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下令禁止与西方接触70年后，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一个特殊的使团再次来到中国，敲响了中国的大门。这个使团来自英国。

当中国人仍然不知情时，欧洲和亚洲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了最强大的国家。其次，在亚洲，葡萄牙也萎缩成微不足道的存在，它的殖民地大都消失了，印度被英国人占据，印度尼西亚群岛正在被荷兰人吞噬。西班牙虽然还占据菲律宾，但对局势的控制力也非常弱。

与此同时，亚洲的陆上国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在印度。英国和法国取代葡萄牙成为印度沿海的主要势力，最后英国又击败法国独占了印度。这时，原本统治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却处于衰落之中。

莫卧儿王朝本身就是一个帝国拼盘，在中央有一个皇帝，但在地方上，却有许多小的领主存在。随着莫卧儿皇室的衰落，这些小领主慢慢地脱离了中央，有的成了独立的小邦，有的则依附于英国人。久而久之，英国人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三大殖民地，分别是位于东北部的加尔各答、位于东部的马德拉斯（现在叫金奈），以及位于西部的孟买。

英国人以这三个殖民地为依托，逐渐联合其余小邦，压缩莫卧儿的领地。于是印度变成了一个混合体，有的部分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有的部分是依附于英国的各种小邦，而莫卧儿皇室则变得微不足道了。

直到公元1857年（咸丰七年），印度发生反英大起义，英国人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才最终灭亡了莫卧儿皇室，并成为印度毫无争议的霸主。^[270]也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人对亚洲才拥有了足够的优势，可以将亚洲的某些地区完全殖民地化。

在印度东面的缅甸，情况又有所不同，缅人的最后一个王朝贡榜王朝于公元1752年（乾隆十七年）建立。贡榜王朝是一个强大又自傲的王朝，虽然采用了不少西方的武器，也雇用了葡萄牙的士兵，政策上却一直是排外的。它不断地和邻居泰国发生冲突，甚至灭亡了泰国的阿瑜陀耶王朝。直到公元19世纪初，缅甸还足够强大，能够抵御西方的势力。然而，到了公元1824年（道光四年），缅甸和英国人的冲突爆发，英国用了60多年时间，发动了三次战争并吞了缅甸。^[271]

越南自从独立之后，就和中国一样处于王朝循环之中。公元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越南的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初创。阮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借助了外国人的力量。公元1787年，阮朝首任国王阮福映为了对抗敌对性的地方王朝西山朝，让他的太子阮福景在法国传教士百多禄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去寻求帮助。这位越南太子一时间成了法国的焦点，法国也决定派兵支援阮朝。然而，到了公元1802年越南统一之后，阮朝却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法国才想办法用武力撬开了越南的大门，将它慢慢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国。^[272]

除了越南，原来东南亚的强国占婆已经被越南完全吸收，而柬埔寨被泰国和越南压缩成了小国，也被法国人纳入势力范围。

在缅甸和越南之间的泰国由于缅甸贡榜王朝的入侵，离开了大城，在现代的曼谷建立了曼谷王朝。这个王朝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泰国之所以幸运地保持了独立，在于它的国王们采取了中立的政策。他们敏锐地发现，虽然泰国的西方（缅甸）和南方（马来）已被英国占据，东方（越南和柬埔寨）和北方（老挝）被法国占据，但英国和法国并不希望彼此对抗，也不希望两者的殖民地接壤，而泰国就恰好可以作为一个缓冲区存在，隔开英法的势力范围。泰国唯一需要的，就是做到在英法之间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让两大强权放心。正是因为这种中立和缓冲的策略，使得英法都承认了泰国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泰国也迅速开展了西化和工业化策略，加强自己的实力，成功地保持了独立国家的地位。^[273]

但在局势变化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却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们不了解葡萄牙人的衰落，也不知道英国的霸主地位，仍然通过广州口岸与葡萄牙等国家保持贸易，却对后起之秀的英国采取了比较冷漠的态度。^[274]

