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嘉浜沿岸，支流蔓延，河流环绕，形成了一些村落，因河建桥，民居皆傍水而立。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家，或至数十家，所以，有以姓氏名其村宅者，如蔡家宅、费家宅、西费家宅，稍远处有顾家宅、陆家宅、李家宅、金家宅、刘家宅、杜家宅、褚家宅、杨家宅、盛家宅。^[44]这些姓氏的族人们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的目的、背景，迁居于此，生长兹土，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他们是打浦桥、罗家湾一带的原住户、老居民，主要姓氏有蔡、赵、范、曹、黄、吴、严、王等。

在传统时代，与百姓生计、村落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的还是水路河道。物品运送、商品流通，主要利用水上航路，依赖舟楫往来。临浦傍河，因水成衢，于是，设津渡、建桥梁。上海县城西南一带打浦桥附近，南部沿黄浦边，有草庵渡（在龙华渡东）、周家渡（草庵渡东）、高昌渡等，有几处官渡为明嘉靖时郑洛书任上海知县所设，以便于民之往来。^[45]另有陈泾庙亭、井亭等。境内河道纵横，穿梭往来，各种桥梁横跨其上，有木桥、石桥，形制各异。在津渡、桥梁的附近，便于形成贸易集市。五里桥、斜桥、打浦桥等，即因处水路要道，人员走集，而逐渐形成市集、村落。（图1—20）

五里桥，因距县城西水关五里，所筑之桥由此得名，为上海县城西去松江府的交通孔要。“（上海县城）西南为三里桥、五里桥、草堂桥，三桥明嘉靖间顾从礼建。”^[46]五里桥与三里桥、草堂桥，均建于明嘉靖年间，出资人就是顾从礼。五里桥后演变为一地名，多条河流横贯其间，附近成为一些物品的集散地。

图1—20，丽园路遗存的古井（摄于2008年9月4日）

斜桥，肇嘉浜东来，由西门入贯上海县城，河道转折处有一小桥，东南、西北向，因斜跨河上习称斜桥，南北往来，商贩集聚，在斜桥的周边设商铺、小摊，日渐成为西门外的一处水陆要津。斜桥，初为木桥，明万历年间朱家法改建成石桥，附近有井亭桥等，“斜桥，旧制木，明朱家法易石，裔孙国彩重修”^[47]。说到斜桥，与朱氏家族关系密切。朱家法的曾祖父朱曜、祖父朱豹、父亲朱察卿，均葬于斜桥，朱曜曾任清江提举，朱豹官至福州知府，朱家法自己后为工部员外郎。值得一提的是，朱豹与朱家法为祖孙进士，分别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明代，上海斜桥的这一门朱姓，共出了3名进士，还有一位进士叫朱长世，乃朱豹曾孙，明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朱家后代又多次捐资重修斜桥。位于今打浦桥丽园路一带区域，是朱氏家族活动的一个区域。1969年，丽园路发现朱察卿家族墓，遭破坏，后由街道追回铜镜、木梳妆盒、金银饰品、折扇、木梳、印章、木买地券等文物100多件。^[48]其中有2方木买地券保存较好，分别为朱察卿母、继母买地券，出现“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五保城隍庙界肇嘉浜水北”及“本乡二十五保淡井庙界肇嘉浜水南”等字样。^[49]结合图片，部分文物介绍如下（图1—21、图1—22、图1—23、图1—24）：

图1—21，朱察卿家族墓出土文物：“朱氏子文”石章

图1—21，“朱氏子文”石章。边长1.8厘米、通高2.5厘米。1969年丽园路明代朱察卿家族墓出土。青田石。

图1—22，“朱察卿印”玉印

图1—22，“朱察卿印”玉印。边长2.1～2.15厘米、通高1.75厘米。1969年丽园路明代朱察卿家族墓出土。覆斗形。形制、印文风格仿汉代玉印。

图1—23，“朱察卿印”铜印

图1—23，“朱察卿印”铜印。边长1.4厘米、通高1.5厘米。1969年丽园路明代朱察卿家族墓出土。印面方形，熊钮，铜质。

图1—24，金嵌宝镶玉蝴蝶簪

图1—24，金嵌宝镶玉蝴蝶簪。首宽5.1厘米。1969年丽园路明代朱察卿家族墓 出土。这是一件设计精巧、别具匠心的金镶玉发饰。^[50]

在1902年（壬寅年）《上海通商内外舆图》中，注明沿着城西，通往徐家汇，有“斜桥”等。望道港东边，依次有陈家港、陆家浜等。陆家浜在南城外，东起南仓渡，西接肇嘉浜。（图1—25）

图1—25，1902年（壬寅年）《上海通商内外舆图》，标示斜桥等地名

图1—26，这一带的庭园建筑，选自《江南制造总（分）局全图》

这里的一些市集、村落，有的因周边庙宇而兴，如高昌庙原在上海县城南门外、黄浦之滨，据明万历《上海县志》记载：“有新、旧两所，新在城南陈家桥，旧在新庙南二里，皆滨浦。”^[51]明时为朱、陈、张三姓乐助。清雍正间，曹炳曾重修。庙宇周边虽有一定的人员聚集，但流动性较强，所以长期以来并未形成镇市。（图1—26）

自斜土路至斜徐路的日晖港两侧，跨日晖港有外日晖桥，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改建为木桥。^[52]清末形成里日晖桥市、外日晖桥市，分别距上海县城西南七里、九里，^[53]出现了柴草、砂石交易市场和商品集散点。

