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一个孩子，他的经历代表了未来数十年中英关系的走向。他就是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乔治·斯当东爵士成名于印度。在印度人抗英的斗争中，西南部印度有一个国家叫作迈索尔（Mysore），如今著名的科技城市班加罗尔就位于当时的迈索尔境内。迈索尔的国王是一位虎将，名叫提普苏丹（Tipu Sultan，公元1750—1799），曾经是印度南部反抗英国的先锋和主将。英国人数次与提普苏丹讲和，但最终依靠武力将其战胜。斯当东爵士曾经组织过与提普苏丹的谈判，并以此成名。

后来，他参加了马戛尔尼的使团担任副使，把自己的儿子小斯当东也带来了。小斯当东当时只有12岁，在路上他不仅学会了中文，还担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抄写工作。虽然使团中的中国翻译可以直接写出汉文文书，但由于中国翻译害怕得罪皇帝，所以这些文书都会由小斯当东抄写一遍，让他们看不出字迹。

在觐见皇帝时，乾隆帝询问使团中的外国人有没有能讲中文的，他发现小斯当东可以讲点中文，很高兴，将一个荷包解下赐给了小斯当东。御赐荷包算不上华贵，黄色丝绸上绣着蓝色刺绣，还有几个鞑靼字，但这代表了一种荣誉。事实上，那时这个12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五种语言，分别是英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中文。^[301]

小斯当东随父亲回英国后，父亲又给他申请了一个驻广州的文书工作。公元1800年（嘉庆五年），小斯当东到达了广州。此刻恰好发生了英国水手打伤中国人的案件，英国人发现除雇佣华人翻译之外，最好需要一个英人翻译，才能更加代表英国人的利益。小斯当东恰好派上了用场，他很快成了英国人中的中国通，并翻译了《大清律例》，因为只有了解了对方的法律，才有可能在打交道时不吃亏。

除法律书之外，由于西方已经有了牛痘接种技术，小斯当东也将这类技术资料翻译成中文，帮助中国人对抗这种疾病。但在清朝灭亡之前，中国对牛痘种植一直不看重，导致小斯当东的努力没有太大效果。

由于英商只能同广东政府打交道，公元1809年（嘉庆十四年），小斯当东提议再组织一个使团，希望能与中央政府直接建立联系。他的提议受到了好评，但没有付诸实现。

在公元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之前，他一共到中国四次，并获得了两广总督松筠的友谊。松筠三次会见小斯当东，还有一次一起用餐。但松筠调回北京后，广东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302]

公元1816年，英国政府终于在小斯当东的呼吁下再次派出使团，使团的首席使臣叫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副使就是小斯当东。

这一次，他们仍然坐船来到了天津。接待使团的是天津兵备道张五纬和长芦盐政广惠，还有副将寅宾。

他们于7月28日在庙岛下锚，但经过长时间等待，到了8月9日才在塘沽登岸，进入北河。与马戛尔尼时代不同，此时的清帝国更加虚弱，其一个表征就是更要面子，于是华夷之间的礼仪冲突就成了绕不过去的坎。

8月13日，接待使团的钦差大臣工部尚书苏楞额召见了阿美士德，表示要求行三拜九叩大礼。

阿美士德坚持按照20年前马戛尔尼使团的做法来。双方于是对马戛尔尼当时的礼节产生了争执。清朝大臣坚持认为，马戛尔尼当初行了九叩大礼，英国人则根据马戛尔尼的记述，认为他只行了单膝下跪的礼节。

另一个问题更加棘手，苏楞额不仅要他对皇帝下跪，还必须对着皇帝的画像下跪。在双方正式会晤之前，阿美士德被带到皇帝画像前行礼。但他坚持，对画像连单膝下跪都不行，只能鞠躬。作为让步，清朝大臣磕多少个头，他就鞠多少躬。