在对另一个后起之秀荷兰人的态度上，清政府还表现得比较灵活，这主要缘于荷兰人曾经帮助清政府对付郑成功。清政府由此对荷兰产生了好感。据英国人称^[275]，清代第一任皇帝（顺治帝）曾经邀请荷兰人访问过北京^[276]。

不过，英国人却一直是渴望接触中国的。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公元1558—1603年在位），葡萄牙才刚刚在中国建立了贸易点，女王就曾给明朝的皇帝写过信，但因为船只在海上遇难，没有送到。

查理一世国王时期（公元1625—1649年在位），英国商人得到了特许到东印度群岛（即印度尼西亚群岛）贸易，商人们与葡萄牙果阿总督达成协议，获得在中国以及葡萄牙人居住地区进行自由贸易的许可。葡萄牙人虽然答应了，可英国商人在一个叫作温德尔的船长指挥下来到澳门时，葡萄牙人只允许他们在澳门修船，不同意贸易。葡萄牙人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方面不允许。

为了获得贸易权，温德尔决心探寻去往广州的水路，他们准备了一艘驳船和一艘帆船，共50多人，负责人是一位叫作卡特的船长。然而卡特在进入珠江之后，在广州口外遇到了清朝广州官员派出的阻挡他们的舰队。在这里，双方发生了不少误会和冲突。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接上了头，就可以获得贸易执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希望完全禁止他们的贸易，并且不准他们进入珠江。

双方如同鸡同鸭讲一样耽误了几天时间，之后，广州官员调集了46门铁炮，每门炮重六七百磅，向英国船队开火。英国船立刻予以还击。之后，英国船只直达广州，向广州官员按照中国的礼节（也就是磕头）递上了贸易申请书。他们仍然不敢采取完全对立的姿态，希望通过配合而获得贸易权。

这件事标志着英国势力的到来，最终，广东政府也允许英国人建立了商行，表面上让英国与其他国家取得了平等的贸易地位。^[277]

但事实上，英国一直是在华西方势力中比较弱势的一个。清朝政府一方面对他们不甚重视，另一方面认为他们很会找麻烦。加上皇帝对贸易都一无所知，官僚系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拒绝就拒绝。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英国水手与中国民众之间也时常有纠纷出现，甚至出过人命官司。

如何调整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双方的误会？英国人认定必须见到北京的皇帝，才能把事情说清楚，并达成新的协议。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官僚层面上，皇帝是开明的。但是，中国的政策是不让外国人进入内地的，如何才能见到皇帝呢？

英国人也想过其他办法，他们找了一位会英语的中国人前往北京，但中国人似乎倾向于惩罚一切帮助外国人的本国人，这人不仅无法完成任务，反而被治罪了^[278]。种种迹象表明，必须由英国国王派出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才能完成这个使命。

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派遣使团的动议开始付诸实施，使团的大使叫作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副使是斯当东爵士（George Staunton）。他们乘坐的船队是由高厄船长指挥的，旗舰号称狮子号。

英国人对这次出使是非常认真的，从人员配备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科学精神。除政府大使和船员之外，船上还有一系列特殊人才，比如他们带上了科学家、画家、工程师等，以便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但使团队伍中，最重要的却是翻译。如果他们到亚洲现找翻译，应该可以找到，但他们希望在欧洲就把事情办好，这就有了很大的麻烦。在英国本土，之前只有一个人学会了中文，并私自到过北京，他叫洪任辉，不过他曾经私自闯入宁波和天津，被判定有罪后驱逐出境了^[279]，在马戛尔尼出使时，他已经死去。另一个叫加贝尔的法国人久居广州，会中国话，英国使团本来指望找他做翻译，不想他也死了。

由于英国本土缺乏汉语人才，他们只好前往欧洲大陆去寻找。他们首先于1792年1月出发前往法国巴黎，请当地的教会推荐。当地教会说有一个人20多年前去过中国，但年纪太大了，早就忘记了当年学会的语言；但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开了一个中国学院，即前文提到的圣家书院，有一些中国人在那儿学习拉丁文。

