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3年，俄罗斯恰好是野心勃勃、虔诚又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 of Russia）执政。在当时，法国的拿破仑已经崛起，整个欧洲都在想办法遏制这个新兴的主宰。不过，俄国仍然有工夫关注东方的情况。亚历山大一世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鲁缅采夫^[325]，他提出要送一个外交使团到中国去谈判，解决一系列的东方问题。那么，鲁缅采夫要解决的东方问题有哪些呢？

最重要的问题是贸易。当时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主要在俄国和蒙古边境的恰克图^[326]进行。恰克图虽然是边境小镇，却承担了中俄贸易的所有功能，也是俄罗斯帝国东方贸易的中心。

但对俄国人来说，恰克图有着无数的缺点，它地处内陆，运输不便。特别是在俄国人获得了哈萨克草原以及北美洲的阿拉斯加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只有一个恰克图口岸了。

他们希望至少能够为俄国再增加两个口岸，其中一个位于新疆，希望在布赫塔尔玛地区^[327]开辟一个新的口岸，接纳中亚的贸易。之前，清朝政府禁止新疆与俄罗斯直接贸易，但是允许哈萨克等与清朝有宗主关系的民族在边疆做生意，于是哈萨克人成了俄国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有些人大发其财。俄国自认为是哈萨克人的主子，希望改为由中俄直接贸易，绕开哈萨克人^[328]。

另一个口岸是海路的广州。此刻的广州对葡萄牙、英国等多个国家都已开放，但清政府依然遵循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口岸的原则，既然俄国有了北方的恰克图口岸，清朝的广州就对俄国人封闭了。清朝皇帝不明白，北方的俄国人为什么要绕远到南方的广州去做生意，他更不知道，自从俄国人占有了阿拉斯加和北方岛屿，就获得了无穷无尽的毛皮资源，通过海路运往广州进行贸易反而是更加便捷的方式。^[329]俄国人有千百个理由，但这对于不懂地理的清朝皇帝却是说不通的。

此外，中俄之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麻烦：边境问题。事实上，《尼布楚条约》已经将两者的边境划清了，不存在太多的模糊性，但俄罗斯人对此并不满意。加上清政府迁出人口的做法，让两国边界的中方一侧成了真空地带，俄罗斯认为在没有人居住的地区，所有权是有争议的。

俄国人最大的觊觎之处是黑龙江这条河流。黑龙江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随着俄国人对远东的开发，他们需要一条河流将内地与海洋连接起来，而黑龙江作为该区域最大的河流，是最适合航行的。

《尼布楚条约》中，将黑龙江流域都划归了清方，但清朝政府却并没有利用这条河流，反而将居民撤出，形成了政治空白区。俄国人由此下了赌注，强行说这是一片需要重新划分的领土，希望清政府同意以黑龙江为界重新划界，并允许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航行^[330]。

根据《尼布楚条约》，双方的划界是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附近起源的外兴安岭向东北方延伸，直达黑龙江入海口地区。黑龙江在外兴安岭以东，所以整个属于中国，不仅是河流本身，还包括它的流域所在^[331]。但俄罗斯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外兴安岭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山脉，在地图上极其不起眼，强行将这条小山脉组成的边界划成了有争议地区。

从客观上来说，黑龙江属于中国是毫无争议的。如果黑龙江属于中国，带来的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库页岛^[332]也必定属于中国。到了后来，由于清政府对西方战败，俄国才成功地将黑龙江以北拿走，更甚者又向南沿乌苏里江拿走了大片土地和库页岛，并将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变成了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除了与战败有关，也和清朝早期的糊涂政策有很大关系。

根据鲁缅采夫的命令，使团的最主要使命有三条：1.广州通商；2.新疆通商；3.东北边界问题。^[333]

在这三大问题中，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要将两国的交往集中在贸易领域，那么贸易的多元化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甚至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可以防止俄方对领土的觊觎。至于第三条则属于无理要求，但需要清政府正面回应，形成可以援引的先例，避免由于模糊性造成的后续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由于俄国与英国竞争阿富汗，俄国希望清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藏，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考察队；由于康熙时期的政策，俄国在北京有一个东正教会，每隔10年就有一次教士的调动，新任教士将随着使团前往，等等。

俄国人派出的使者叫戈洛夫金（Yury Golovkin），而清朝方面负责接待的，是驻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和阿尔达西^[334]，其中又以蕴端多尔济为主。

