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到了中国,还为西方解决了一个长期疑而不决的困惑。这个困惑是由马可·波罗引发的。在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他区分了东方的三个民族国家:第一个叫作鞑靼,也就是蒙古人的国家;第二个叫作“契丹”,契丹指的是原为契丹控制后为金朝占领的区域,这个区域也较早地被蒙古人征服,由于这一区域更早是契丹人的领土,所以马可·波罗称之为契丹;第三个叫作“蛮子”,是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马可·波罗以为这就是南宋的国名,因此叫它“蛮子国”。[31]
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契丹地域内有不少基督教信徒,而“蛮子国”内却少有基督徒。于是,西方人对契丹就抱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同情。
即便到了大航海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却仍然对中国地理非常无知。他们认为,所谓的“蛮子国”就是后来的明王朝,因为“蛮子国”极其富裕,又有海滨大城市作为出海口,这和明朝南方的繁荣状况是相近的。
可是,契丹又是哪里呢?西方人对明朝的接触只限于南方,并不了解北方的情况。而南方由于缺乏基督徒,显然不是契丹国。他们设想在中国以北,还有一个叫作契丹的国家,这里是有基督徒的。他们希望能找到这些基督徒,却不知道,随着明朝取代元朝,基督徒已经在中国的北方绝迹了。
利玛窦到达北京后,已经知道在中国的北方不再有另一个契丹国。所谓契丹国,只是中国的另一个别名而已。或者说是因为中国此前南北分裂而造成的误会。
可是,利玛窦的说法传到了印度,却没有被普遍接受。这时,人们突然想到了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让人按照马可·波罗的路线,从中亚地区向东行走,迟早会进入当年契丹国的地域。如果契丹国还存在的话,那么这次旅行就一定能够找到。如果契丹国不存在了,那么这人将直接进入明朝疆域内。
这个任务被交给了一个叫作鄂本笃(Bento de Goes)的传教士。当时,印度恰好在莫卧儿王朝君主阿克巴(Akbar)大帝的治下。
与中国的历史相反,在大部分时期,印度次大陆都不是统一体。自从笈多帝国消失后,印度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伊斯兰教到来后,印度的北部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到了公元16世纪初,一位叫作巴布尔的中亚军阀突然崛起。
巴布尔从父系上说是中亚突厥人引以自豪的君主帖木儿大帝的后代,从母系上说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本人原是费尔干纳公国的王子,由于中亚的战乱,他被迫离开了中亚故地,反而在阿富汗建立了政权[32]。之后他开始向印度扩张,占领了位于巴基斯坦的信德、木尔坦等地。
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巴布尔进攻北印度,在德里以北的帕尼帕特击败了德里苏丹国洛迪王朝最后的君主伊卜拉欣,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由于印度人认为巴布尔是蒙古人,于是这个政权就叫作莫卧儿王朝(即印度语的蒙古王朝)[33]。
这个王朝传了三代后,到阿克巴大帝时,达到了鼎盛。[34]然而,莫卧儿王朝也没有统一印度,它控制的核心地区是从北印度到阿富汗的领土,而在南方特别是海岸线上,却有许多小的政权游离于帝国之外。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到来,在海岸地区也有了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身影,他们甚至建立堡垒,控制了部分城市,最重要的就是葡萄牙控制的果阿。[35]
西方人由于没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印度,倾向于与内陆强国莫卧儿帝国保持和平关系,而莫卧儿的重心在内陆,也乐于与掌握了海洋贸易的西方人和平相处。这一切对于将要出发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鄂本笃都是有利的。
阿克巴大帝本人也与传教士的关系很好,而莫卧儿王朝统治区域直达中亚的阿富汗地区,这意味着在第一段行程中,莫卧儿王朝可以帮助传教士安全到达他们的统治边界。
耶稣会请求阿克巴发出敕令,允许鄂本笃经过莫卧儿帝国的辖区,进入中亚,再进入中国北方,探查所谓的契丹国。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
鄂本笃是个西班牙人,但为了路上方便,他称自己是亚美尼亚商人,名叫阿卜杜拉(Abdula),这样的身份和伊斯兰化的名字更容易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中亚。