意外的是，苏楞额不想找麻烦，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在一张没有生命的画像前，中国的朝廷大员们纷纷跪下磕了九个头，阿美士德鞠躬九次。^[303]

阿美士德小胜一场，暗自得意的他决定即便见了皇帝，也绝不下跪。这一方面是由于小斯当东的劝说，小斯当东认为，即便下跪也不会让中国皇帝更看得起他们，更不会提供更优惠的条件，反而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另一方面，在十几年前刚刚有俄国人因为下跪问题与清朝发生了争执^[304]，英国和俄国是大博弈时代的竞争对手，阿美士德认为俄国人不跪，英国人也绝对不会跪。

一路上，苏楞额、广惠两人还不断地引诱他们接受下跪的要求，因为如果不下跪，皇帝可能就不会接见。

8月20日，到了通州后，接待大臣换成了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和世泰，以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如果说之前的苏楞额和广惠是以温和的态度引诱英国人，那么和世泰和穆克登额则是以冷淡和威胁的方式要求英国人磕头。但英国人同样没有屈服，不过，从和世泰等人的态度判断，英国人是见不到皇帝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情节发展下去，那么，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因为不愿磕头而见不到中国皇帝的使团。事后，人们也常常认为阿美士德是因为磕头问题而出了岔子，但实际上，这个使团真正的毛病出在了另外的地方。

就在英国人都担心接见无望时，最强硬的和世泰却突然亲自拜访，告诉他们立刻去往北京参加觐见，于是，英国人又稀里糊涂地在夜间从通州被送到了北京。

8月28日，他们连夜赶路，在29日凌晨到达海淀，本来应该安排他们去一个叫作松筠的官员的府邸休息，但突然间，他们被告知皇帝要立刻接见他们。

原来，大臣与皇帝之间缺乏沟通，大臣不敢把英国人不想磕头的事情上报给皇帝，如果报告了，皇帝也就不见了。但另一方面，皇帝因为要离开北京去北方度假，想提前接见使臣。皇帝下了命令，大臣们只好照办，也不敢再提对方还没有答应磕头，只好赶快将阿美士德使团送往北京。至于其他的，只好看临场发挥了。

这本来是阿美士德捡了个便宜，不想阿美士德却并不领情。阿美士德对于提前接见没有准备，加之走了一夜，身体太狼狈，而送给皇帝的礼物却还没有送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不具备觐见的条件，请求将觐见改期。他指望着改期之后能够和皇帝好好谈一谈双方的关系，却并不知道皇帝根本就没有准备和他们谈，只是想赶快见一面就打发他们回去，自己好去北方度假。(www.daowen.com)

就这样，一方面，皇帝的仪仗都已经搭好，英国使臣都被送进了觐见等待厅，和满朝文武大臣们杂处一室；另一方面，使臣竟然不愿意见皇帝。大臣们轮番劝说使臣接受接见，但阿美士德就是不为所动。

使团的三把手亨利·埃利斯记录下了这令人惊叹的一幕^[305]。

首先是直接负责他们的大臣张五纬出面请阿美士德觐见，阿美士德以没有准备好为由拒绝了。张五纬不敢以这样的理由汇报，阿美士德只好改口说自己不舒服，张五纬不得不去汇报了。阿美士德周围围绕着大批清朝官员，好奇地看着这个外国人到底想干什么。

接着，张五纬请求阿美士德去和世泰的房间商量，阿美士德觉得自己还是装病更好，于是不进房间。

和世泰只好亲自前来劝说阿美士德，为了说动他，和世泰保证只要用英国礼节就可以了，不用下跪。阿美士德竟然还是拒绝了。

和世泰见文的不行，开始生拉硬拽，想把他拽到殿上，但没有成功。

和世泰最后的努力是劝说阿美士德进自己的房间去商量，但阿美士德只想回住处休息，不肯进去。在一番争执后，和世泰离开，向皇帝承认实情，于是皇帝永久地取消了觐见。

对英国人来说，清朝的大臣做事显得极为不确定，一会儿威胁不磕头见不到皇帝，一会儿又求着他去见皇帝，但只要理解了所有大臣都是围绕皇帝转的，这一切就都不难解释了。

那么，按照中央帝国的政治哲学，一路上使节和大臣们到底犯了多少错误呢？皇帝的一份文件揭示了问题的所在^[306]：最初苏楞额和广惠在天津会见使团，赐宴时，就必须让使臣磕头，只有磕了头，才准予进京，否则直接赶回去。但苏楞额和广惠却没有做到，还隐瞒了真相，这是一错。