此时，中国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公元1796年（嘉庆元年），在位60年的乾隆帝终于退位了，让给了他的儿子嘉庆帝。1799年（嘉庆四年），乾隆帝去世，嘉庆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老人不可能在坟墓中再干涉他了。

但由于生活在乾隆帝的阴影下太久，嘉庆帝是个典型的守业型的皇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叛乱等问题。^[335]

守业，决定了嘉庆帝对外政策上的两方面特征：第一是不添事，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由于强调权威，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被更加凸显出来。他之前的几任皇帝不那么强调礼仪，允许变通，但到了嘉庆时期，皇帝对于礼仪的遵守到了痴迷的地步。

不巧的是，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帝与蕴端多尔济两人就形成了绝配，让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防御。

但对于戈洛夫金的访问本身，嘉庆帝又是感兴趣的。由于他每年都要举行生日大典，如果让俄国人出现在他的生日大典上，增加万国来朝的气氛，对于这位亲政不久的守成皇帝树立权威是有帮助的。

当清朝做出了愿意接纳的回应之后，俄国人开始耐心地准备起人选、礼物和行程。他们准备了太多的礼品，加上路途过于遥远，这一准备就是两年时间，公元1803年提出动议，直到1805年使团才成行。

既然俄中两国都有着良好的愿望，那么双方是否能把这良好的愿望转化成实际的友善呢？不要忘记，两者的根本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公元1805年9月，当“花枝招展”的戈洛夫金带着242人的外交团队抵达蒙古^[336]与俄罗斯的边境时，首先吃了第一闷棍：中国方面拒绝他们入境，表示由于使团人数太多，必须缩减到100人以下方才接待。^[337]

原来，蕴端多尔济听说戈洛夫金来了200多人，不想准备这么多马匹。按照中国传统，使臣从进入边境开始，一切吃喝拉撒都必须由接待方负责，作为库伦地区的负责人和接待方，蕴端多尔济偷懒了。

但他并不会主动去做这个决定，由于皇帝事无巨细地要求他汇报情况，他在汇报中巧妙地加入了使团人数过多，是不是应该削减一下的询问，请皇帝定夺。皇帝果然立刻咬了线，拍板应该缩减人数。

皇帝定调后，接下来是理藩院的职责了。理藩院查了以前的旧档案，俄国人曾于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康熙十五、三十二、五十九年，雍正五年来朝。顺治朝和康熙朝三十二年档案不见人数记载，康熙十五年使团共由156人组成，五十九年有90多人，雍正五年数量相当大，曾经令其缩减，最后到京的只有120人。由此可见，俄国使团的人数从未超过200人，而此次已经超过240人，故必须缩减。^[338]

理藩院查证后，事情就传到了军机处。不过，军机处为了坚决贯彻皇帝的精神，不提康熙十五年有156人团的先例，而是一口咬定没有超过100人的先例，要求俄国使团必须把人数削减到100以下。^[339]

军机处是中央政府的代表，既然它已经下令缩减到100人以下，蕴端多尔济就有了执法的借口，如果俄国人不缩减规模，就拒绝入境。在之后的谈判中，他不断向皇帝汇报俄国使者不遵守规矩，如果不是皇帝想要让外国人在他生日上朝拜，这样的谈判就不应该进行下去了。

关于人数问题，双方又争执了很久。在经过权衡之后，戈洛夫金同意将人数缩减到130人，但蕴端多尔济却强行要求对方缩减到70人方才准予入境。北京的军机处也在继续制造障碍，由于获得了蕴端多尔济的信号，他们决定将使团人数控制在40人以内。从不超过200人，到不超过100人，到70人，再到40人，可见一个集权官僚系统在宁左勿右的指引下层层加码的水平。

谁也不敢质疑一下，40人已经太低了，如果只有这一点儿人，使团很难完成正常的出使任务。这时就该由皇帝最后拍板了，他亲自指出，40人是不现实的，决定将额度恢复到100人，众人连忙欢呼皇上英明。^[340]

但这仍然不是争议的结束，双方为了人数问题又扯皮了两个月，才最终确定人数为124人，再次上报后，嘉庆皇帝又一次仁慈地同意了。^[341]

年底，威风凛凛的戈洛夫金终于跨过了国界，进入了中国境内。第二年的1月2日，他抵达库伦。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他兴致勃勃地盘算着如何到北京与皇帝谈判。但就在这时，第二记闷棍来了。