鄂本笃带着一个叫以撒(Issac)的亚美尼亚仆人,从莫卧儿第二首都拉合尔[36](Lahor)出发。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个同伴,分别是一个商人和一个传教士。
与这一群特殊使命的人一起出发的,还有大约500人的商队,但他们并不去中国的北京,最远只是去往喀什噶尔,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喀什。这个商队带着大量的骡子、骆驼和车辆[37]。
从拉合尔到白沙瓦大约有210公里,却因为匪徒和等候过河的船只,鄂本笃等人一共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在白沙瓦休息了20天后再次启程,这次又走走停停,60多天后才到了距离白沙瓦160多公里的喀布尔,也就是现在的阿富汗首都。
白沙瓦到达喀布尔最险要的路段在开伯尔山口附近,即便在莫卧儿帝国的巅峰时期,这里也时常有歹徒出没。为了保护财产,商队还从当地统治者那儿弄了400名士兵保卫他们前行,但还是没有阻挡住劫匪的出没。一路上,劫匪造成了许多人的伤亡,鄂本笃等人也逃到了树林里,才保全了性命和财物。
当时的喀布尔还属于莫卧儿帝国境内。即便有莫卧儿皇帝的谕旨保护,还需要花如此大的精力才挪动了不到400公里,可见当时中亚的交通(也就是丝绸之路)几近断绝的情况。
在喀布尔,鄂本笃开始遇到更大的麻烦。首先,在他的小团队中,那个商人同伴因为要做生意,决定不再前行,而另一个教士同伴也转身回了印度,接下来就只剩下他和亚美尼亚仆人两人前行了。为了等待其他商队结伴一起走,他们在喀布尔等了整整8个月。
不过鄂本笃又是幸运的。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位女士,她叫阿智哈伦,刚刚到麦加朝圣回来。她是喀什噶尔国王的妹妹,也是和田国王的母亲。这位女士到达喀布尔时已经将身上的钱花光了,四处找人借钱。鄂本笃借给了她600枚金币,她答应等鄂本笃到了喀什与和田会归还这笔钱。这件意外的事情让鄂本笃在未来获得了巨大的帮助。
离开喀布尔,鄂本笃采取了先翻越兴都库什山,再走瓦罕谷地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当年玄奘的回程,以及马可·波罗的线路是重合的。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行程,他们到达了塔里寒(Talhan),这里仍然属于现代阿富汗的版图,却已经出了当时莫卧儿王朝的管辖区,而是进入了位于中亚的布哈拉的统治者的辖区。
在中亚,随着蒙古人和帖木儿王朝的衰落,一支叫作乌兹别克人的民族兴起,他们建立了数个汗国,[38]最著名的是定都于布哈拉的布哈拉汗国。(www.daowen.com)
鄂本笃到达塔里寒时,这里正在内战,他们在这里耽搁了一个月,才前往一个叫作契曼(Cheman)的城市,这里归撒马尔罕的阿卜杜拉汗管辖。
在契曼,一群叛匪攻打了这座城市,城市的官员逃走了。与鄂本笃同行的商人们被迫组织反击,但还是被叛匪打败了。叛匪抢劫了一些东西,却并没有伤害商人们。鄂本笃更是幸运地几乎什么都没有损失。继续上路后,他再次遭遇了劫匪,却又幸运地化解了。
8天后,他们进入了阿富汗东北的巴达赫尚地区,这就进入了整个旅程中最困难的一段路。他们要翻越巨大的葱岭[39],进入新疆境内。这段行程充满了高山、险途、大雨、毫无人烟的旷野、匪徒。他们花了至少46天,才到达了可能是朅盘陀,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40]。这里已经是葱岭的东面了。
但这并不是困难的结束,事实上,从塔什库尔干到喀什,还必须经过茫茫的昆仑山西段,这里有三座7000多米的高峰,包括被称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41]。
鄂本笃和商队在昆仑山中被冰雪围困了6天,冻死了不少人。他的亚美尼亚仆人掉入河中,救上来后大约有8个小时不省人事。他们的马也被冻死了6匹。经过无数磨难后,他们于公元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11月[42]到达了叶尔羌。
对鄂本笃来说,幸运的是,叶尔羌与和田的君主都是阿智哈伦的儿子,而喀什噶尔君主是阿智哈伦的哥哥。在这里,鄂本笃收回了他借给阿智哈伦的600枚金币。不过收回的不是现钱,而是玉石。这些玉石的价值远高于金银,也让鄂本笃赚得盆满钵满。由于结交了君王,他也获得了更大的便利。
在这里,鄂本笃还揭开了明王朝的一个秘密:在史书中,明王朝总是强调在西域有多少国家向它朝贡,但事实上,为了诱惑这些国家朝贡,是要花费极大代价的。这些所谓的朝贡团,其实都是商人出身。明王朝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几乎一切外贸,但是,允许外国朝贡团携带一定数量的商品“进贡”给皇帝,皇帝再把几倍价值的物品“赏赐”给朝贡团,由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这样,对明王朝来说是完成了一次朝贡,而对外国使团来说,则是完成了一次贸易,而且非常赚钱(数倍的利润)。[43]
对明朝来说,这种贸易其实是亏本的,因为从进入边境那一天开始,政府就要负责朝贡团的衣食住行,这牵扯到一路上的马匹和运输,以及在各地的住宿和吃饭。最后,皇帝赏赐的价值还总是要高于进贡价值的几倍。由于亏本太多,明政府为了控制损失,对每个国家进贡团的人数和次数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44]。在这种体系下,西域国家根据规定,大都是6年朝贡一次。
