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50年（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大明王朝最后的皇太后王氏决定孤注一掷，向欧洲求援。^[235]

随着清军占领北京，继续向南进军，明朝在中国南部的残部进行了孱弱的抵抗后，被压向了更南方。弘光、隆武二帝相继死难后，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是为永历帝。

到了永历四年，清军攻克韶州，永历帝担心自己的安危，于是逃往两广中间地带的梧州。大明江山仅剩下最南面的一小块，包括现在的广西和云南^[236]。

在危机之中，永历帝的太后（嫡母）王氏突然想到了寻找救兵，她想到的救兵是上帝。

原来，王太后在太监庞天寿的引导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在她的带领下，永历帝的生母马氏和妃子王氏也都加入了天主教。王太后的教名叫作烈纳（Helene），马太后的教名叫作玛利亚（Maria），王妃的教名叫作亚纳（Anna）。不仅三个女人入了教，就连永历帝的幼年太子朱慈煊也加入了天主教，教名是当定（Constantine）。唯一没有加入的是皇帝，他其实也信奉天主教，没有加入的唯一原因就是妻妾太多，不符合入教条件。

当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王太后突然想到要寻求基督的帮助，请求上帝之子保佑大明江山。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位于罗马的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Ⅹ），另一封给耶稣会的会长，请求他们替大明祈祷，保佑江山稳固。

但是中国与欧洲相隔万里，到底谁去送信呢？太监庞天寿想去，但由于他年纪大了，太后不放心，于是请欧洲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前往。为此，庞天寿也写了一封信给教皇。

卜弥格拿着三封信前往欧洲，到了澳门耽误了一年才出发，在印度又遇到了阻碍，只好走陆路经过波斯、叙利亚，进入地中海，两年后才到达威尼斯。

当他到达教皇所在的罗马时，英诺森十世已经去世了，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Ⅶ）接见了他，并给王太后写了回信，由卜弥格带回。

等卜弥格再次回到中国，距离离开时已经六年多。此时教士才知道，王太后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永历帝也已经逃入云南境内。不管教皇是否替大明江山祈祷，当年传教士们服务的帝国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在明朝灭亡前，为了抵抗李自成，崇祯皇帝派去的军队里竟然有传教士汤若望。其原因在于汤若望会造炮，曾经设立炮厂，铸造过20门大炮。但这些大炮并没有拯救明王朝，于是中国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对传教士来说反而成了机会。在这之前，中国只有唯一的权威在发号施令，即便下面阳奉阴违，也必然有所忌惮，自从明朝进入垮台的节奏，不仅中央政府，就连地方政府也无法管理民间了。这就是传教士的机会，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沉入社会最基层农村去传教，并且不用担心受到阻碍。

在李自成叛乱和明清更替中，少部分传教士死于战争，但大部分却幸存下来^[237]。因为中国人对外国人总是很客气，不管是李自成的军队，还是明军，抑或清军都尽量避免杀害传教士，而是希望利用他们。

这样的待遇给了传教士很好的观察环境，于是，明清更替成了唯一一次具有完整西方记录的改朝换代。在西方的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中国人不关注的事情。

首先，由于西方人大都居住在广东，他们对广州城关注最多。这里曾经是南明王朝隆武帝的首都，永历帝继位的肇庆距离这里也不算远。除广州城本身被清军攻克之外，城市之外的水域由于地理复杂，有四大海盗出没。这些海盗虽然是汉人，但在民间的声誉反而不如清军。当南明军队被赶走后，清军反而成了社会的稳定力量，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所占的澳门，也一直在观望，不肯倒向任何一方。直到清军获胜之后，才决定与清军建立关系^[238]。清军也选择了不进攻澳门，与之和平相处，继续做买卖，于是，澳门并没有在改朝换代中被收回。