1月4日，蕴端多尔济等人在库伦宴请戈洛夫金，当他们进入庭院准备吃饭时，蕴端多尔济突然带着戈洛夫金到了一个香案跟前，要求戈洛夫金对着香案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戈洛夫金没有料到这个礼节，拒绝行礼。双方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争执，最后不欢而散，宴会也没有举行成功^[342]。

戈洛夫金一定认为是蕴端多尔济捣了鬼，从中作梗不让他顺利前往北京，但实际上，这道命令的确是皇帝所下。皇帝给蕴端多尔济下了圣旨，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343]

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尊严没有信心。在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容忍了。

但嘉庆帝刚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人们都知道和珅的下场。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嘉庆帝更加在乎礼节，谁也不敢变通。胆小的蕴端多尔济也让事情更加复杂化，他奉行的原则是：紧紧跟随皇帝的指示，不做任何变通，以免引起麻烦。这几件事情叠加起来，就成了戈洛夫金的噩梦。

戈洛夫金以为经过一段时间争执，必将找到一个顾全双方颜面的办法，或者嘉庆皇帝最终会宽容地对待他们。不想，嘉庆帝本人是同意蕴端多尔济的看法的，表示如果使臣不叩头，就直接遣返回去。

得到了指令的蕴端多尔济再也不犹豫，在俄国使团逗留了一个月之后，令他们离境。于是，戈洛夫金满怀着为国立功的豪迈，却无处施展，连北京都没有到就灰溜溜回了国。他带的贵重礼物不仅送不出去，反而由于笨重连拿回去都困难。这个使团成了出使中国最窝囊的使团^[344]。

在整个事件中，除看到礼仪之争外，还要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对俄国使团其实是很重视的，为了迎接这个使团，皇帝与大臣之间的通信来回折腾了十几次，还动用了理藩院、军机处等机构。不仅如此，皇帝还给所有位于使者道路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察哈尔等）都打了招呼，一一指导他们怎么对付这些路过的外国人^[345]。

为一个使团动用如此众多的官僚力量，的确是得不偿失，但这就是明清时期皇帝对使团的本质：接见使者绝对是赔本买卖，但为了皇家的威仪，接见使者是必需的。只是这个俄国使者太不懂事了，因此赶回去予以惩戒。

但惩戒过后，皇帝又有些意犹未尽，毕竟这些黄发、高鼻子的外国人无法出现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了。于是，他又下令，等下一次使者再来时，降低他们的礼遇等级，不再给他们赐宴，但也不用他们叩头了。

嘉庆皇帝在盼着俄国人还会回来，但俄国人却并不接招了。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接，而是拿破仑在欧洲引起的破坏终于波及俄国，他们应对拿破仑已经精疲力竭，没有精力再派使团到中国了。

但俄国人对中国的愤恨一直保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意识到，与这个老大帝国谈判，不管是合理的要求还是不合理的要求，几乎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于是，到了公元1840年中英战争之后，他们终于抓住了机会，连哄带骗地将黑龙江以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都拿走了。^[346]清朝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付账，也是为自己的傲慢买单，它虽然是受害者，但在国际上却没有引起丝毫的同情。当然，通过武力打开国门之后，外国使臣也不再对着皇帝三跪九叩，只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夜郎自大的例子加以引用。

注释

[1]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考《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2]参考《利玛窦书信集》《利玛窦中国札记》。

[3]本书作者曾经去果阿参观过，对沙勿略的事迹记忆犹新，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4]上川岛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西南部的南海中，在历史上，曾经是重要的中外贸易地点。

[5]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138页。

[6]即今泰国。

[7]《明史·暹罗传》记载，沙勿略死后的第二年（嘉靖三十二年），暹罗国进贡白象，由于大象死在了路上，使者只好把象牙用黄金包裹，和尾巴一起进贡。沙勿略要加入的应当是这个使团。

[8]参考《明史·穆宗纪》。

[9]参考《明史·鞑靼传》。

[10]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1]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9—146页。

[12]根据《明史·黄应甲传》推算。

[13]陈瑞事亦见《明史·黄应甲传》。

[14]参考《明史·郭应聘传》。

[15]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7—156页。

[16]《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改革述评见《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7]至今利玛窦建立仙花寺的地点仍然可以在肇庆找到。

[18]肇庆府属于岭西道，岭西道属于广东布政司。

[19]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7—219页。

[20]《明史》中吴文华有专传，吴善和刘继文只能得知其职务。

[21]《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卷第一章。刘继文驱逐传教士时试图给他们一笔钱作为补偿，利玛窦没有接受这笔钱，这样的做法让廉洁的刘继文吃惊，于是将驱逐改为离开肇庆，到辖区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居住，利玛窦选择了韶州。

