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浦路建筑工地发现的顾从礼之墓，墓主顾从礼来自明清时期上海的名门望族——顾氏家族，顾从礼也是参与明代嘉靖年间上海县城修筑的重要人物。

顾从礼，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字汝由，顾定芳之子。嘉靖巡视承天，以善书法被推荐，任中书舍人。“大学士夏公言荐修承天大志，称旨，授翰林典籍，历官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俸。”^[8]顾从礼还曾参与编纂《玉牒》，摹抄《永乐大典》等。

从京城致仕后，返回故里上海的顾从礼仍非常活跃，捐修儒学，置义田以助里役，济贫睦族。遇地方大饥，“出租三千斛，煮糜饲饥”^[9]。陆续修筑三里桥、五里桥、草堂桥等，还在上海县城内重修抚安桥。但他对上海影响最大的还是倡议兴筑县城，“上海困倭寇议城工，从礼先筑小南门以倡始”^[10]。

这还要回溯到上海立县。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以华亭县地大户多，民物繁庶难理为由，提议另置上海县。^[11]朝廷同意松江府的提议，准允划出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凡二十六保，分设上海县。二年后，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正式成立，上海县从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与华亭县并为松江府属县。元代上海立县后，并没有“城”。上海县初立，以旧榷场为县署，长期以来无城池可据，这在中国县治中也不多见。为什么没有筑城设防，明弘治《上海志》有这样一段解释：“上海以镇升县，故旧无城，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然无遗址可因，其势颇难，而议者又谓市虽逼浦，而素无草动之虞，在所不必作者，故屡谋而屡寝焉。”^[12]当地士绅屡有建城之议，却一直被以“无遗址可因”为借口，始终没有筑城之举。就这样，没有城墙的上海，过了二百多年。

海疆升平，县治濒浦近海，也无多大关系。但到了明代中叶，江南沿海地带已屡受海盗、倭寇骚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县治治所在4月至6月间，因无城池可据，以至接连遭受5次倭祸。面对倭祸，上海士绅迅速动员起来，潘、陆、顾、钱等当地大族纷纷出来，要求官府筑城，有一位叫潘荣云说：“邑以无城，群凶觊觑，民无固心，故受祸尤酷。”^[13]顾从礼更是写了一篇《奏请筑城疏略》，此摘引部分内容：

切照松江府上海县，黄浦环其东，吴淞绕其北，二水会合，东流入海，不过四五十里，实据东海上游，故曰上海。宋时，特为海舶所驻之地，故置市舶提举司。元朝禁网疎阔，江南数郡顽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满刺、交趾诸蕃，往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遂于至元二十九年开设县治，至今二百余年。原无城垣可守，……县门之外，不过一里即是黄浦，潮势极其迅急，寇贼最难防御，所以近来嘉靖戊子等年，屡屡被贼劫烧，杀伤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盖因贼自海入江，乘潮而来，乘潮而去，劫掠城市如取囊中，皆由无城可依之故也。^[14]

顾从礼的这篇奏疏，洋洋洒洒，向朝廷反映上海士绅要求筑城的迫切心情。他回顾了以前没有筑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则事出草创，库藏钱粮未多”；“一则彼时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贩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所以虽未设有城池，自然亦无他患。现在情况不同，“倭贼自海入江，乘潮而来，乘潮而去，劫掠城市如取囊中……杀伤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所有这些，“皆由无城可依之故也”。顾从礼他们明白保全了地方，也就是保全了自己的家族。

除了顾从礼等地方士绅的强烈呼吁外，这一时期各级地方官员也积极向朝廷要求筑城。这里，特别要提到时任松江知府的方廉。方廉，号双江，浙江新城（今富阳）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三十二年（1553年）任松江知府。为防倭寇骚扰，他也认为上海筑城再也不能耽搁了，“斯城不筑，是以民委之盗也”。他“从邑人顾从礼建议筑濬”^[15]，也附和顾从礼的筑城之议。不久，得到朝廷的准许，于是，官府、士绅合作，度定基址，抽调人员，旦暮督工，兴筑城垣。顾从礼先筑小南门以倡始，又发粟四千余石，募民筑城，计工给粟。城垒六十余丈，壕亦称是。官民联动，上下齐心，仅几个月，上海县城就修筑起来。（图1—8）

图1—8，上海县城墙

新筑的上海县城，位于松江府城东北九十里，城周围凡九里，高二丈四尺。陆门有六：东曰朝宗，南曰跨龙，西曰仪凤，北曰晏海，小东门曰宝带，小南门曰朝阳。水门三座，其东西的一座跨肇嘉浜；一座在小东门，跨方浜；^[16]还有一座在小南门，跨薛家浜。城四周设防，设敌楼、平台，建雉堞，“濠广六丈，深一丈七尺，周回潆绕，外通潮汐”^[17]。但那时是泥土版筑的，后来才陆续改为砖石。这一年是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此距元代上海建县已整整260年。（图1—9）次年正月，倭寇突攻上海，倭首萧显驾七艘大船率领数千名倭寇进犯，在打败黄浦江中的明水师后，直逼上海城下。上海县城新筑，时任海防佥事的董邦政昼夜督战，据城死守。倭寇气势汹汹，屡屡发起进攻。城东南一带战事尤为吃紧，数百倭人渡过护城河，幸亏董邦政率兵及时赶到，予以击破。董邦政后调用神枪手，以一当百，倭寇最终遁去。以上海新城坚固而莫能克。倭寇又沿黄浦攻府城，仍不得破。上海筑城的功效迅速得以发挥。（图1—10、图1—11）方廉也因功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18]顾从礼倡议筑城之举，功不可没。^[19]