于是英国人继续前往罗马，得到了一位罗马的红衣主教的帮助，这人首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同时又写信给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

在中国学院里，果然有几个中国年轻人懂意大利文和拉丁文。更巧的是，他们有的正准备回国。英国人和其中两人谈好，让他们充当翻译。就这样，传教士马国贤在雍正时期费心创立的中国学院，到了乾隆晚期竟然结出了硕果，成了中西方沟通的桥梁。

接下来使团考虑的是送什么礼物。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人喜欢外国钟表，这种东西是在中国国内制造不出来的。在清代，大大小小的官员都以拥有一块钟表为荣。^[280]但随着中外贸易的持续，至少对于皇帝而言，这种奢侈品的需求可能已经饱和了。英国人三思之后，选择了同样有弹簧齿轮和镶嵌珠宝的八音盒，广东人叫它新桑（Sing Songs）。

为了展现英国的科技实力，加上听说中国人重视天文，英国人又弄了几架大型的天文仪器，都价值不菲。当然还有英国人最骄傲的枪炮。另外，礼物里还有许多英国制造的日用品，是准备通过献给皇帝，产生广告效应，达到慢慢在中国市场铺开的目的。^[281]

接下来，就是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了。这个工作由位于广州的英国商会负责。这一次，当申请书递上去，乾隆皇帝竟然对英国人展现出了巨大的仁慈，答应英国人可以不按照普通进贡的路线进入北京。

之前所有的外国（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南亚的）使节团，都必须按照中国惯例，从广州登陆，之后由中国政府负责，将他们从陆路和运河一路颠簸着送往北京觐见，之后再折腾回广州，才准坐船。^[282]这是为了让中国只有一个港口和外国人打交道。

但这一次，英国人告诉皇帝，他们的礼物太贵重，禁不起颠簸，请求皇帝允许他们在距离北京更近的天津登陆。这个要求是极其荒谬的，连清朝的地方官员都没有把握，不想乾隆皇帝为了怀柔远人，竟然同意了，这是多大的恩赐！可以说，从出发开始，英国人就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乾隆皇帝的人情债，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公元1792年9月26日，使团离开英国向遥远的中国进发，经过大西洋上的马德拉岛、特内里费岛、圣地亚哥岛，穿越赤道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再绕过好望角，经过东南亚的群岛和交趾支那（越南的南部），再经过澳门外的万山群岛，浙江的舟山群岛，于公元1793年7月21日，在天津外的庙岛泊锚。^[283]

把他们一路上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记述和利玛窦当年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发现，与明朝相比，清朝是一个对官员管控更加严格的集权社会。在明代，官员们与外国人打交道还有一定的自由度，地方官府就可以决定是否接纳外国人，甚至在不经汇报皇帝的情况下，自主在管辖地给外国人划定住宅。但清朝经过了雍正帝的集权，以及密奏的推广，皇帝近乎掌控了所有官员的动态。官员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以皇帝的命令为准，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必须上报，等待裁决，不准私自决定。

利玛窦还可以与官员们成为朋友，但是英国人碰到的却只有奴才，接待官员们几乎只是传声筒，帮不上任何忙。

在天津，负责接待的钦差是长芦盐政徴瑞，他又派遣了两位官员：天津道台乔人杰和通州协将王文雄，两人全程跟随使团，负责陪伴使团从天津登陆直到从广州离开。两位官员虽然表面上与英国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但他们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听从皇帝的领导，交往中时时刻刻显得战战兢兢。

回到英国人登岸之初，使团在天津上船后，负责运送他们的舰队率先离开，返回到海上，前往南方去等待使团的回程。^[284]由于回程时已经没有了大件礼物做借口，使团也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安排，从陆路行走到广州，才能登船了。

但就在英国人刚登陆时，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直隶总督欢迎英国使者时——按照中国规矩，一旦使者上岸，就由当地的总督请客吃饭，但在吃饭前，必须到一间挂着皇帝画像（或者放着御座）的屋子里，让使者对着皇帝画像磕九个头。