[22]名汝夔，太素是他的字。

[23]《明史·瞿景淳传》并未记载瞿太素，其原因可能在于他已经被逐出家门了。

[24]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2—274页。

[25]《明史·日本传》。

[26]徐大任曾在广东任职广东兵备道。

[27]乐安国1451年（景泰二年）封，建安国1481年（成化十七年）封。利玛窦时期的两王分别是第四代和第五代。见《明史·诸王世表第三》。

[28]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9—327页。

[29]参考《明史·徐光启传》。

[30]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22—427页。

[31]参见《马可波罗行纪》。

[32]至今巴布尔的墓葬仍然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本书作者曾经去拜访过他最后的栖身之所。

[33]参考《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34]参见［法］阿德尔、［法］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5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6—257页。

[35]参考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

[36]位于现代巴基斯坦。

[37]鄂本笃事迹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第十一到十三章。同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第六章第二十六节。

[38]乌兹别克人的情况见下一章。

[39]即今帕米尔高原。

[40]鄂本笃称之为Sarcol，或者Sarcil。

[41]另两座是公格尔峰和公格尔九别峰。

[42]按照书中的说法，鄂本笃启程于这一年的1月6日，到达喀什是11月，但这和书中所说的时间无法对上。比如，他在喀布尔就等候了8个月，再加上路上行程显然不对。本书只说他到达喀什的日期，不提他出发日期，就在于原书日期有问题。

[43]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44]这样的体系还引起了数次战争，因为日本非常喜欢朝贡，明政府限制日本十年朝贡一次，导致日本人对华商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得不进行海盗行为，造成了倭寇的泛滥。而瓦剌人对朝贡体系的不满导致了土木堡之变，见《明史》相关传记。

[45]参见［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5—219页。

[46]至今，鄂本笃的墓仍然在嘉峪关的沙漠之中。

[47]见《明史·外国传》相关传记。

[48]参考［英］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二章。

[49]现代土耳其的首都。

[50]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虽然西方传说巴耶济德遭际的悲惨，但帖木儿对他却是优待的。不过他仍然于被俘几个月后死亡。

[51]参考《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三章。

[52]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萨布兹。

[53]属于察合台家族。

[54]参见《草原帝国》，第515—518页。

[55]参考《草原帝国》引《帖木儿武功记》。

[56]帖木儿不止在印度杀俘，事实上他在许多次战役中都有杀俘行为，参见《中亚文明史》《草原帝国》等。印度德里苏丹国的情况见《印度，漂浮的次大陆》。

[57]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0页。

[58]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59页。

[59]现在翻译为埃尔津詹。

[60]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0—124页。

[61]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5—134页。

[62]参考《明史·西域传·撒马尔罕》。

[63]参考《明史·西域传·哈烈》。

[64]德国人Johanan Schitbargar游记，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卷2。

[65]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2—167页。

[66]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

[67]参考《明史·撒马尔罕传》。

[68]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69页。讹答剌即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

[69]参见［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8—187页。

[70]参考《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71]参考《明史·撒马尔罕传》。

[72]即今阿富汗北部。

[73]参考《明史·哈烈传》。

[74]参见《明史》中的外国传和西域传诸国。

[75]参考《明史·朝鲜传》。

[76]即今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77]参考《明史·安南传》。

[78]参考《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

[79]《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其地广袤千里，去甘肃一千五百里，东抵罕东，西距天可里，北迩瓜沙洲，南界土番。

[80]参考《明史·安南传》。

[81]参考《明史·鞑靼传》。明成祖以燕王扫北闻名。

[82]明朝称为哈烈。

[83]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0—575页。

[84]参考《明史·西域传》。

[85]参考《明史·哈烈传》。

[86]信的全文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各遂其生。朕统御天下，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屡尝遣使谕尔。尔能虔修职贡，抚辑人民，安于西徼，朕甚嘉之。比闻尔与从子哈里构兵相仇，朕为恻然。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制外侮。亲者尚尔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宜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

[87]根据王继光的考证，九人为：李达，职业外交家，长时间活跃于西域；杨忠，出使过别失八里；李贵，屡次出使西域；哈蓝伯，《明史》作“金哈蓝伯”；帖木儿不花，出使过别失八里、火州、柳城；马哈木火者，哈密卫指挥使；哈三；李暹，户部主事；陈诚。见《西域行程记》前言。