某个国王被允许朝贡,就是拥有了经商权。由于每个朝贡队伍的人数是有限制的,所以,每一个名额就相当于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席位,这些席位会以高价卖给出得起钱的商人们。而且,一个国家的朝贡团不是只由这一个国家的人组成,而是采取了国际主义原则,不管商人是来自哪个国家,谁出得起钱就卖给谁。
鄂本笃由于与国王的关系,幸运地买到了这样一个席位,于是随着朝贡团从喀什噶尔出发,经过阿克苏、库车、焉耆、吐鲁番、哈密,前往明朝的边关嘉峪关。
在焉耆时,上一批朝贡的团队恰好回来,与这一批的人遇到了一起。鄂本笃由此得到了在北京的利玛窦的消息,知道在北京已经有了传教士团体。他也终于确定了所谓的“契丹”就是“蛮子”,也就是当时的明王朝。
朝贡团进入中国境内,到达了肃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酒泉市,在这里,商队又要进行一次筛选。按照明王朝的规定,每隔6年,中亚七八个国家的使团会集齐了,要从这些使团中选择72个人前往北京。这72人都是大商人,携带的货物也多。他们到北京一路的吃喝拉撒都由皇帝负责,还有大量的赏赐,“进贡”给皇帝的商品也会以几倍的“赏赐”发还。
这72人之外,剩下的人只能在肃州将自己的货物卖掉,这相当于一种自由贸易,价格自然不如赏赐的高。所以,能否成为72人之一,就决定了一个人的财运有多大。
鄂本笃到肃州时,证明了自己是个好商人。一路上,他的财富竟然增值了,拥有13匹马,5个仆人,2个从奴婢中买来的孩子,还有大量宝石,全部价值2500个金币[45]。由于财富众多,他成功地被选为了72人之一。
但就在这时,他的好运却到了尽头。眼看就要上路时,鄂本笃的身体却突然垮掉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人去了北京,自己留在肃州养病。
在肃州养病期间,他再次得到了利玛窦的消息。据另一批从北京回来的人说,利玛窦不仅在北京,还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礼遇。于是鄂本笃请人给利玛窦带去信息,请求利玛窦想办法把他接到北京去。
与此同时,利玛窦也得到了从印度海路传来的消息:一位叫作鄂本笃的修士从陆路出发前往中国。他也在不断地向商队打探信息。当收到鄂本笃的信后,他立刻安排人员前往肃州去接鄂本笃。
不幸的是,当利玛窦派出的人到达肃州时,鄂本笃已经接近死亡的边缘。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穿越中亚带来了成果,却再没有机会回到西方,甚至连踏入北京城都做不到了。
利玛窦的使者到达11天后,鄂本笃去世,永久地留在了酒泉的沙漠之中。[46]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让西方世界了解到,在东方存在一个国土面积巨大的国家,名叫中国。它曾经被蒙古人称为“蛮子”,也有另一个名称叫作“契丹”,这个国家虽然曾经分裂,但统一的历史却更加漫长。
到了利玛窦和鄂本笃时代,经历了地理大发现的西方人终于驶入了快车道。他们不仅到达过亚洲的所有国家,也将马可·波罗以来传说中的地理知识都一一发掘了出来,亚欧大陆这块巨型的土地(除东北角上一块之外)对他们几乎没有了秘密,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利玛窦之前,是东西方竞逐的时代,双方虽然已经听说了彼此,却都是雾里看花,无法看清。但利玛窦之后,东方对西方已经变成了透明的,从此东方发生的事情都会传到西方世界,并成为他们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当西方人不断地尝试进入中国,打探中国的消息,并获得了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信息时,东方的明朝却对西方世界表现出巨大的冷漠。到了清初,人们整理《明史》时,关于西方世界的消息仍然极端落后,《明史》记载的欧洲国家只有葡萄牙(佛郎机)、荷兰(和兰)、意大利(意大里亚),以及早已经消失的东罗马(大秦)。至于英格兰、法兰西等强国,仍然处于中国的视野之外。[47]而对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即便到了清代整理四库全书时,依然被认为荒渺莫考。
这种对世界的漠视态度,与西方人的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一部中已经提到,中国和西方世界在世界观上的差距主要发生在蒙古人时期,蒙古人刺激了西方的好奇心,却将中国变成了一个保守的自保型国家。在本书的最后一部中,追寻的就是中国从明代开始,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保守,又如何在保守中故步自封,并延续到清代,形成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老大帝国的。这要从东西方之间的连接部——中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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