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六甲，控制了通往印度洋的门户。东南亚小国纷纷谴责却束手无策，只能向中国求援。不过，中国由于缺乏舰队，无法进行远征，只能等待上门的机会。

六年后的公元1517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葡萄牙国王派了一支舰队前去勘察中国的状况，舰队的指挥官叫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跟随舰队同往中国的，还有一支使节队伍，大使是一位叫作多默·皮列士的人。这也是中西关系史上第一支前往汉人治下中国的正式使团。在汉代，传说大秦王安敦曾派出使节到中国，不过那更可能是商人行为，冒充大秦使节。而在元代柏朗嘉宾等人的出使，去的是蒙古人的政权，而汉人在当时只是蒙古人的臣民而已。直到明代，皮列士才是确定的代表了葡萄牙国王的正式使节。他的遭遇也说明了当时东西方实力的对比，表明葡萄牙人为什么无法取得长期的优势。

舰队于8月15日到达珠江口外的屯门岛，这里是当时明王朝指定的外国人贸易区，从东南亚来的船舶不能进入珠江，只能在这里交易商品。明王朝虽然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态度，但是民间贸易又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依然存在，于是，广州的官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划定一块区域让他们进行贸易。

广州官员认为这是一种恩赐，但葡萄牙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商船不能进珠江这个制度感到很不解。经过交涉（可能还有误解，因为中国官员一直在阻止他们，但他们却认为可能得到了允许），葡萄牙人的舰队前往广州。

到了广州城外的江面上，葡萄牙人按照惯例鸣放礼炮，并升起了国旗。这些动作吓坏了广州城的官员，他们立刻确定葡萄牙人犯了三重错误：第一，未经允许前往广州；第二，鸣炮相当于宣战；第三，升旗。

葡萄牙人向广州官员解释，这并非是敌意，只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位于广州的布政使接受了这种说法。指挥官伯列士在广州将大使皮列士一行交给了中国人，然后离开，回到了马六甲。^[177]

大使皮列士实际上是一个药剂师，平常在印度工作，此次被挑选出来担任国王的大使，是因为他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与人打交道的技巧。

在来中国之前，皮列士曾经写过一本书，其中专门论述了中国这个葡萄牙人都没有来过的国家，他在语气里甚至带着点不屑。皮列士表示，东方的国家谈到中国时，都声称中国是个伟大、富庶、美丽、壮观的国家，但这显然是夸大了，这些词语如果用来形容葡萄牙，可能比形容中国更加准确。^[178]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皮列士来到中国，要展现葡萄牙人的伟大。

到了公元1518年，位于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认为他们的使节也该启程回来了，于是又派出一支舰队，由西蒙·德·安德拉吉（前一位指挥官的弟弟）率领，前去接自己的使节。他们于当年8月再次到达了广州外的屯门岛。

不过，葡萄牙舰队惊奇地发现，皮列士虽然在广州，却不是已经回来了，而是还没有出发！原来广州的官员还在走程序，在程序没有走完之前，使者是不可能北上去见皇帝的。他们的奏章已经来来回回传递了三次，还没有结束。皇帝以前没有听说过佛郎机，这个国家也不在进贡名单上，皇帝必须首先确定是怎么回事，才能下命令。显然，葡萄牙人是低估了中国地域的广大，以对待东南亚国家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必然会大吃一惊。

到了公元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皮列士一行才终于从广州出发，前往北方。5月，皮列士到达南京。当时，王阳明刚刚镇压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明武宗恰好来到南京^[179]，于是皇帝就在南京和皮列士见面了。

在中国史书上也记载了这次会面，提到这些使臣有30多人，为首的叫作加必丹末（即皮列士）。^[180]《明史》还记载，在葡萄牙使团中有一个叫作火者亚三的人，他是最活跃的。显然，为了给皇帝留下好印象，皮列士曾经鼓励属下多和中国人接触。这位叫作火者亚三的手下就结交了当时的权贵江彬，江彬把他介绍给皇帝。皇帝很喜欢火者亚三，还不时和他学习外国话，当作一种戏谑。