清朝初期，在其他国家的商人眼里，清朝也是比明朝更容易打交道的政府。那时清朝的皇帝希望发展这种贸易关系，以便迅速平定社会动荡。在这种政策下，其他国家是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观看大明王朝的倒台的。^[239]毕竟明朝时的中国人非常排外，外国人想要登岸，简直困难重重，通往口岸的道路被封锁，传教士们只有把自己装扮成皇帝的宠物才能进入。商人们更是麻烦，必须遵守各种不合理的贸易规矩。清朝一来，大门打开，他们不害怕与外国人打交道，做买卖也更直接，很有欧洲人的气魄。

这时的外国人享受着清朝带来的自由，他们绝对想不到，在未来，清朝会变成一个比明王朝还保守和封闭的政权。

外国人还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一支特殊的“雇佣兵”：黑人部队。

事实上，自从葡萄牙人到来之后，整个东南亚地区就有雇用外国雇佣兵的传统。他们最常雇用的是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国家中，总有许多葡萄牙浪子，他们身无分文，却对更加先进的武器系统了若指掌。东南亚除被西方人征服的港口之外，还有许多较大型的国家，比如陆地上的缅甸、泰国和岛屿上的爪哇。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发现，招募一群葡萄牙浪人进入军队，能够大幅度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些葡萄牙人就是中国太平天国时期洋枪队的先驱。

在中国，最早利用雇佣兵的是南明将领郑芝龙。

根据荷兰人的记载^[240]，郑芝龙的军队中有两队黑人士兵，这些黑人士兵原本是荷兰人的奴隶，会使用来复枪和短枪，他们从荷兰人处逃离之后，被郑芝龙招募，组成了郑氏军队的黑人营。当郑芝龙被清军俘虏后，这支特殊的部队又归属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

但是，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241]，郑芝龙的黑人士兵是由在澳门的奴隶组成的。战争初期，这些黑人有300多人，跟随郑芝龙对抗清军。由于作战英勇，郑芝龙对他们的信任比对中国人都高。黑人部队忠心耿耿地伴随着他打仗，直到郑芝龙被清军击败。好几个黑人一直战斗在他身边，最后用剑自杀。剩下的则跟随郑芝龙投降了清军。当时他们还有200多人，被编入了广州部队。这些黑人都是基督徒，即便归顺之后，还保留着基督徒的礼节。比如，在四日斋期间不得食用肉类，即便是总督赏赐给他们吃，他们也会拒绝。

在郑芝龙之前，中国人对于雇佣外国人进入军队一直是排斥态度。在明朝，公元1621年（天启元年），在徐光启的建议下，明朝引入了一批大炮对付后金，朝廷曾有引进100名葡萄牙士兵的想法，但是在官员们的反对下没有成功^[242]。(www.daowen.com)

公元1629年（崇祯二年），徐光启再次提出引入葡萄牙士兵，还是以失败告终^[243]。不过，在对抗后金时，登莱巡抚孙元化却有一支葡萄牙小队。这里由于引进了西洋火器，跟随火器进入营地的还有葡萄牙籍造铳匠和炮手教师一共53人。其中12人在登州失守时殉难^[244]。这些人大都是战争的辅助角色，算不上真正的战士。

到了郑芝龙时期，才有了外国人组成的正式部队为中国人效力的记载。

当清朝征服中国后，中国人在海外也遭遇了麻烦。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清朝取代汉人的明朝是一次改朝换代，但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亡国，作为亡国之民，是被人看不起的。

中国人在之前已经大量地分布在东南亚和日本等地，其中又以福建人为主。他们把商品运送到日本、朝鲜、占城、柬埔寨、暹罗、北大年、望加锡、索洛、苏门答腊，以及荷兰人设有代理的雅加达。中国人之所以只能走这么远，还和他们的船只有关。在明成祖时代，中国的大船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到了明末，由于担心商人们跑太远，去其他国家移民，政府规定民间不能造大船，这使得中国海上力量变弱，虽然遍布东南亚，却无法与西方海军相抗衡。