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打浦桥及其附近的桥梁，如三元桥、承恩桥、井亭桥等，周边虽也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市集，但长期以来这些市集始终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市镇，商贸活动也较为有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与这些市集的空间分布格局有关。这些市集距县城不远，其西、南两个方向较早就兴起了两个规模较大的市镇，那就是法华镇、龙华镇。法华镇，在上海县城的西面，距城西十余里外，此镇“在二十八保，去县西一十八里”^[54]，以法华寺而得名，清乾嘉年间崛起为上海县西一大镇，“去邑西十二里，陆路可通，为往来孔道，桑麻接壤，烟户万家，凡县之附郭者，宜以此为首”^[55]。南部有龙华镇，“在二十六保，县治西南十八里，以龙华古刹著名”^[56]。介于县城与法华、龙华等几个大镇之间的特殊地缘，加之多农田乡野，深深制约了打浦桥一带的市集发展。“沪邑西门外万生桥，当未经推广法租界以前，市廛并无今日之盛。唯西南一带人民，皆治农圃为生。”^[57]

到了近代，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打浦桥及周边地区才陆续发展起来。典型的如高昌庙，清同治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自虹口迁来，环周居民日增，商业发展，渐成高昌庙市，继而成镇。自江南制造局设立以来，这一带的景观逐渐发生变化。而肇嘉浜北岸，随着法租界的扩张，出现了近代街区。

【注释】

[1]〔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二，“支水”。

[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三，“会馆公所”。

[3]《明代未腐古尸在沪见天日》，《光明日报》1993年4月22日，第2版。

[4]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何继英主编： 《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此段文字及图由上海博物馆何继英研究员提供。

[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何继英主编： 《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5页。

[6]详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何继英主编： 《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此段文字及图1—4、1—5、1—6、1—7 由上海博物馆何继英研究员提供。

[7]〔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七，“冢墓”。

[8]〔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十五，“荐举”。

[9]〔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六”。

[10]〔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六”。

[11]时人唐时措撰《县志记》中云：“以华亭地大民众难理，命兮（析）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凡二十六保立县。”仆散翰文，字行之，元至元十九年知松江府，奏析华亭东北五乡为上海县，以府直隶中书行省。

[12]〔明〕 弘治《上海志》卷一，“城池”。

[13]〔清〕 乾隆《上海县志》卷六，“城池”。

[14]〔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九，“城池”。

[15]〔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九，“城池”。(www.daowen.com)

[16]〔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五，“城池”。

[17]〔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五，“城池”。

[18]〔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九，“官绩”。

[19]详见马学强： 《士绅与明代上海筑城》，《上海研究论丛》（第二十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

[20]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兵备副使、大名副使、浙江左参政、山西按察使等职，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等。

[21]〔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六”，有关于顾敏（字文敏）的记载。

[22]〔明〕 陆深： 《俨山集》卷六十三，《中顺大夫广南府知府顾公墓志铭》。

[23]〔清〕 同治《上海县志》卷十八，“人物一”。

[24]〔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六”。

[25]〔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六”。

[26]上海市卢湾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卢湾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980页。

[27]〔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十五，“荐举”。

[28]〔明〕 崇祯《松江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六”。

[29]〔清〕 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八，“第宅园林”。

[30]〔清〕 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八，“第宅园林”。

[31]〔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二，“诸水”。

[32]〔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二，“诸水”。

[33]〔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二，“诸水”。

[34]〔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二，“诸水”。

[35]〔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二，“诸水”。

[36]〔清〕 秦荣光： 《上海县竹枝词》，“水道十六”。

[37]〔清〕 秦荣光： 《上海县竹枝词》。

[38]〔清〕 康熙《上海县志》卷十一，“诸水”。

[39]〔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二，“支水”。有陈泾，“在蒲汇塘北，从刘泾桥进东北通肇嘉浜”。

[40]〔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三，“水利”。

[41]〔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二，“水利志”。

[42]〔清〕 曹一士： 《开肇嘉浜议》，嘉庆《上海县志》卷三，“水利”。

[43]〔清〕 唐锡瑞辑： 《二十六保志》卷四，“杂记”。

[44]借助明清时期的土地契约文书以及近代的道契档案，我们清晰地了解到明清时期这一带的保、图、圩与村落分布、土地权属、姓氏状况，还可以找到一个个充满江南乡土气息的老地名，法册道契中文里直接称为“土名”。

[45]〔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五，“津梁”。

[46]〔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六，“桥梁”。

[47]〔清〕 嘉庆《上海县志》卷六，“桥梁”。

[48]1969年丽园路朱察卿家族墓出土文物，参见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何继英主编： 《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49]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何继英主编： 《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1、82页。

[50]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何继英主编： 《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3页。此段文字及相关图片由上海博物馆何继英研究员提供。

[51]〔明〕 万历《上海县志》卷五，“寺观”。

[52]民国《上海县续志》卷四，“桥梁”。

[53]民国《上海县续志》卷一，“镇市”。

[54]〔清〕 乾隆十五年版《上海县志》卷一，“镇市”。

[55]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56]〔清〕 乾隆十五年版《上海县志》卷一，“镇市”。

[57]海上漱石生（孙玉生）： 《退醒庐余墨》，熊月之主编： 《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2）》，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