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了佛郎机人之后，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外国商人，而是广东政府。原来，中央政府禁止了佛郎机人的同时，也禁止了其他国家在广州的贸易。

从永乐帝开始，明朝就只准许外国人以进贡的方式进行贸易，进贡之外的其他形式从法律上说都是禁止的。只是后来由于法律松弛了，民间也屡禁不止，政府只好默许了其他形式的贸易，并默认了几个贸易点让人们在其中交换商品。当广州贸易点取消之后，外国的贸易船都跑到了福建漳州，于是两广地区的财政立刻受到了影响，收入变得匮乏起来。

事实上，不仅是广东，中国的沿海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到底是遵守老祖宗的法律，还是变通一点儿允许私下里的贸易，一直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大臣斗争的焦点。

贸易被禁止之后，当有人提出要缓和禁令时，在中央任职的给事中王希文打出了重重一拳，请求继续禁止一切非进贡的贸易，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198]

但真正感受到经济和财政寒冬的往往不是中央官员，而是地方官员。随着广东财政越来越受影响，巡抚林富又上奏，请求划出一片地方进行互市。这次皇帝支持了林富的请求，允许海外贸易商人在一个叫作香山澳的地方进行贸易。香山澳位于广东省香山县的海岸上，这里属于一片荒地，距离各个城市都很远，也只能通过陆路进入内地。由于地点太远，运输商品不便，外国商人们与地方官员配合，将贸易点移到了另一个叫作濠镜澳的地方，这里距离珠江口更近，便于贸易，所谓濠镜澳，就是后来的澳门^[199]。

广东外贸的地点也变了好几次，最早允许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等国贸易时，地点设在广州，到了正德年间，又改在屯门岛，之后又改为上川岛，后又移到了香山澳，最后才选择了澳门。

当澳门设立市场后，最初东南亚各国的船只都可以来澳门贸易。按照规矩，这里不允许建造永久性的房屋，船只一旦完成贸易就立刻离开，不允许过久停留。虽然政府禁止葡萄牙人贸易，可是，随着东南亚地区葡萄牙的一家独大，到了后来，如果不允许他们参加贸易，整个贸易链条就中断了，这时官员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他们的参与。葡萄牙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贸易权之后，迅速霸占了市场，其他国家的船只都尽量地避开他们，甚至不得不讨好他们，于是他们就成了外国商人的统领。

但是，仅仅在广州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进行贸易还是不够的。事实上，就在朝廷为这件事情争论不休时，民间和外国人都已经在偷偷地推动其他地方和形式的地下贸易了。

这些地下贸易主要牵扯到三方势力。^[200]第一个势力是沿海的民众，明代也是海盗为祸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原因就在于政府禁止民间贸易。所谓海盗，最初也只是民间强人甚至乡绅组织的走私船，为的是打破政府的禁令，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到了后来，随着政府的武力镇压，他们就不得不走上以武力反抗之路，与能够帮助他们的倭寇和葡萄牙人相勾结，成了名副其实的海盗。

第二个势力是来自日本的倭寇。由于日本在明朝的体系中是被排斥在贸易之外的，日本如果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只有走私一途^[201]。加上日本处于割据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权威，各个地方政府大都与走私团伙有联系，形成了复杂的联动效应。他们和中国的走私团队配合，与中国政府组织的海防势力进行周旋。倭寇不仅参与走私，还直接采取武装行动，不断地攻打中国沿海地区。中国沿海地区民众处于一种矛盾之中，一方面倭寇的进攻对社会造成了破坏，但另一方面，贸易的需求又让他们不时与倭寇站在同一战线上。如果中国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那么人民也会做出选择，帮助政府对付侵略，但由于政府的闭关政策，将人民逼向了对立面。

第三个势力是后起的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对日本的发现是比较晚的，直到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才发现。但之后，葡萄牙人成了中日贸易的中间商，由于他们获得了日本的贸易许可，同时又能与中国进行半合法的贸易，所以他们将日本的银锭转卖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和黄金转买到日本。中日之间的不友好成了葡萄牙的机会，葡萄牙人甚至不希望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在这三方势力复杂的联动中，中国的海防力量却显得非常弱小，无法对付无处不在的灰色贸易行为，而这种行为夹杂着合理的诉求与不合理的武力，与正常贸易又难以区分。

公元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在浙江又来了一个严苛的巡抚朱纨。在他的任上，出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次著名的事件。这次事件又和内政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让明朝千疮百孔的闭关政策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202]

在明朝开明与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朱纨是一位保守却刚直不阿的官员。在他任职期间，福建、浙江沿海有许多强悍的海盗头子，比如李光头、许栋、汪直等人，他们的活动基地在宁波的双屿。这些人得到当地百姓的配合，与官府对抗。当海盗强大时，官府的海军却非常孱弱，战船、哨船只有定额的百分之十到二十，负责海防的漳泉巡检司定额是2500人，但实际上只有1000人。

朱纨上任后，决定改变这样的局面。他认为要想清剿海盗，必须首先禁止一切船舶，再在民间采取保甲措施，实行连坐，才有可能根除。在他的费心张罗下，官军的势头得以重整，在一次行动中，将著名的海盗头子许栋擒获。