[88]《明史》西域诸国传中多次提到这个使团。

[89]参考《西域行程记》。

[90]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

[91]即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附近。

[92]参考《西域番国志·送陈员外使西域记》。

[93]本表根据《西域番国志》整理。

[94]即今阿富汗城市赫拉特。

[95]参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

[96]参考《明史·哈烈传》。

[97]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0—575页。

[98]《明史》记载为九次，《明实录》为十次。

[99]见《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100]这也是陈诚第四次出访中亚。

[101]即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故城。

[102]即今酒泉。

[103]根据《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这批使团来自几个地方，人数分别为200人、150人、60人、50人、50人。盖耶速丁所属的三王子可以派出150人。

[104]即今甘肃张掖。

[105]事实上，明朝晚期，从另一个方向——海路已经有了外国人的身影，比如利玛窦，但在陆路依然是禁止的。

[106]参考《西域番国志》。

[107]巨港原称旧港，明朝时此处建有旧港宣慰司。

[108]见《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相关章节。

[109]根据《东南亚华人史》第四章，更是认为早在此200年前华人就已经移民三佛齐。

[110]《瀛涯胜览·旧港国》记载了施进卿和陈祖义。

[111]《明史·三佛齐传》记载了梁道明和另一个叫作郑伯可的人。

[112]参考《明史·三佛齐传》。

[113]根据《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综合。

[114]参考《明史·三佛齐传》。

[115]不征之国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印度的朱罗，Chola）、爪哇、湓亨（彭亨）、白花（即花面国）、三佛齐、浡泥，见《东南亚华人史》第四章。

[116]琐里、柯枝、古里位于印度。

[117]孙铉在历史中只出现了一次，可能是尹庆使团成员，也可能是单独出使，时间不晚于永乐三年。（《明史·三佛齐传》）

[118]参考《明成祖实录》卷四八。

[119]根据《明史》各海外传记整理。

[120]根据南山三峰塔寺《天妃灵应之记》碑文、《明史》、《明实录》制表，参考《中西交通史》考证。

[121]见《中西交通史》第三篇第十三章第二节考证。

[122]船只数目根据《瀛涯胜览》，余根据《明史·郑和传》。

[123]参考《明史·郑和传》。

[124]即今苏门答腊岛东北岸阿鲁港。

[125]即今马六甲。

[126]即今印度西海岸的奎隆。

[127]即今印度卡利卡特。

[128]《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五年他来朝谢罪，可能是跟随郑和舰队到中国的，谢罪的内容，可能是针对郑和使团。

[129]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七一。

[130]之所以认为是回程，在于《明成祖实录》卷五六中，提到永乐四年七月陈祖义进贡，郑和是永乐三年出发，永乐五年回，显然，陈祖义事件发生于永乐五年回程时。

[131]根据《明史》与《瀛涯胜览》。

[132]参考《明史·三佛齐传》。

[133]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一一六。

[134]该事件同样记载于《明史·郑和传》，可与《明实录》相对照。按，锡兰山王最后没有被杀，而是送回了国内。

[135]《明史·郑和传》：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136]参考《明史·苏门答剌传》。

[137]参考《瀛涯胜览》。

[138]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一八六。

[139]参考《明史·郑和传》。现代人分析资料见《中西交通史》第三篇第十三章第三节。

[140]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

[141]参考《中西交通史》第三篇第十三章第四节。

[142]参考《明史·溜山传》。

[143]见《伊本·白图泰游记》。

[144]参考《明史·忽鲁谟斯传》。

[145]见《明史》各自本传。

[146]参见本书作者所著《穿越非洲两百年》。

[147]《明史》中称为阿丹。

[148]参考《明成祖实录》卷一一九、一二零。

[149]《殊域周咨录》引刘大夏的话。

[150]本表原见于中华书局本《西洋番国志》附录三，本书对今地名一栏做了一定的修改。

[151]参考《殊域周咨录·浡泥》。

[152]这个故事同见《明史·浡泥传》，但可能是根据《殊域周咨录》摘抄的。(www.daowen.com)

[153]参考《明史·浡泥传》。

[154]参考《明史·满剌加传》。

[155]参考《殊域周咨录·苏禄国》。

[156]参考《明史·苏禄传》。

[157]关于倭寇的叙述见下一章。

[158]现存针经有两份，叫作《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见中华书局《两种海道针经》。

