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20，江南制造总局门

制造局路，顾名思义，是因江南制造局之故而为道路命名的。江南制造局是洋务运动举办最早的新式机器制造工厂，由曾国藩发起创办，容闳到美国订购了新型母机运回上海，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于虹口开办。两年之后，制造局生产弹药的规模日益扩大，虹口港的地理条件渐渐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军火和舰船生产要求，且虹口地区华洋杂处，易引起中外纠纷^[38]，所以江南制造局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夏天搬至了城南高昌庙镇，高昌庙所在江面辽阔，地域宽广，十分适于造厂之用。（图2—20）“分建各厂曰机器厂，其楼上曰洋枪楼、曰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库房煤栈。其管理各所曰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又建中外工匠住居之室，继建轮船厂、筑船坞。七年设翻译馆，八年增汽锤厂，令建枪厂移城内，广方言馆于局。十三年立操炮学堂，又在龙华寺镇购地，设黑药厂。光绪元年设厂于龙华镇，二年建火药库于松江城内，四年改汽锤厂……”^[39]从魏允恭所编《江南制造局记》中的记载可知，江南制造局搬至高昌庙后，其机构完备，工人众多，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重要的军工基地。1872年，上海英国领事就称江南制造局“约有1 300名中国工人”，1890年以后，工人增加至近3 000人。^[40]如此之大的人员规模，必定可带动高昌庙、龙华一带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交通需求。（图2—21、图2—22）

图2—21，《江南制造局记》图影（1）

图2—22，《江南制造局记》图影（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局附近的各条马路便应这种需求逐步筑成。制造局路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提上筑路议程，而聂仲芳是影响此路建成的关键人物。聂仲芳其人，于1882年被两江总督左宗棠起用，担任江南制造局襄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他任职8年期间，励精图治，颇有功绩，制造局成了工人最多的工厂，附设广方言馆，学子盈千，加以局中职员合而计之，最多时达数万人。但是制造局附近的交通状况远不能支撑制造局的弹药材料运输及人员往来，针对此种交通不便之局面，聂仲芳精心谋划，计划筑一条干路，从高昌庙直通至法租界。议既定，觉得工程浩大，他就召驻防上海的炮队营统领杨金龙，拟以兵代工，局中亦令拨一部分工人协助，并规划这路两旁种植杨柳。^[41]由此，制造局路这条连接高昌庙制造局与法租界徐家汇路一带的重要干道加入了上海的城市道路系统，也开了中国兵工筑路之先河，而后制造局路的修复拓宽工程，也大部分由兵工进行。

及至制造局路建成以来，由于周围不断发展，其不断在翻修拓宽。1915年，高昌庙一带市面繁盛，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华商电车公司感到此地已有开通电车路线之需求，便请求拓宽制造局路以方便铺设电车轨道。^[42]同年，上海郑镇守使考虑到制造局路负有运输江南制造局的子弹、火药、材料之职责，“未便任其坍损，特敕驻局第十三团及驻龙华之第六团周龚两团长抽拨所部工程队各一队从事修理，将该路加高 放阔”^[43]。(www.daowen.com)

1919—1921年，制造局路一带已经“人烟稠密，而居者不下千人，工厂学堂东西林立，居户行号鳞次栉比”^[44]，进行了又一次迁坟拓宽。至1927年，上海市工务局对制造局路进行了一番测量与考察，认为“现当建设时代，路政是为首冲”，而制造局路自斜桥直达龙华，是中西人士服务于龙华与高昌庙者往来办公的必经之路，“为通上海兵工厂之要道，路之北端沿河南岸有一马路通今市政府及财政局，北岸属法新租界，其东则为通电车之方斜路及已填之陆家浜”^[45]，判断制造局路将来交通必定更加繁盛，所以招标将制造局路再一次进行拓宽翻新。（图2—23）1935年，市工务局在制造局路进行了排筑沟渠之工程，到1936年，“沪南制造局路，自斜桥至徽宁路段，尚自去年十月间开浚沟渠工程竣事，至今已越三四月，路面迄今未修复。高低不平，崎岖难行，晴日则沙尘扑面，雨时则泥浆溅身”^[46]。所以又进行了翻修整理。来往人流货流的增加促使了制造局路的一次次拓 宽翻新，而制造局路的便利交通功能又进一步推动了徐家汇与龙华一带的经济发展，使 之成了沪南重要的工厂区。（图2—24、图2—25）

图2—23，清末的斜桥，选自《江南制造（总、分）局全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藏

水源充足、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劳动力丰富，为斜土路及制造局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持，这一地带最终成为沪南重要工业区域，更离不开江南制造局选址于高昌庙的带动作用。这两条路的筑成与沿线地带的发展状况，就是近代上海本土军事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尝试的一个缩影。

图2—24，《申报》1946年2月14日，第4版，记载徐家汇路、西藏南路，制造局路一带道路桥梁的整修

图2—25，《申报图画周刊》（1931年7月5日第58号）绘制的“大上海计划图”（部分），涉及沪南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