在火者亚三等人运作下，皇帝决定把使团带往北京。南京的见面是非正式的，皇帝要的是礼仪，不是会谈，只有到北京才能进行正式会见。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1月，皮列士等人经过千般辛苦，终于到达了大明帝国的正式首都北京。

但是，葡萄牙使节在北京又出麻烦了。原来皮列士带了两封信^[181]，一封是葡萄牙国王写的，其中语气非常傲慢，带着西方君主的威严，另一封是首任舰队指挥官伯列士写的，但在请东南亚的译员翻译成汉语时，译员主动翻译成非常谦卑的格式，符合明王朝的胃口，葡萄牙人被蒙在了鼓里。不过多亏了这种语气，皮列士才有了被接见的机会。

国王的信由于是密封的，皮列士也不知道其中的内容。但是当北京方面把国王的信拆开，与伯列士的中文信一对比，就发现原来其中说的并不一致，这给北京方面的印象就是：这个使团是假的。

皮列士只好解释，由于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密封的，他们不知道内容，所以两信会产生一定的偏差。

真假使团尚没有分清楚，更大的麻烦来了。这时从其他渠道又来了三封信，第一封是御史何鳌写的，另一封是江南道御史丘道隆写来的，第三封是马六甲国王写来的。^[182]

在丘道隆的信中，主要提到佛郎机人竟然敢并吞马六甲，而马六甲是中国的藩属国。丘道隆认定佛郎机人是想取代马六甲称王。明王朝历来不支持篡位者，所以，不应该把佛郎机人当作使臣，而是应该驱逐出去，让他们退还马六甲的领土。^[183]

马六甲国王的来信更是充满了控诉，希望中国政府主持公道，同时警告中国人，葡萄牙人之所以来中国，不是为了出使，而是伺机窥探，到最后要像对付马六甲一样动用武力。^[184]

更麻烦的是，何鳌的第三封信仿佛证实了马六甲的指控^[185]，因为当皮列士离开广州之后，留在广州的葡萄牙舰队已经制造了一系列的入侵事件，表明葡萄牙人来的目的就是武力侵略。

那么，葡萄牙舰队到底制造了什么事件呢？

原来，就在皮列士离开之后，舰队司令安德拉吉回到屯门岛。屯门岛是各国来做生意的地方，却不允许有任何永久性建筑。安德拉吉来到后，可能不知道这样的法令，下令在岛上用石头和木料修建一座堡垒，就像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南亚做的一样。不仅有堡垒，他们还把大炮架了起来。葡萄牙人这样做的借口是镇压海盗，因为在这里海盗颇为猖獗，就连明朝官府的船也要敬畏他们三分。

除堡垒之外，仿佛是为了示威，安德拉吉还命令在另一座小岛上树立了一座绞架，甚至用它来绞死了一个犯罪的海员。在绞刑之前，安德拉吉还进行了专门的仪式，找了印度人吹吹打打，热闹非凡。

接着，有几艘来自东南亚的船到了，这些船按照惯例要在屯门岛交易。但安德拉吉认为，这些船是后来才到的，应该排在自己的后面。可是，在中央帝国的体系中，这些船由于是从中国的纳贡国家前来的，显然拥有贸易优先权，这就发生了冲突。

更令广州官员感到气愤的是，安德拉吉的舰队交易完毕离开后，广州却突然发现少了不少孩子，这些孩子被安德拉吉的舰队买走了。

根据葡萄牙人的说法，他们之所以买孩子，是因为他们以为中国的规矩和阿拉伯人的规矩类似，有卖孩子当奴隶的传统。阿拉伯人总是俘获其他地方的人当作奴隶，同时穷人也可以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卖掉换钱，他们的这个风俗又是从罗马人那儿学来的。安德拉吉来到岛上，恰好有人带着孩子来贩卖，葡萄牙人显然想带一些中国孩子回去，就买了下来。^[186]

葡萄牙人买孩子这件事，在中国人口中却异化成了另一番模样。他们传言，佛郎机人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吃孩子，之所以在海上徘徊不去，就是为了买小孩吃。每个孩子价值100个番钱。广东人还发现，他们的番钱是用黄金做的。^[187]中国官员们也不认为佛郎机真的来自一个莫名其妙的叫作欧罗巴的地方，设想它们以前可能是南渤利国，后来更名为佛郎机。