[159]即葡萄牙人，“佛郎机”是“法兰克”的中文对音，不是“法兰西”。

[160]即今南非莫塞尔湾。

[161]参考［英］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第四章。

[162]参考本书作者所著《穿越非洲两百年》。

[163]卡斯蒂利亚王国是现代西班牙的一部分。

[164]热那亚位于意大利。

[165]参考《奥斯曼帝国1299—1923》第三章。

[166]参考［法］阿德尔、［法］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第236—257页。

[167]参考［法］阿德尔、［法］哈比卜主编，蓝琪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第189—211页。

[168]明王朝的做法见本书的下文。

[169]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三千佛塔烟云下》第十六章。

[170]即今泰国清盛。

[171]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三千佛塔烟云下》第十五章。

[172]参考［英］托比·格林《一把贝壳：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西非的金钱与权力》。

[173]参考［法］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蔡华译校：《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91—411页。

[174]即东印度群岛，欧洲国家对东南亚盛产香料的岛屿的泛称。

[175]参考［美］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三章。

[176]本表根据《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殊域周咨录》整理而成。

[177]参考［葡萄牙］若昂·德·巴罗斯《亚洲》第三卷书，卷一，第八章。

[178]参考皮列士《东方志》，转引自《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

[179]参考《明史·武宗纪》。

[180]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81]若昂·德·巴罗斯《亚洲》认为是三封，但这里采取了《广州葡囚书简》的说法，至于《亚洲》所说的第三封（广州官员的信），在下文也会出现。

[182]参考《广州葡囚书简》。

[183]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84]参考《广州葡囚书简》。

[185]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86]参考［葡萄牙］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六，第二章。

[187]参考《殊域周咨录》。

[188]参考［葡萄牙］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六，第一章。

[189]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90]参考《殊域周咨录》。

[191]参考《明史·佛朗机传》。

[192]参考［葡萄牙］巴洛斯《亚洲》第三卷书，卷六，第五章。

[193]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94]葡萄牙人记载两艘船的船长分别是迪奥戈·德·梅洛和伯德罗·奥蒙。

[195]《克利斯多弗·艾维拉的信（广东，1524）》，出自《广州葡囚书简》。

[196]《克利斯多弗·艾维拉的信（广东，1524）》第二一、二二、二三节，出自《广州葡囚书简》。

[197]《克利斯多弗·艾维拉的信（广东，1524）》第二五节，出自《广州葡囚书简》。

[198]参考《明史·佛郎机传》。

[199]澳门同属于香山县管辖。关于香山澳到濠镜澳的迁移，具体的讨论可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小节。

[200]据《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

[201]日本有十年一次的进贡额，但对日本的贸易需求来说是杯水车薪。见本书作者所著《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202]关于朱纨事件的中国记载，参考《明史·朱纨传》《明史·日本传》《明史·佛郎机传》。

[203]根据《明史·朱纨传》确定李光头的名字。

[204]葡萄牙人称之为大队长Luthissi，根据《明史·朱纨传》确定他的汉文名字叫卢镗。

[205]克路士《中国志》第二十四章记载，是四个马六甲王，而根据《明世宗实录·二十八年七月》记载，是三个佛郎机国王。

[206]参考《中国志》第二十五章。

[207]《明史》本传：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208]参考《中国志》第二十六章。

[209]参考伯来拉《中国报道》。

[210]准确地说，《中华大帝国史》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西班牙人拉达的出使记录（在本书后文还会谈到），一是克路士的《中国志》，而克路士的《中国志》又参考了伯来拉的《中国报道》。

[211]也有可能从江西进入湖南，经过灵渠转漓江。

[212]据《中国志》和《中国报道》。

[213]如朱纨时期，月港就是海盗和倭寇的双重营地，见《明史·佛朗机传》。

[214]关于隆庆开关税收的更详细讨论，见《晚明大变局》第一章第五节第四小节。

[215]参考拉达《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以及《中华大帝国史》第二部第一卷《福建行纪》。