但明朝政府又没有力量防止中国人到海外定居。比如，仅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在菲律宾一个与马尼拉相对的岛上，就有四五万中国人，至于全世界分布的中国人更是不下10万^[245]。他们许多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有了土地，从事各种行业。

当清朝灭亡明朝后，这些中国人普遍受到了当地社会的排斥，变成了没有国家的二等公民。

在这些国家中，安南国和日本国是排斥汉人最厉害的两个国家^[246]。安南乘机在红河入海口处设立障碍，不让中国人进入，借机索要贿赂。而在日本，大量中国人已经娶亲，有了商店和货栈。一旦中国陷落，日本立刻将这些人视为懦夫，开始驱赶他们离开，不管他们在日本是否有家庭。

那些穿着清朝服饰去做生意的人也被禁止，不准买卖。按照西班牙人的看法，大部分邻国是在嘲笑中国人，歧视他们，只有日本人是在虐待他们。

除了远距离观察，还有近距离历险^[247]。

当清军进攻南明时，一位传教士卫匡国在南明隆武帝的允许下，居住在温州的温溪县。这里被清军占领时，卫匡国立刻在门上贴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此屋系欧罗巴人居住，他是传教士。他还把最精美的书、光学仪器、数学仪器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把救世主像放在祭坛上，以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招很管用，不管是平民还是士兵都不骚扰这个传教士。后来，攻占该城的清军将领终于把他找去了，问他愿不愿意剃头？

对外国人来说，留着明朝的发型也属于奇装异服的一种，他并不在意换成另一种，于是欣然同意。这位将领当场给他剃了头。卫匡国表示，既然剃了头，就不适合再穿明朝的服装了，将领说对，于是脱下帽子和靴子给了卫匡国，并设宴招待了他，再把他送往更加安全的大城市杭州。

在广州的曾德昭也有冒险经历。他当时负责广州的教堂，城破时，士兵们将他捆起来，逼迫他交出财产。过了好多天，有一位王爷突然来释放了他。

这位王爷不仅不要他的财富，还送给他圣经和祈祷书，又施舍了大量金钱，把房产还给了他，让他安心居住。

这位王爷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曾经是明朝将领，在著名的基督徒将领孙元化手下当过兵。^[248]在明朝将领里，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弟子，对西洋科技颇感兴趣，在军事上重视西洋的火炮和军事战术，将之引入到与清军的战争中。在抗清战争中，明朝并不缺乏有名的将领，只是由于制度原因，无法让他们发挥出真正的智慧来为国家服务，这才是一个国家衰老之象。

这位王爷是孙元化的手下，叫作尚可喜，后来被封为平南王，是与平西王吴三桂平起平坐的大人物，也是帮清朝稳定广东的大功臣^[249]。

除了这些处在明军清军对阵战场上的人，也有传教士陷入了张献忠所在的叛乱区域：四川省。

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250]，传教士安文思前往四川寻找另一位传教士利类思，恰好赶上了兵荒马乱。不过，他们得到了当地重要官员的保护。不想随后张献忠攻陷了成都，并建立了大西国。不管是传教士的记述，还是民间的传闻，张献忠都以杀人著称，在他的治理下，四川省的土地上铺满了累累白骨，即便是佛教徒也不能幸免^[251]。但张献忠对传教士却并没有杀害，只是强迫他们加入了大西国政权，担任天文学家。

在这个政权下，传教士继续工作，甚至将张献忠的一些仆人拉入了基督教。

随着清军的深入，大西国政权倒了台，张献忠率军前往陕西，也将两位教士带往陕西。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无法逃脱。但随后，张献忠被清军击败，两位传教士也被士兵们俘获。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清军的一位指挥官救了他们。

原来，指挥官在北京见过汤若望，知道和他类似长相的外国人都是传教士。

第二年，清军回京师，将两位教士带回了北京，他们才从兵荒马乱中逃脱。此时，已经是大清皇朝统治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