当这些事情都汇报给皇帝时，皇帝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就改变了。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原本依靠结交权贵，帮助使团讨好皇帝的火者亚三也出了问题。

原来，北京的人们已经打听到了火者亚三的底细：他不是佛郎机人，而是华人，只是他和佛郎机人混久了，冒充是佛郎机人。不过如果仅仅是冒充，中国人也忍了，另一件事情却不可忍。(www.daowen.com)

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礼仪显然是磕头。这个礼仪在西方是单膝下跪，但在中国却是五体投地。根据葡萄牙人的记载^[188]，他们遵循了这个礼仪，但火者亚三由于皇帝的宠幸得到了不少特权，见皇帝不用下跪，地位也在普通的外国使者之上。

如果分析一下，也可能虽然葡萄牙人遵循下跪礼仪，却仍然与中国人有一定的冲突，于是被盯上了，火者亚三的行为才引起了群臣的愤怒。虽然他不用跪皇帝，但这个特权却得罪了那些必须下跪的大臣。

有一次，火者亚三见到主事梁绰，也不屈膝，梁绰抓住机会将他打了一顿板子。火者亚三告诉江彬后，江彬将梁绰大骂一通。

如果火者亚三熟悉中国的传统，就绝不应该这么嚣张。果然，这些事情都积累了下来。公元1521年，明武宗去世了，宠臣江彬也被太后诛杀。

没有人罩着，群臣立刻打报告，将火者亚三杀死。加上一年前御史丘道隆和何鳌的上奏，以及马六甲人的控告，广州还不断把葡萄牙人的荒唐事儿传过来，这些混合在一起，让新皇帝痛下决心，下令不要佛郎机进贡，将佛郎机人赶出京城！^[189]同时，皇帝还命令断绝一切与葡萄牙人的联系。

朝廷的命令传到广东，中国与佛郎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型的战争。

公元1521年，虽然肇事者安德拉吉已经离开，但是有三艘葡萄牙船却由于来得晚，贸易没有做完而留在了屯门岛。后来，又有两艘葡萄牙船来到，一共是五艘船。

葡萄牙人受到攻击的第一个信号，是留在广州的贸易代表被中国政府扣留了。随后，中国政府开始扣留屯门岛上其他东南亚船中的葡萄牙人，将他们搜查出来，送入广州监狱。

最后，中国政府派遣50艘船，将葡萄牙人的5艘船团团围住。

经过了40多天的围困，葡萄牙人开始突围，在中国军队的炮火中，葡萄牙人只能算侥幸逃脱。到达马六甲后，他们甚至在山上盖了一座圣母堂纪念这个奇迹。

中国人的舰船之所以不落下风，在于中国的船上也有火炮。根据记载^[190]，佛郎机人的船长10丈、宽3尺，两旁有40余支桨。在当时仍然流行帆桨船，在海上时主要靠风力，但又保留了桨，靠近岸边时用桨划船，增加了灵活性。中国人形象地称这种船为蜈蚣船。除了桨，还有34门大炮。这些大炮大型的有1000余斤，中型的500余斤，小炮也有150斤。炮弹的外壳是铁的，内芯则是更加沉重的铅，炮弹大约有8斤重，能打百余丈。

另有记载^[191]，除了船上用的，还有陆上用的陆炮，炮弹小的20斤，可以打600步，大的70斤，可以打五六里远。

最早注意到大炮的是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由于他需要到佛郎机人的船上去抽份子，看到对方船上有两个中国人，杨三和戴明。交谈下来，他发现这两个中国人知道如何造炮。何儒向上级汪 汇报后，汪 命令他把杨三接来，偷偷学会了造炮。所以，当中国和佛郎机第一次作战时，中国也有少量的大炮，这可能有助于中国将佛郎机人赶走。

