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随着明世宗嘉靖帝的去世，新即位的明穆宗隆庆帝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政策。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立一个贸易区，中国民间可以从这里出海，但政府保留征税权。月港本来就是海盗的一个大本营，经过改造后成了活跃的经济特区。^[213]

隆庆开关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政策的大调整，只不过是在官方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

开关后，民间船只需要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主要有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这几种。所谓引税，就是船只出海，必须获得政府发给的许可证，称为船引，购买许可证的费用就是“引税”，其中远洋船（东西洋）缴纳三两白银，近洋船（台湾等地）一两。

水饷和陆饷对应着出口税和进口税。水饷（出口税）按照船只大小来征收，以一丈六尺宽的西洋船为例，必须缴纳每船五两白银的水饷。而陆饷（进口税）则按照货物的类别和实际价值征收，比如胡椒的税额定为20%。

如果有的船只出海时携带货物，等回来时不带海外商品，只是带着赚到的白银（货币）回来，就无法缴纳进口税，于是政府改征一种称为加增饷的附加税，每船为150两。^[214]这主要是由于到了明末，随着美洲白银的发现，西方从中国购买商品往往直接使用白银，而中国出口远大于进口，导致流入了大量的白银。

虽然政府是从税收的角度考虑，但这个政策又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之前，沿海的地方政府还必须偷偷摸摸地默认民间贸易，这时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允许人民出海，海外的船只前来中国也更加方便了。

对西方来说，隆庆开关的好处也是巨大的，其中利玛窦和传教士的到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发生。之前的外国人一旦进入中国，就会受到严密的监视，几乎无法生活，但从此以后，随着官府的懈怠，外国人也慢慢地寻找到了空间，在沿海的港口城市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随着商人、传教士的到来，欧洲除葡萄牙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在寻找机会进入中国。当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时，反应最激烈的是西班牙人。

由于西班牙的重心在美洲，直到公元1519年到1521年的麦哲伦航行，才到达了亚洲地区的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在与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争执中，西班牙也没有占到上风，唯一剩下的就是菲律宾群岛了。

直到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才占领了菲律宾的吕宋岛，在马尼拉设立了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开始探索中国海岸。

刚刚到达的西班牙人没有想到，其实吕宋岛已经是中国海盗出没的场所。就在他们占领三年后的公元1574年（万历二年）11月末，一支庞大的配有大炮的中国舰队出现了，它的目标是马尼拉。西班牙人不敢懈怠，击退了这支舰队，抓了不少俘虏（大都是妇女），才知道为首的是一个叫作林凤的海盗头子。

林凤在争夺马尼拉失败后，来到了吕宋岛西部的彭加斯兰湾，在一个山头上扎下了营寨。西班牙人派了一支250名西班牙人和1500名土著组成的部队围困了林凤。这时已经是公元1575年（万历三年）3月。

几周后，有一支明朝政府的舰队也来到了这里，他们是来剿匪的，指挥官叫王望高。西班牙人乘机和王望高联系，将俘虏送给王望高，取得了他的信任。

经过协商，西班牙人向王望高提议，由他们向林凤进攻，并把林凤（不管死活）交给中国舰队。同时，王望高同意将几名西班牙使者带往福建，去见中国的福建浙江总督。使者的使命除了要求允许传教，最重要的是希望中方提供一个贸易基地。就像葡萄牙人在澳门那样，西班牙人也希望能在福建浙江沿海划一小片区域作为贸易场所。

中国人带着西班牙使者上路后，留下西班牙人继续围攻林凤。

在西班牙使者中，有一位叫作拉达修士，他乘机观察并记录了此行的经历，以及他眼中的中华帝国。^[215]

拉达等人首先到达厦门岛^[216]，之后经过同安、泉州到达福州，一路上都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在福州，他们见到了总督，在不断的宴请中，西班牙人一共在福州待了47天，之后总督将西班牙使者到来的事情上报皇帝，同时请西班牙使者返回马尼拉等待消息。^[217]

西班牙使者从厦门返航时，中国官员甚至指着某处小岛告诉他们，这就是留给他们未来做贸易的地方^[218]。这表明中国有意授予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同样的待遇。

然而，就在西班牙人眼看就要得到一个贸易港时，意外发生了：使者们出使中国时，林凤偷偷地造了33艘小船逃走了。

由于西班牙人无法完成剿匪任务，中国指挥官王望高不敢再继续带西班牙使者回福建，于是这段接触告终，没有任何结果。(www.daowen.com)

失去了这次机会，西班牙人再想进入中国就变得困难重重。公元1578年（万历六年），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奥法罗试图混入广州城。他成功地坐小船进入了广州，被中国政府发现后，他表示自己是传教士。不想他的翻译却不敢这么说，而是告诉中国政府他的船只失事了，乘坐小船无意间到达这里。