[216]当时称为中左所。

[217]参考《出使福建记》。

[218]参考［英］傅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引自洛阿卡《实录》。

[219]参考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二部第二卷《奥法罗中国行纪》。

[220]即今泰国南部的北大年。

[221]参考《东西洋考》，引《广东通志》，这一年为万历二十九年。

[222]参考《明史·和兰传》。

[223]参考《明史·意大里亚传》，万历四十四年。

[224]根据《明史·意大里亚传》。

[225]参考《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第二章。

[226]《明史》也承认有传教士变更姓名重入南京，官府就没有办法了。

[227]参考［萄］曾德昭《大中国志》第二部第九、十、十一、十二章。

[228]参考《明史·徐光启传》。

[229]参考《明史·意大里亚传》。

[230]以下部分参考《中西交通史》相关章节。

[231]也有少数人可以冲破这个限制，比如郑和舰队就到达过东非，而蒙元时期也有人到过欧洲，所以欧洲和非洲偶尔也超出传闻范围，进入活动范围。

[232]根据《职方外纪》总结。

[233]根据《坤舆图说》总结。

[234]参考《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

[235]王太后致信教皇之事，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编第六章二十七节，此节又引自《东方杂志》第八卷五号。

[236]见《南明史》各帝本纪。

[237]《东方之旅》记载，1642年，为了抵抗李自成，明朝军队扒开黄河导致开封成为废墟，传教士费乐德死于水灾。1644年，山西蒲州的传教士万密克被当成皇室后裔死于乱兵。1647年，清军攻占南昌时，传教士谢贵禄和梅高被杀害。

[238]参考［西班牙］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第十三章。

[239]参考［西班牙］帕莱福等《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二十三章。

[240]荷兰在台总督揆一《被遗误的台湾》，转引自［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十六章注。

[241]参考［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十六章。

[242]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四章第二节。

[243]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四章第三、四节。

[244]《崇祯长编》记有对12名西人的请恤疏，余见《中西交通史》第四篇第四章第五节分析。

[245]参考［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二十三章。

[246]参考［西班牙］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第二十三、二十四章。

[247]以下三则均参考卫匡国所撰《鞑靼战纪》。

[248]参考卫匡国所撰《鞑靼战纪》，以及《清史》本传。

[249]参考《清史稿·尚可喜传》。

[250]本段内容根据《东方之旅》第三章改编。

[251]关于张献忠的杀戮情况，《鞑靼战纪》用了大量的篇幅进行描写，依据的材料就来自两位传教士的记载。

[252]参考《清史·汤若望传》。

[253]参考《清史·杨光先传》。

[254]参考鲁日满所撰《鞑靼中国史》。

[255]《鞑靼中国史》记载是预测金星的晦暗。

[256]参考《清史·汤若望传》。

[257]参考鲁日满所撰《鞑靼中国史》第三章。

[258]根据《鞑靼中国史》。另根据《清史·汤若望传》，7人是：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他们的刑罚是凌迟处死。除此之外，还有5人被判斩首：故监官子刘必远、贾文郁、宋可成子哲、李祖白子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但在执行时，杜如预、杨宏量由于勘定陵地有功，被免死改为流徙。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从凌迟改为斩首。至于原判斩首的5人没有再提及。如果他们也按原计划被斩首，则受难人数实际为10人。

[259]参考鲁日满所撰《鞑靼中国史》第三章。

[260]参考《东方之旅》《鞑靼中国史》。

[261]参考《清史·南怀仁传》。

[262]根据《东方之旅》整理。

[263]参考《东方之旅》。

[264]参考樊守义《身见录》。

[265]本表根据《身见录》进行整理。

[266]参考谢清高《海录》。

[267]即今梅州。

[268]根据谢清高《海录》整理。

[269]参考李汝珍《镜花缘》。

[270]参考本书作者所著《印度，漂浮的次大陆》第二十六、二十七章。

[271]参考《琉璃宫史》《三千佛塔烟云下》。

[272]参考《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第一部分第一章。

[273]参考本书作者所著《三千佛塔烟云下》第二十三章。

[274]《清史稿·邦交志二》记载了英吉利初到时双方的交往情况。

[275]这种说法见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276]《清史稿·邦交志七》记载为顺治十年。

[277]《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一章详细叙述了冲突的整个过程。

[278]《清史稿·邦交志二》提到此人是徽商汪圣仪。英国人则说是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员工，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一章。

[279]见《清史稿·邦交志二》，洪任辉和汪圣仪一同被判罪。

[280]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有一个常设馆叫钟表馆，所展出的钟表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皇帝从海外收到的礼物。

[281]参考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二章。

[282]这条路线主要是为东南亚国家设计的，见《明史》和《清史》的外国传。

[283]参考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三章到第十章。

[284]这次使团共产生了如下的记录：马戛尔尼本人写的私人日志、副使斯当东的谒见乾隆纪实、团队成员巴罗的中国行纪、基兰医生的医学和生化观察、狮子号大副安德逊的记载。