但就在这时，公元1548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来到宁波试图做生意，遭到严防之后又向南来到了泉州。在这里，他们在官员的默许下进行了贸易。第二年，随着朱纨对海防的加强，贸易已经不再可能，葡萄牙人将没有卖完的货物集中到两艘中国人的走私船上，并留下了30个人，与中国人一起继续贸易，其余的船只都选择了回航。这两艘船属于中国的走私头子李光头^[203]。

两艘船在停泊时被中国军队发现，军队的都司卢镗^[204]装作要打仗，引诱葡萄牙人先动手。一旦对方动手后，中国的大部队立刻进攻，将两艘船只缴获，李光头也和葡萄牙人一并被抓了起来。

抓获葡萄牙人本来就是一种巨大的荣耀，但是卢镗却选择了一个更巧妙的计策：他逼迫其中四个葡萄牙人宣称自己是葡萄牙在马六甲的国王^[205]。当葡萄牙人和李光头等人被送往朱纨处，朱纨也同意了这种说法，并下令将96个中国人（包括几个孩子）全部杀掉，只留了三四名青年和一个成年男子——这些人是要向皇帝做证的。至于俘获的葡萄牙人，他们则想全部送往京城邀功。(www.daowen.com)

这样，葡萄牙普通人的贸易行为，在朱纨等人的曲解下，就变成了葡萄牙人国王率领的入侵事件。如果这件事得到皇帝的褒奖，朱纨的权力会大大提升，并且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提高海防，到那时，宁波、泉州一带的自由贸易体系将彻底被切断。

但朝中对朱纨的做法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浙江和福建当地的人们由于做不成生意，对他的意见很大。这些意见通过乡绅与官场的联结，最终传到了北京的朝堂之上。朱纨的政敌陈九德乘机告了他一状，奏他滥杀无辜。

根据明朝的法令，如果要杀人，必须在判了死刑之后，再送往北京备案，只有刑部同意了才能杀。而朱纨一次性杀害了96人，且没有经过正常备案手续，就构成了滥杀。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免除他的责任，那就是：必须证明他杀这些人是由于对方犯有叛乱罪，包括僭号流劫等事件。如果能够证明有这些情况，就相当于发生了外国对中国的入侵和战争，在战争中的杀戮是可以理解的。

说到最后，事情又回到了起点：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来攻打明朝的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皇帝为此首先停了朱纨的职务，然后派了两个钦差下来，分别是给事中杜汝祯和巡按御史陈宗夔。两人到达后，开始了提审手续。葡萄牙人记载的中国提审手续非常完备^[206]，两位大臣并不在一起提审，而是隔绝开来，各审各的，一个审被告时，另一个人就审原告，然后他们再合议，把口供放在一起对比，寻找不一致的地方，进行推敲，或者再审。最后，还要去现场考察，寻找更真实的证人。

通过这一系列的审讯，两位大人最终认定：这只是一起走私事件，并不是僭号流劫，也没有所谓的葡萄牙人国王。

皇帝下令将朱纨抓起来，但朱纨却早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他慷慨流涕，说道：我又穷又病，为人又太骄傲，不甘心被人对簿公堂。就算皇帝不想让我死，闽浙地方的人也必然杀我。我死也要自己死，不需要别人动手^[207]！他做了一首绝命词，服毒自尽。

朱纨知道闽浙两地人恨他，但他自负是天下人的错，自己严格执法，为了皇帝守卫边疆是无比正确的，不需要道歉。就连《明史》上也惋惜地说，朱纨一死，人心涣散，海寇大作，祸害东南十几年。但是，如果不是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之间还有制约作用，在他“严格”执法之下，中国的外贸将彻底无存。不要忘记，那些海寇大都是被逼的。

朱纨死后，那些被俘的葡萄牙人也有了裁定，除个别涉及杀害中国士兵的，继续关在监狱里直到死亡之外，其余的51人都流放到广西。^[208]

这些人中，有一个叫作伯来拉的，趁流放广西的机会细致地观察了这个老大帝国，留下了一本中国观察记^[209]。这本书后来又成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材料。他撰写了另一本更加著名的书——《中华大帝国史》^[210]，成为当年欧洲争相阅读的中国指南。根据他的记载，中国人对这些俘虏很友好，一路上将他们放在轿子里抬着，通过水路和陆路联运，可能走的是江西赣江经过梅岭，转入北江，再通过西江进入广西的道路。^[211]

到达桂林后，这些葡萄牙人每月可以获得一斛大米，被分散在各个城镇，可以自由活动。经过多年，一些人想办法和澳门取得联系，最后偷渡去了澳门。^[212]

朱纨之死，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清流派官员们彻底泄了气。他们再也不肯在海禁上下功夫了。浙江、福建的41个卫所和439艘战船都慢慢报废，朱纨在河口和海岛设立的堡垒也都废弃了。海禁再次松弛下来，葡萄牙人的好日子到了。

公元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葡萄牙人表示有船毁坏，需要上岸修理，于是获得了在上川岛上岸的权力。三年后，他们开始在澳门建造教堂，高六七丈，异常壮观，之后澳门开始堡垒化，被葡萄牙人据有。

但从形式上来讲，澳门还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归广东省香山县管辖。双方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均势状态，中国政府很难消灭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也知道中国的广大，很难像东南亚一样吞并，所以满足于占据澳门。

而对中国民间来说，由于官场的放任，使得民间外贸得以存在，这促进了江浙、福建、广东一带的繁荣，更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工业化，只是这种工业化是政府掌控力不牢的结果，而不是拜政府所赐。明朝晚期的手工业化和资本化萌芽，就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