总督接见那天，英国人记录的场景是这样的：欢迎英国人的队伍由直隶总督和钦差带队，在他们的身后，有一队士兵，分别是三个武官。他们来到了一个帐篷，帐篷外有一组军乐队，其中有三个军号喇叭，还立着一个牌坊，牌坊旁有几组巨大的旗帜：其中有四面绿色的大旗，每面大旗中间另有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着一些弓箭手；还有六面红色大旗，每面大旗中间有五面小旗，每面小旗旁站着一些火绳枪手；两面绿色大旗，每面大旗旁站着一些大刀手。英国人看到，清军队伍的纪律性很差，由于天气很热，有的士兵手里除武器外，竟然拿着扇子。

总督将马戛尔尼引到大厅最深处，那里摆着皇帝的御座。马戛尔尼向着御座深鞠一躬，并没有下跪，这就违背了中国的规矩。不过这一次，总督认为是外国人不懂规矩，不跟他们计较，将他放了过去。^[285]记住，这是英国人第一次遭遇磕头问题。

使团经过通州，穿过北京城，被安排在圆明园中的宏雅园中，而礼物则被布置在圆明园的大殿。在这里，马戛尔尼经历了第二次磕头事件，钦差希望马戛尔尼对着大殿内皇帝的宝座磕头。马戛尔尼又如何应对呢？

马戛尔尼在来之前做足了功课，知道一位俄国特使曾经拒绝磕头，但仍然签订了条约（可能与《尼布楚条约》^[286]有关）。而另一个荷兰使节17世纪来到中国时，贪图小便宜，委曲求全磕了头，但最终一无所获。他由此判断，磕不磕头和签不签协议没有必然的联系。(www.daowen.com)

他不知道的是：俄国人之所以拒绝磕头还能获得协定，是因为有战争做后盾，同时，清初的康熙时期，皇帝还没有僵化到需要磕头来彰显权威的地步，所以更加注重实质而不注重礼节。荷兰人只是为了贸易，没有战争做后盾，所以不管磕不磕头，都不可能让清政府签协议，清政府只是把他们当作朝见而打发走了^[287]。马戛尔尼显然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只是简单认定不需要磕头。

但他还是做了一步退让，表示他可以向皇帝座位磕头，但必须有一个同等级别的中国官员对着英王的画像磕头，以示平等。他这样一提，对方觉得向外国人画像磕头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也不再坚持让马戛尔尼磕头了。他的第二关也混过去了。

在对圆明园的记载上，也可以看出双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圆明园是一个优雅、充满了情趣的皇家园林。但英国人却很不注重所谓的禁区和威严，而是从舒适角度考虑问题，在他们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住着非常不舒服、陈旧、偏远的园子，他们住在这里相当于被软禁了。安德逊甚至认为它不配作为一个伟大君王的住所，是一座不实用的建筑，没有一间房超过一层。^[288]

他们认为，宫殿处在两个死水塘之间，地势低洼潮湿，从湿地发出恶臭的水汽，让卫生条件堪忧，看上去并不配做伟大君主的代表的住所。这个住所有一种最粗野而荒芜的景象，长期以来是蜈蚣、蝎子和蚊虫的住所^[289]。

由于对圆明园不满，马戛尔尼甚至抗议了好几次，请求回北京城内住下，离开这个偏远的乡下。这一次，皇帝再次展现出了仁慈，允许他们回到北京，占据了一个广东总督（已经成为阶下囚）的府邸。这个府邸看起来才像样一些。

英国使团在北京城内又住了几天，就上路去热河拜见皇帝。

到了热河，马戛尔尼的第三次考验到了，磕头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马戛尔尼仍然要求按照对等原则，要么自己磕头的同时，请中国官员对英王画像磕头，要么自己行单膝跪礼。大臣们上报皇帝裁决时，一个个胆战心惊，对使团的态度也变得不再友好。但最后，皇帝大度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单膝下跪，解决了这次纷争。