如果说第一次战斗明朝只是小胜，那么第二次战斗可谓真正的胜利。

公元1522年（嘉靖元年），葡萄牙人的6艘船再次来到了屯门岛，他们被中国船只围困，其中一艘船被炮火击中了弹药库，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而沉没，另一艘在中国人登船后，船上所有的人都被击毙，剩下的船突围而去。^[192]

除葡萄牙人的记录之外，这件事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有记载。根据中国的记载^[193]，公元1523年（嘉靖二年），葡萄牙将军别都卢率领舰队袭击了广州新会的西草湾，中国一方的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将敌舰击退。于是葡萄牙又换了一个地方，到稍州继续骚扰，接下来的战斗中双方各有损失。其中中国一方王应恩阵亡，但中国缴获了对方的两艘船，斩首35级，生擒42人，包括葡萄牙人别都卢和疏世利。^[194]

在战斗中，中国人缴获的大炮有20多门。

到了公元1530年（嘉靖九年），汪 升任右都御史，借机上奏，说明了西洋大炮的好处，并请求皇帝下令，在沿海地区的炮台上装备大炮。皇帝应允了，从此中国的海防开始了火炮化。由于这种大炮学自佛郎机，于是火炮就有了佛郎机的名字。

但中国人对于大炮的利用并不好，主要是将士们使用不善，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打起仗来很难通过大炮御敌，这个缺陷一直保留到了清朝，乃至公元1840年。

葡萄牙船逃走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搜捕所有外国船上的葡萄牙人，另一方面决定逮捕从北京转运过来的葡萄牙大使皮列士。

皮列士和葡萄牙人到达广州后，被投入监狱，很长时间内没有消息。直到后来，大约是在公元1524年（嘉靖三年），有两封信从中国的监狱中辗转送了出来，人们才知道了这个使团的最终命运：他们大部分被折磨致死或者处死。^[195]

使团一到广州，就被送进了监狱。他们先被关了30多天，等马六甲流亡政府的使者到来后，官员们首先讯问了葡萄牙人的情况，接着又让皮列士写了一封信，做成三份，交给葡萄牙国王、果阿总督和马六甲舰队长官，要求葡萄牙人必须退出马六甲。

马六甲使者拿到了信，却吓得够呛，表示如果向葡萄牙人转交了这信，就是他的死期。他在中国官员的逼迫下不得不出发，但他没有去马六甲，而是去了马六甲以北的北大年，将消息传给了流亡在那里的马六甲国王。马六甲国王正在宾坦被葡萄牙人围困，于是使者又回到广州带回了马六甲国王的消息，希望中国出兵。

但广州的官员显然不敢把事情上报皇帝，只是逼迫马六甲使者们离开。使者们都不想走，告诉官员，东南亚已经找不到葡萄牙人没有占领的地方了。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迫上路，在浡泥诸岛当了葡萄牙人的俘虏。^[196]

这件事表明，明朝已经没有力量保卫他的属国了，只能捂住耳朵和眼睛，装作不知道。不过，一直被认为是无能的明朝却又有足够的实力击败葡萄牙的入侵，反而是强大的清朝在经过康乾盛世不久，就被欧洲人打破国门闯入。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接下来几百年中国和欧洲的此消彼长。

皮列士的使团成员几乎全部死在中国的监狱中。皮列士本人于公元1524年死在广州监狱。^[197]

葡萄牙人使团的悲惨命运与其说是明政府的残暴，不如说是双方文明的冲突。在明政府看来，维持东南亚属国的秩序是天经地义的，虽然中央政府无法做到随时维持秩序，但只要有机会，那么就一定要去做。

在明朝政府的眼中，葡萄牙人是秩序的破坏者，也是入侵者，所以应当加以惩罚。

葡萄牙人野蛮地入侵了东南亚，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但同时，他们又代表了一种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从此以后，不管明朝皇帝是否喜欢，世界性的贸易必将席卷全球，谁能在这种贸易体系中多参与一分，就能够获得多一分的优势。这一点是明王朝无法看到的。

当葡萄牙人到来后，明王朝不是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而是更加收缩、闭关，试图将这种变化排除在外。在当时，它仍然有实力用武力将葡萄牙舰队赶走，但这是以自己的实力损失为代价的。明王朝的地方官员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