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3年（万历十一年），明朝最著名的阁揆张居正刚刚去世一年^[16]。张居正的变法已经是明王朝最后一次修修补补的改革尝试，与此同时，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到来：西方人正式进入了中国社会。

9月10日，传教士罗明坚和他的副手利玛窦到达肇庆。知府在西江边上为他们划了一片土地，建设了明代中国的第一座教堂，这个教堂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仙花寺^[17]。

教堂建好后，罗明坚回到澳门，将管理教堂的责任交给了利玛窦，这也让利玛窦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与他的上级比起来，利玛窦熟悉汉语，又有非常好的科学教育背景，正是他的拓展让基督教从肇庆出发，直达北京。

利玛窦除了写过一些关于基督的小册子，制作的最著名的产品是一份地图，叫作《坤舆万国全图》。虽然明朝在官方体系上仍然把中国当作世界的中心，但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影响下，有不少人开始理解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许多稀奇古怪的国名开始出现在人们耳中。官员们甚至以得到一份《坤舆万国全图》为荣耀。

利玛窦的另一个利器是一种三棱镜，这种物理学上的简单仪器能够将白光分成不同的颜色呈现。中国人由于缺乏玻璃，把这种透明的三棱镜当作稀有宝石，甚至认为是女娲补天的宝镜，争相参观。

利玛窦在肇庆的日子里，邀请他前来的肇庆知府王泮也升任了岭西道^[18]官员，看上去一切都很顺利。传教士们甚至去了一次王泮的家乡浙江绍兴，并做了一次前往广西南宁的远行，试图扩大影响力，但都由于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谨慎，没有获得成果，反而带来了更多的误会。^[19]

传教士们的命运转折点，发生于两广总督换人之时。批准他们住在肇庆的两广总督郭应聘把职位让给了一位叫吴文华的人。吴文华离职后，广西巡抚吴善升任两广总督。与前任相比，吴善对外国人非常不友好，而更麻烦的是下一任总督刘继文^[20]。

刘继文在明史上号称与海瑞齐名，也和海瑞一般有洁癖、刚愎自用。他上任后，认为允许外国人进入国内是违反纪律的，下令传教士撤离肇庆。

不同官员的不同做法，也可以看作明朝官场管理更加宽松的体现。在之后的清代，皇帝的意志可以一贯到底，不允许有任何违背，但明代的官员管理虽然也比前朝更加严格，却仍然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传教士们是否留下都在地方官员的手中掌握着，并不需要皇帝的批准。

利玛窦等人撤离肇庆时，本应该被押解回澳门。但他们经过数年的耕耘，获得了更多基层官员的宽容。由于基层官员的巧妙斡旋，总督最终让步，表示只要他们离开作为两广总督驻所的肇庆就可以了。恰好广东北部的韶州愿意接收他们，于是，韶州光孝寺就成了利玛窦传教的第二个地点。^[21]

与肇庆比起来，韶州虽然在广东省内的政治地位低一些，却是中原通往广州的必经之路。于是，利玛窦在这里反而有了更多的机会来结交来往的权贵。在韶州，对传教士们最重要的人叫作瞿太素^[22]。他是当朝礼部尚书瞿景淳的儿子，由于与嫂子通奸被逐出家门，他四处游荡，结交权贵。在韶州遇到传教士之后，瞿太素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对西方科学充满了好奇心。于是，中国有了第一个西方科学的门徒，瞿太素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系统地学习了欧式几何学，并写了教科书。^[23]

在这之前，西方传教士往往被当作一种僧人，穿的是僧袍。正是在瞿太素的要求下，利玛窦从僧袍换成了儒服，更加融入中国社会。换装后，上流社会对他的接纳度也大幅提升。

由于远离了政治中心，韶州的当地官员也显得更加随意，甚至周边的县官也邀请传教士前往做客。^[24]

随着结交的人越来越多，一个机会出现了。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导致了一场中日战争^[25]。在战争中，明朝官员发现他们的地理知识都无法应付战争的需要。

在韶州见过利玛窦的兵部侍郎石星由于负责日本战事，急忙联系传教士，希望借助他们的地理知识来制定战略。石星甚至决定将利玛窦从韶州带往明朝的都城南京。

明朝实行双都城制，除了北京顺天府，在南方还有一个首都即南京应天府。

南京是明朝建立时由明太祖朱元璋定的首都，当明成祖朱棣在家族内战中战胜了侄子（朱元璋的孙子），就把首都迁至他的根据地北京。但他不敢废除南京的都城地位，于是明朝成了双都城。