不过，这次纷争仍然显得迷雾重重，到了下一个英国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时，清朝官员想说服阿美士德下跪，举出的例子就是马戛尔尼。清朝的记录显示，马戛尔尼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行了磕头礼，也就是九次双膝下跪。但中国的记录又被英国使团的记录所否定，马戛尔尼一行人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显示使节行的单膝下跪礼。到底谁是谁非，还是有争议的。

但不管怎么说，乾隆时期的中国仍然足够大度，到了他的儿子嘉庆时期，随着帝国权威的衰落，下跪就成了更加急需的礼节了^[290]。

觐见完毕后，由皇帝的重要大臣和珅带着使节们游山玩水一番，打发他们回了北京。而此时，英国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们是来和皇帝谈判贸易条约的。

按照英国人的看法，他们代表英国国王前来和中国谈判，中国应当派出对等的大臣进行磋商并形成文本性的协议。英国人事先准备的主题有几个：第一，允许英国派遣一个常驻北京的使节，解决有可能发生的贸易纠纷；第二，在浙江宁波珠山、天津和广东三处，给英国划几个地方做买卖；第三，仿照俄国人，让英国在京城有一个商馆。

英国使臣还在精心准备着下一步的磋商，但皇帝回到北京后，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英国人的礼品，并送出一堆赏赐，就打发他们踏上了回程，至于预想中的谈判，根本就没有发生。

英国人到离开时，还在思考到底哪里错了，也许是葡萄牙人说了英国的坏话？也许是那位叫作福康安的大臣曾在西藏和英国人打过交道，在背后向皇帝说了坏话？

从天津去往北京的路上，马戛尔尼就得到过消息，由于中国刚刚在西藏和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打了一仗^[291]，在战争中，英国殖民的印度是帮助尼泊尔的，由此中国人将英国人视为敌人。中国这一方参战的将军就是福康安，他对英国人非常不满，而马戛尔尼在热河也遇到过福康安。

但实际上，乾隆皇帝并没有不高兴，他对英国使团不远万里前来朝觐感到很满意，可也仅此而已。外国人无权与天朝上国谈判，只配进贡。

事实上，英国人虽然没有谈判，但他们的问题都已经通过书信交给了皇帝，皇帝也都认真考虑过。

在回信中，乾隆皇帝一一驳斥了英国国王的请求：

你恳请派一个人住在天朝照顾你们的买卖，这不合天朝的体制。以前西洋各国来服务天朝的人，来了就必须遵守天朝规矩做官，永远不准回去了。将心比心，假设天朝也派一个人到你们国家的首都居住，你们不也不能忍受吗？

至于在浙江、天津和广东设立洋行，自古以来（其实是明朝的惯例由清朝继承），外国人都在澳门设立洋行，你们最好也遵守这个规矩。如果准许你们四处经商，其他国家也都会跟进，提出这种无理要求，那天朝不就乱套了？

像俄国人那样在北京设立商行更不可行，俄国之所以这样，是早期战争导致的特殊情况，不是惯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292]总之，一切要求都被拒绝了。^[293]

当清朝皇帝的官员都忽略了英国时，英国人却在认真地观察着中国的一切，并做成报告发回国内，这些报告就成了英国逐渐积累的知识，将在几十年后反作用于中国。

在去往热河的路上，他们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城。在西方的典籍里，中国的长城一直是一种神一样的存在，在葡萄牙人早期的著作中就提到了长城^[294]。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长城，本来应该很激动，但是，冷静的英国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使团中的帕里什中尉对长城进行了详细的测量，认为这堵墙可以抵挡小型火器，比中世纪的欧洲城墙牢固，现在却挡不住普通炮火的攻击了。虽然挡不住普通大炮，但能够抵挡小型火器这件事情也说明，中国人认为自己发明了火器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否则不用修这么牢固的墙^[295]。

马戛尔尼勋爵本人也写了私人日志。只是这份私人日志没有任何情节，看上去更像是一份严肃的科学考察报告。^[296]

在日志中，马戛尔尼从风俗和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语言等几方面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情况。这些信息来自他一路上的搜集，包括陪同使臣的清朝官员主动提供的资料。