[285]参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一章。

[286]《尼布楚条约》签订于康熙二十八年，见《清史稿·邦交志一》。

[287]康熙时期，荷兰被当作入贡国对待，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磕头，但由于是入贡国，意味着只准进奉贡品，无权贸易。但到了乾隆初，荷兰已经获得了贸易权，见《清史稿·邦交志七》。

[288]参考《在大清帝国的航行·圆明园的宫殿》。

[289]参考《在大清帝国的航行·圆明园的宫殿》。

[290]有人认为，马戛尔尼由于随着许多人一起觐见，的确下跪了，但他们的记录故意模糊了自己的下跪，见《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三十七章。

[291]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见《清史稿·廓尔喀传》。

[292]参考《东华录》。

[293]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清代档案，见《清代档案史料汇编·乾隆朝·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

[294]参考［葡萄牙］巴洛斯、［西班牙］艾斯加兰蒂等所著《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

[295]参考斯当东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三章。

[296]参考《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一部分。

[297]医生日记见《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一部分附录。

[298]关于中国古代的医药知识，这里的评论均是马戛尔尼使团医生的结论，是否偏颇，还须读者自行判断。

[299]参考《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二部分《巴罗中国行纪》。

[300]使团画家叫亚历山大，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301]参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十四章。

[302]参考《小斯当东回忆录》第二十一章。

[303]参考《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二章。

[304]在本书的后节还会谈到这次出使。

[305]参考《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三章。

[306]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邸报，引自《清实录·嘉庆朝》卷三二〇。

[307]1816年10月8日，皇帝给两江总督的谕旨，见《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附录。

[308]阿美士德使团的清代档案见《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嘉庆朝·英使来聘案》。

[309]参考《小斯当东回忆录》第四十章。

[310]《清史稿·邦交志一》提到了这次出使，但语焉不详，要想考察此次事件，必须借助俄罗斯文献，主要参考资料是《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311]参考《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第二章。

[312]参考《草原帝国》第十二章。

[313]克里米亚汗国在公元1783年才最终灭亡。此外，西伯利亚汗国也是从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它灭亡于公元1598年，见下文。

[314]参考《俄罗斯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第二章。

[315]根据《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整理。

[316]参考《清史稿·邦交志一》。

[317]卫拉特在明时被称为瓦剌，清朝称卫拉特，后也称漠西蒙古。

[318]参考《明史·英宗纪》。

[319]参考《清史稿·籓部传一》。

[320]参考《清史稿·圣祖纪》。

[321]参见［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52—665页。

[322]占据了河中地区，首都在今中亚名城布哈拉。

[323]占据了花剌子模地区，首都在今乌尔根奇和希瓦附近。

[324]占据了费尔干纳谷地，首都在今浩罕。

[325]尼古拉·彼德罗维奇·鲁缅采夫，Nikolay Rumyantsev，1754—1826。

[326]位于蒙古国北部与俄罗斯接壤处。

[327]位于额尔齐斯河流域。

[328]鲁缅采夫1805年1月16日给沙皇的奏章，见《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53第三条。

[329]鲁缅采夫1803年不晚于2月13日的奏章已经提到了广州开市的情况，见《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1。

[330]戈洛夫金1805年5月10日给副外务大臣的报告，见《19世纪俄中关系》文献93。

[331]《清史稿·邦交志一》：一，循乌伦穆河相近格尔必齐河上游之石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讷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尽属俄。

[332]位于黑龙江口南方。

[333]参考《俄中关系》文献53。

[334]后来接替的是玉衡，再后来是福海。

[335]参考《清史稿·仁宗纪》。

[336]当时属于清朝。

[337]1805年9月25日，蕴端多尔济致信戈洛夫金，见《俄中关系》文献173。此前6月14日，已经提出过类似要求，见文献109。

[338]参考理藩院奏折见《俄中关系》文献103。

[339]军机处文见《俄中关系》文献102。

[340]参考《俄中关系》文献186、187、204、208。

[341]参考《俄中关系》文献218。

[342]戈洛夫金的说明，见《俄中关系》文献245。

[343]嘉庆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皇帝的诏书，见《俄中关系》文献218。

[344]蕴端多尔济要求使团返回，见《俄中关系》文献273。

[345]嘉庆皇帝的谕旨也都收入了《俄中关系》之中。

[346]参考《清史稿·邦交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