4—7,上海特别市区域图(沪南区)
上海特别市政府统治下的华界市政,分为财政、教育、社会、公安、公用、土地、卫生、工务等局,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关于市内之征收捐税、房产价值之估计、公产之管理等类事项,由财政局治理之。
关于学校行政及教育制度之改革等类事项,由教育局治理之。
关于公共卫生及监督医药业并公私立医院、医校、防疫等类事项,由卫生局治理之。
关于公共建筑,或规划道路、审核营造等类事项,由工务局治理之。
关于全市土地之登记及评估地价、征收土地等类事项,由土地局治理之。
关于农工商业及劳动之行政、公益、慈善等类事项,由社会局治理之。
此外未划入市政府区域内之一切行政,现仍归上海县政府管辖。[12]
打浦桥同时也是沪南工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沪南区之大小各业工厂,总计一千二百余家,地点均在斜桥、陆家浜、沪军营、高昌庙、日晖港、卢家湾、鲁班路、斜徐路、平荫桥、打浦桥、大木桥、小木桥、龙华及南黄浦江边一带”[13]。因此这里集聚了大批的工业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居住需求。也就在这一时期,肇嘉浜沿岸出现了大量船户、棚户,居住问题日益突出。(图4—8)
1935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完成了全市棚户调查,并商议救济办法,呈报市政府后并拟兴建平民住所。同时,高度注意防火救险,安排市公安局会同老西门分局、西区东区救火会人员出发勘察各工厂消防设备,“注意房屋建筑,工场及炉锅布置地址,随时督促厂方改革消防上设备。并特别注意,含有引火性或爆炸性工厂,使工场与之隔离,多装药沫灭火机,俾获工人生命上安全也”[14]。
图4—8,1927年纪录片《上海纪事》中肇嘉浜上的船户
在城市化过程中,卫生也成为该地区管理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且迫切的问题。生活在肇嘉浜上船居的船户和棚户区的居民,卫生状况十分堪忧。打浦桥华界地区,隶属于上海市沪南区,根据卫生局的调查,其“为上海市直辖区中人口最密之区,计有五十六万余人。虽亦设有公私医疗处所,其系免费而办理认真者,殊所罕观,实于中产阶级以下市民之治疗上,为一急待救济之要务”[15]。上海卫生局曾于1933年8月,呈准上海特别市政府,“拨发开办费四千八百元,自九月下半月份起,月拨经常费一千元,即于沪南区蓬莱路租赁民房,于九月二十日起开始诊病,每日就诊人数,在三百号以上”[16]。(图4—9、图4—10)
沪南区卫生事务所成立以后,为节省经费计,即将诊疗所归并于卫生事务所内,新址在南市西林路方斜路口,“地点适中,房屋宽大,并添置药品材料,扩充器械设备。来所求诊者,每日至多五百余人,较前益见发达。诊疗所除诊疗外,又兼施各种预防接种及体格检查等工作”[17]。(图4—11)迁址极大促进了沪南区卫生工作的开展,加之卫生局的努力,成立一年的上海市卫生局沪南区卫生事务所有了一些工作成果。表4—1,为1934年的诊疗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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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沪南区卫生事务所内景,选自《卫生月刊》1935年第4期(1)
图4—10,沪南区卫生事务所内景,选自《卫生月刊》1935年第4期(2)
图4—11,上海特别市卫生局沪南区清道夫集体照,选自《卫生月刊》1929年第12期
救火也是一个街区的重点工作。打浦桥地区,人口杂居,草棚甚多,火警频发。《申报》曾有关于1928年12月30日夜打浦桥地区火警的记载:“昨夜九时三十分左右,金神父路打浦桥附近一带草棚,突告火警。因该处地属华界,自来水力不足,特由大自鸣钟救火会驱车前往,协同施救。直灌至十一时十分,方始熄灭,计焚去草屋猪棚一百余间,焚毙猪棚甚多,幸未伤人。当火势方炽时,均扶老携幼,哭声震天,观者无不酸鼻。”[18](图4—12、图4—13)
1929年11月19日,沪南日晖桥、打浦桥一带发生大火,由于这一带草屋鳞次栉比,有数百间之多,均为该处的苦力居民所搭造。一告火警,霎时火势所及,立成灰烬。南市各区救火会,均闻警赶救,奈均系草料,灌救匪易,未及半小时,竟毁去一百三十余间。随由二区总署日晖桥分驻所巡官高子强,将火首阜宁人陆金城拘逮,移送二区总署。经王区长略讯一过,当即申解第三科讯辨。[19](图4—14)