广州的官员对外国人表现得非常大度，供给他生活必需品，允许他在广州居住。后来，他的行踪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于是他被送往福州进行查问，最后又被送回广州，递解出境^[219]。

西班牙人在中国始终没有机会更深一步。在《明史》中，甚至没有记载这个国家，而是登记在佛郎机名下。

虽然西班牙人在国内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在美洲发展出的一种商品——白银——却尽人皆知。西班牙在美洲发现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除了流回欧洲，大部分都跨越大西洋送到了中国。由于西班牙在中国国内没有贸易点，他们在菲律宾的据点就成了中国商人最常光顾的地方。隆庆开关后，中国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带着生丝等商品前来贩卖，将一船船白银运往中国。根据估算，明末从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了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这些白银更加促进了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同时，另一个欧洲国家却在酝酿占据台湾。

荷兰人在明代被称为“红毛番”。与佛郎机相比，红毛番更是船坚炮利，他们的船可达三十丈长，六丈宽，厚两尺余，树五根桅杆，后部是三层楼。荷兰的炮也更强大，被称为红夷大炮，在明清时代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世界上，荷兰人和后起的英国人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大敌，特别是对葡萄牙来说。葡萄牙曾经占据了世界上不少海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但最后，除了保住了少量港口，大部分都被荷兰人抢占了。

在东南亚地区，荷兰人最早占据了大泥^[220]等地，后来为了和中国贸易，公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派船来到吕宋，被吕宋的西班牙人拒绝后，又来到澳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也拒绝了荷兰人^[221]。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在几位中国商人的帮助下，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并派遣中国商人前来商讨通商事宜。当地官员几经推脱后，同意与荷兰人贸易。不想在继续上报时，荷兰人遇见了强硬派的都司沈有容，计划被破坏。荷兰人不得不离开澎湖，中国方面则将帮助荷兰人的几位中国商人斩杀。

但这只是荷兰人第一次占据澎湖。之后他们攻破了南洋的摩鹿加群岛，再次前来寻求贸易机会。这次，他们占据了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再次来到澎湖，修筑了堡垒。澎湖的官员害怕承担责任，表示他们必须离开澎湖，拆掉堡垒，才准予贸易。荷兰人听从了指示，拆毁堡垒离开（公元1623年，天启三年）。

但荷兰人的配合并没有换来贸易机会，澎湖的官员失信了。于是荷兰人又回来第三次占领澎湖，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他们被中国军队围困，最后被迫突围离开。^[222]

虽然无法占领澎湖，但荷兰人却占据了台湾。台湾直到明末清初的郑成功时期才被中国人重新收复，并永久性地并入了中国。

荷兰人之所以没有葡萄牙人那么幸运，没有获得永久性基地，在于他们来得太晚。对中国的明王朝来说，澳门是一个皇帝恩赐的特区，是给所有的外国人做生意的地方，葡萄牙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至于葡萄牙人在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那是外国人内部的问题，中国是不管的。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贸易基地，想要让中国再划另一个贸易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荷兰人过于强硬和直爽的态度也有强烈的副作用，他们缺乏葡萄牙人的低姿态。虽然葡萄牙人也曾经依靠暴力，但学会与明王朝打交道之后，更多采用的是软性策略。荷兰人过于强硬，而西方暂时还无力对抗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被赶走并不意外。

另外，在贸易战争中，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本地商人大都是愿意帮助外国人的。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都可以得到中国民间的谅解与帮助。官府动不动就给他们戴上奸商或者奸民的帽子，但其实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更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规则，不愿意被政府管制。

从明末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还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与西方的葡萄牙、荷兰人相抗衡。正是这种均势状态，使得葡萄牙和荷兰也不敢像在印度沿海、东南亚那样进行血腥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有可能产生出一种较为中立的贸易规则的。这需要中央政府既有强硬的一面保卫领土，又有宽容的一面对待贸易，也需要民间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尽量掌握对方的科技。

曾经有中国官员很好地利用了外国人的武器，也有中国民间人士掌握了贸易和科技的技巧，只是他们都只是少数派。在更多的情况下，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明智，使得这种贸易规则无法建立，一旦到了东西方实力发生逆转时，再想建立平衡，就不可能了。

另外，这些发生在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事实上，亚洲的超级内陆帝国和区域性强国都很少能够适应这次地理大发现的冲击。不管是波斯的萨法维王朝、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包括缅甸和泰国，都不肯接受自己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不是中心这个事实。这些国家中除了较为弱小的泰国和与西方更近的奥斯曼帝国，其余的国家都无法完成转型，当他们的劣势越来越大时，就会被西方势力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