顾从礼卒，葬于日赤港北大仓（今打浦路斜徐路），由王世贞撰铭。^[20]

图1—9，上海县城图，选自清同治《上海县志》卷首

图1—10，反映上海抗倭史迹的文献： 《长春园附集》封面

图1—11，《长春园附集》内容（选）

上海顾氏家族的历史很值得关注。顾氏家族自孙吴以来，历来兴盛不衰。从顾友实，到顾仲睦，再到顾文敏，数代传承。至顾仲睦，始迁徙上海。顾文敏之子顾英，曾任广南知府，“例得封典”。^[21]上海人陆深撰《中顺大夫广南府知府顾公墓志铭》，即陆深为顾英撰写，也涉及顾氏家族的一段家世（图1—12、图1—13、图1—14）：(www.daowen.com)

考讳文敏，号清隐，有隐德。妣陈氏。祖讳仲睦，祖妣沈氏。曾祖讳友实，曾祖妣邵氏。配徐安人，邑旧族，有贤行先公十三年卒。今卜以庚午十二月壬辰启，从公于肇溪南原合而大封焉。子四：长即澄，娶陆氏，孝友礼让以亢厥宗。次清，蚤卒。次云龙，娶姚氏，国子生谒选而卒。季渊，侧室张出也。女一，适张锡，王出也。^[22]

图1—12，陆深《俨山集》卷六十三，《中顺大夫广南府知 府顾公墓志铭》

图1—13，陆深《俨山集》卷六十三，《中顺大夫广南府知府顾公墓志铭》（续）

图1—14，陆深《俨山集》卷六十三，《中顺大夫广南府知府顾公墓志铭》（续）

顾英，字孟育，号草堂。明天顺三年（1459年)举人。授广西同知，当地有杨氏兄弟争产，各赂顾英百金，庭审时返赂训诲，使两人愧服。转任延安同知，遇兵荒，百姓多欠赋税，建议变通征收。当地饥荒，先开仓赈济，再向上司请罪。后改任广南知府，勤政为民，有政声。退归后，筑南溪草堂于肇嘉浜南（今南塘浜路一带）。“赋诗自娱。又出田十余顷为义庄，赡族。”^[23]在这一带设义庄，赡养族人。顾氏家族与南草堂、打浦桥渊源颇深。

顾英之孙叫顾定芳，也就是顾从礼的父亲。顾定芳，字世安，号东川，博学多识，明嘉靖时为太学生。精医，召为圣济殿御医。某日，嘉靖问用药之道，对曰：“用药如用人”；再问养生之道，“以清心寡欲对”，为帝所赞，“顾某非医也，儒之有用者”^[24]。官修职郎。致仕归乡。上海县令郑洛书廉正，去世后，家人无力归葬，“定芳从旧田市地以葬”^[25]，购地代葬。于邑里置学田百亩，赡养贫穷学生。侍奉父母，以孝著称。撰顾氏家训，尤关世教。^[26]

顾家人才辈出，顾从礼之弟顾从义，亦为名士。从义，字汝和，号砚山。“嘉靖庚戌诏选端行善书，时预选者六人，钦定为第一。”^[27]由上舍生选授中书舍人。明隆庆初参修国史，完成后，擢大理评事。性好石，得宣和紫玉泓砚，筑玉泓馆于南溪草堂旁，内有舒啸台、秋波亭、昙花庵、浴鹤溪等景。“手摹宋本淳化帖及法书名画、金石鼎彝。善绘事，工署书，尤为文徵仲、王元美父子所重。有《砚山山人诗稿》行世。”^[28]

明清当地文献中有关于顾家在肇嘉浜沿岸活动的一些记载。除了有族人墓地之设外，顾氏子姓广置田产，还有草堂等园林第宅之筑。幽静的南溪草堂，位于肇溪之南。清代有首竹枝词中写道：“顾氏南溪一草堂，玉泓馆筑草堂旁；至今子姓还居此，桥影人声对夕阳。”草堂即为顾英所构。顾英致仕归，筑南溪草堂，赋诗娱乐，悠然自得。张悦有诗云：思绪悠悠，其景其境，令人回味。顾英之后，草堂犹存。此后，顾英的元孙顾九锡重又修葺草堂。围绕南溪草堂，顾氏又陆续置田，“今子姓数十家居之”，旁有草堂桥。^[29]（图1—15）

一室幽然荫碧萝，半层东枕白鸥波。

窗涵水影摇书幌，门过潮声杂棹歌。

淇簟凉分秋气早，湘帘晴卷夕阳多。

不知何处知音客，长为携琴载酒过。^[30]

当然，在打浦桥一带，不止顾家，还有一些大族在这里置办族田义冢。

图1—15，清嘉庆《上海县志》所附“上海县全境图”，标注“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