表4—1 1934年诊疗人数表
资料来源:据《上海市卫生局沪南区卫生事务所附设诊疗所一年来之工作》中数据整理制表,《卫生月刊》1935年第2期,第73页。
编写者注:表中数据为原始资料,经编写者根据1月—12月数据相加统计,“全年总数”一栏从左至右的数据依次为:553、91 407、168、21 133、70 387、91 520。
图4—12,沪南区救火联合会西区的消防车辆,选自《警察月刊》1936年第1期(1)
图4—13,沪南区救火联合会西区的消防车辆,选自《警察月刊》1936年第1期(2)
图4—14,《昨夜打浦桥大火》,《申报》1928年12月31日,第15版
与此同时,华界当局也积极开展交通整治。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打浦桥成为重要的节点地区,也是道路规划的重要区域。1929年,《申报》刊登了沪南区西部道路系统新规划:
沪南区东北部即国货路以北制造局路以东之道路系统,前经工务局计划完竣,呈准公布。现该区西部道路系统,亦经规划就绪,不日公布,兹摄要说明各路之意义如下:
(甲)南北路线。(一)鲁班路,自斜桥以西为华法交界之地,中隔肇嘉浜,两岸道路,各不相侔,仅鲁班路可藉鲁班桥与法租界之吕班路相接,北通霞飞路。南端原迄龙华路为止,现延长至浦滨,堪为沪南区内南北干道之一,规定宽度为十五公尺。(二)天钥桥路,自鲁班路以西、过日晖港,已人于居住区域,交通不甚繁密。唯查天钥桥路,适联络徐家汇及龙华二镇南北两端,尚可延长,为本市西南部通入法租界之快捷方式,其地位较为重要,故规定宽度为十七公尺半。
(乙)东西路线。(一)康衢路,原有康衢路,仅自日晖港起至制造局路止,宽度亦只四十尺,其向东延长迄南车站之一段,可通国货路,并改定宽度为十七公尺半,均经呈准市府在案。兹复向西过康衢桥,利用龙华路,至东庙桥,再另辟新路,延长经斜土路之一段,与中山南路连接统名曰康衢路,将来往来南车站之客货、可由此直达各区,实为全市干道之一,规定宽度一律为十七公尺半。(二)斜土路,斜土路向为沪南干道,其路线弯曲,不能适合于道路系统,仅自制造局路至谨记路之一段,尚可利用,并向东西延长,使与国货路及天钥桥相连通。在谨记路以西之斜土路,除一小部分并入康衢路外,余均放弃。至路面之宽度,原为五十尺,现改定为十七公尺半,以期与两端之干道相适应。(三)新肇嘉浜路,肇嘉浜年久失修淤塞不堪,且藏垢纳污,尤足为疫疠之阶。自陆家浜填平筑路处,肇嘉浜可改由日晖港入浦。故日晖港至斜桥之一段,亦以填筑道路为宜,连同原有两岸之斜徐路及徐家汇路,合计路宽,为五十公尺。将来该中部,可栽植树木花草,为本市园林道路之创。除上述各主要道路外,又有沿沙筑路,以联贯水陆运输者,如日晖港及肇嘉浜沿岸等。有延长旧路线者,如瞿真路及枫林路等。有因道路间隔过广增辟新路者,日晖港及大木桥路之间,即其例也。龙华港附近,则因有设置木业区域之议,故新开之道路较多,使与内部有充分之联络,并自北票基地起,沿浦向南筑一三十公尺宽之道路,使运输得有相当之便利,以促进木业之发展。此外大都就旧有道路加以整理,不复赘述。[20]
1935年1月,上海市政当局决定在环城、西门至龙华、西门至高昌庙三线的基础上,再增开二线,定名为四路及五路。第四路公共汽车路线,定为自打浦桥起,经制造局路、湖南会馆、陆家浜路,转入里马路,至东门路为终站。第五路自南市湖南会馆起,经斜桥、西门,经肇嘉浜路穿城过,而达东门路。“届时沪西居民欲赴沪南者,可不经过租界,而可直达云。”[21]
下水管道系统是城市的地下动脉,随着市政建设的展开,打浦桥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地下管网,以利排水。因为用明沟排水,若排泄不畅,则污秽之物淤塞,蚊虫滋生,产生公共卫生问题。1935年,上海特别市工务局在调查时就发现“本市沪南西区各路沟渠,除陆家浜路及蒲肇路等处,已先后排筑总沟外,其日晖港以东各路,素赖明沟出水,每当夏秋之交,低洼处所污水停潴,不易宣泄,直接影响市民公共卫生,间接实足以为害路面”[22]。于是,工务局呈准市政府在“斜土路(自制造局路至小木桥路)、制造局路(自斜桥至龙华路)、打浦路(自斜土路至斜徐路)、局门路(自斜徐路至斜土路)等处,排设总沟”。工竣之后,既整饬了市容,同时也使沿路民房受其利。此后,工务局还周知沿街民众,“因无总沟设备致苦出水无法解决者,均可向中华路市工务局道路工程管理处声请照章贴费接沟,裨益公众卫生,实非浅鲜也”[23]。打浦桥地区的公共设施也有了一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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