比如在财产一节中，马戛尔尼注意到中国没有长子继承权，在子女幼小时，丈夫死后可以将财产传给妻子。中国的合法利息是12%，但一般可以增加到18%，有时甚至到36%。即便到了今天，中国法律支持的最高利率也是36%，可见古老中国法律的继承性。

马戛尔尼注意到，中国的税收大约是大不列颠的四倍，也是革命前法国的三倍，主要包括土地税、盐税、海关税和其他小税。其中三分之一多的财政收入是用于军费的。

北京有两个财库，其中一个是国库，另一个是皇帝的私库。这项制度在汉代就确立了，一直延续到清代依然如此。

中国的科学此时已远远落后于欧洲，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事实上，中国人已经承认外国人在天文学上更加优秀，其他部门绝对不允许外国人任职，但是在制定历法时，却常常任用中亚或者欧洲人。比如，马戛尔尼时代，虽然如此防范外国人，但历法上仍然不得不使用外国人。

中国的历法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推算星辰和日月的位置；另一部分是根据星象解释吉凶。前一部分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技术活儿，交给了三名欧洲传教士负责，即钦天监正索德超、钦天监副教汤士选，以及安东尼奥神父（Padre Antonio），三人都是葡萄牙人。而后一部分才是有关国运的大事，自然只能交给中国人了。

中国的官员对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毫不关心，对地球仪、行星仪、气压计看不懂也不在意，却对漂亮的欧洲钟表充满了兴致。

使团的医生也评估了中国的医学水平，得出结论^[297]：中国医学水平非常低，很难说是一门科学。这里没有公立医学院或者教师，没有相关科学教授，全国没有正规的医师联合团体或协会。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从未做过人体解剖，也没有丝毫概念在治疗中使用这些知识。他们的病理知识（如阴阳理论和脉象等）和治疗方法必然极端缺乏，而且大都是错的。他们的药物极其有限，几乎全都来自植物界，除驰名的驴皮胶外没有直接或间接用任何动物做药用^[298]。

中国人最擅长的手术只有几种：针灸（姑且算是一种手术）、修鸡眼、清耳朵、贴膏药，以及阉割（这才算一种真正的手术）。

医生还记录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中国存在大规模的梅毒患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护送英国人去广州的四位官员都患有梅毒，其中乔大人（乔人杰）和王大人（王文雄）在杭州嫖妓染上了这种病，武官王大人先向医生求助，被治好了，文官乔大人不好意思，就偷偷地请求王大人给他带药剂。另外，南昌府武将托大人和两广总督长麟也都有这种病，可见这种从美洲传入的疾病在中国传播之广，比例之高。

另一位使团成员巴罗^[299]除记载一部分亲历事件之外，主要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宗教、仪式、农业、外贸、政府、法律、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等都在考察范围内。巴罗记录得如此细致，甚至将几首中国歌曲用五线谱进行了标注，并用英语模仿中文发音进行了注音，并在注音之下列出了翻译文本。其中最著名的歌曲就是至今仍然在传唱的《茉莉花》。

一路上，随行的画家亚历山大^[300]也作了许多水彩画，从皇帝到官员，从贩夫走卒到囚犯，加上无数的风景和建筑，如果将之整理出来，细致程度和信息量恐怕不亚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狮子号大副艾尼斯·安德逊的观察带着一位军人的冷静与严肃，他对于那些浪漫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只关注实用性。

他观察到，中国人没有玻璃，平时窗户只是用油纸糊着。他对北京的城墙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专门提到北京城内的房屋虽然雅致，却由于低矮和面积小，并不适合居住，很少超过一层。

对于人们日后念念不忘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安德森也并没有表现出尊重，直斥它不适合居住。当他们前往热河时，经过长城，安德森也对长城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当清朝入关之后，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作用。经过长城时他还默默地将中国军队的阵形和人数做了估算，显示出一位军事人才的素质。

他甚至度量过一个年轻女子的脚，不到20岁，脚长只有五英寸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