到了通州，和世泰和穆克登额本应该让他们事先排练磕头，使臣没有答应，但他们并没有如实报告皇帝，让皇帝错误地下令让使臣进京，这是二错。

皇帝决定接见使臣时，和世泰和穆克登额终于将使臣还没有同意磕头的事告诉了皇帝，这时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皇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好问他们，他们回答，只要接见了，使臣应该会磕头，这是三错。

接见当天，皇帝已经上殿，只等使臣前来磕头，但和世泰第一次奏称，使臣不能快走，要等一下；第二次奏称，正使得了腹泻的毛病，需要稍微等一下；第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了，不能见了。皇帝下令让正使回去，只见副使，但和世泰第四次奏称，副使也病了。

这四次错误让皇帝感觉受了奇耻大辱，在清代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使团给皇帝造成了这么多难堪，这才取消了接见。

阿美士德离开后，皇帝得知使臣是连夜从通州赶来，甚至连朝服都没有拿到时，立刻原谅了使臣，更加怪罪和世泰，表示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必定会允许改期。既然使臣已经离开，不便叫回来，于是，皇帝下令一路上给予使臣良好的待遇^[307]。当然这种说法只是皇帝给了自己一个面子，否则即便使臣走了，他还是感觉下不来台。

回过头来说，即便阿美士德获得了接见，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们期待改善贸易，与中央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帝只不过是按照朝贡国来看待他们，让他们磕几个头，赏赐一些东西，再吃几顿饭，参观一下万寿山。他们的朝贡，除仰慕德化之外，其他的要求都是僭越的。^[308]

阿美士德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从陆路离开，坐船经过京杭大运河，最后到达广州。不过，马戛尔尼是坐船直接到达杭州之后，再沿钱塘江上行到浙江江西交界，走一段陆路，再进入赣江水系。阿美士德没有到杭州，而是从扬州进入长江后，顺着长江和鄱阳湖进入赣江，再翻越梅岭到广东境内。一路上，各地政府纷纷下令，不准人民与英国使节有任何的接触，特别是女性。英国使臣完全被隔绝在中国社会之外，这和当年马戛尔尼还可以与人民有一定的接触又形成了对比。

这次出使的经历，让小斯当东从一个中国爱好者转向了中立。回到英国后，他在国内当选议员。^[309]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又对中国怀有一定的感情，小斯当东的选择可谓时代的缩影。当英国商人将鸦片输入中国时，小斯当东明确反对鸦片贸易。英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使得英国当局在林则徐禁烟过程中采取了中立的立场，驻华商务总监义律甚至鼓励商人将鸦片上缴给广东政府，并许诺给商人以补偿。

当义律无法兑现许诺的补偿时，小斯当东又认为既然当初答应了，就不应该出尔反尔，他支持商人对英国政府的索赔要求。

但随后，广东政府不断施压，让除鸦片之外的正常贸易也接近中断时，小斯当东支持了英国的军事行动，从而利用炮舰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市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认定除了武力，已经无法在中国进行合法的贸易了，这也是他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总结。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除谴责英国人的侵略之外，更应该明白，在闭关锁国的政策下，即便没有公元1840年的战争，也会有其他的战争出现，并将中国的国门打开。因为世界已经发展到了全球贸易时代，这种贸易带着很多血色的成分，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免卷入其中，不是作为开拓者，就是被动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