在中国，历史上采取多都城的朝代并不少。比如，北宋就有四个都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北京大名府和南京应天府（商丘）。但是，北宋虽然有多个都城，却只有一套官员班子，而明朝却有两套官员班子分驻两个都城。其中驻北京的是实官，真正掌握着帝国的权力，而驻南京的一套班子虽然领俸禄，却不负责实务，是拿钱不做事的虚官。

这种设置，使得南京成了虚官遍地、风花雪月、歌舞升平的最佳地点，也是全国的时尚中心。

接受石星的邀请后，传教士利玛窦按照从广东去往南京的传统线路，从现在广东的韶州前往南雄，在广东、江西的交界地带，翻过一座叫作梅岭的界山，进入赣江谷地，顺赣江而下，经过赣州、吉安、南昌、鄱阳湖，入长江前往南京。

如果传教士能够征服这个中国的“次都”，那么距离成功就不远了。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明朝政府的排外传统已经影响了大部分的官员，南京的官员也绝不像广东那样包容。

利玛窦到达南京后，按照之前总结出来的经验，先去拜访在广东结识的老熟人。他首先去看望了曾经在广东任职的工部侍郎徐大任^[26]。徐大任在广东时与利玛窦熟识，且曾经有意帮助他。

但利玛窦不曾想到，离开广东后，升为中央官员的徐大任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触动了其他官员的排外情绪，影响了自己的仕途。他不仅不敢帮助传教士，还利用权力逼迫传教士离开南京，回韶州去。

徐大任把这一切做得非常有策略，他不是直接针对传教士，而是针对传教士租住房屋的房主，威吓他，让他把利玛窦赶走。

此刻，中日战争已经议和，利玛窦的地理知识也没有用了。虽然不情愿，他也只好承认失败，踏上了向广东方向的回程。

但传教士是否真的失败了呢？(www.daowen.com)

对利玛窦有利的是，明朝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对社会的控制也并没有后来的清朝那么强。官员们虽然谨小慎微，但还有一个阶层更加自由一些，这就是朱姓的藩王阶层。在明朝，全国各地都分布着不少朱元璋的后裔组成的藩王集团，他们人数众多，没有实权，却拥有不少资源。

利玛窦在回韶州的途中经过南昌，依靠船上乘客的帮助，在南昌登陆，租下了房子。与南京相比，南昌是个很好打交道的城市，没有南京的狭隘和防备。这里也有一批韶州的熟人，利玛窦利用这些熟人给他引见，进入了当地的上流社会，结交了在南昌的建安王朱多㸅和乐安王朱多焿^[27]。这两个王爷的自由度比起普通官员来大了很多，当他们决定与外国人交往时，官员们的反对声就小了许多。

果然，在王爷们的影响下，利玛窦获得了江西巡抚陆万垓的同情，有机会开展传教事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明朝的官员虽然接受中央领导，但一定的自由度还是有的。

在南昌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又遇到了之前认识的吏部尚书王忠铭。王忠铭对利玛窦的天文、地理知识印象深刻。由于数学不发达，中国的天文知识一直是落后于阿拉伯人和西方世界的，关于数学和天文学的短板，即便是坚持中国领先论的人也都承认这一点。在中国人对知识的划分中，天文、地理只是属于“小学”，比起儒家的社会大科学来不算什么，承认西方人领先也并不要紧。

由于天文学的落后，中国的历法总是不够准确。王忠铭希望利玛窦随他去北京，帮助朝廷修订历法。于是利玛窦就有了第二次机会前往南京，再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此时已经是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

当他们到达南京时，这里的气氛更加糟糕了。公元1597年，由于日本权臣丰臣秀吉再次进攻朝鲜，导致中日对抗全面升级。在战争中，朝廷倾向于把所有的外国人都当作敌人，四处捉拿奸细。

王忠铭虽然能够保护利玛窦，却无法让他被南京接受，于是，只好以给皇帝送礼品的名义将他带往北京（他们带了两个大型的钟表做礼物）。

不过，虽然无法被南京接纳，但利玛窦在南京的名声却逐渐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科学家”，地理知识丰富，又有着三棱镜这样的宝石。

北上途中，驻扎在句容的南京总督赵可怀给王忠铭送了一份礼物，是一个木刻的世界全图，他立刻认出来，这幅地图就是利玛窦做的。于是利玛窦被王忠铭拉出来，与南京总督相见，获得了对方的礼遇。

从这个事件也可以看出，虽然利玛窦暂时还无法被南京接纳，但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人，也逐渐适应了他的存在，还知道他要去北京见皇帝。到这时，排外的高墙已经有了小小的松动，只是还没有裂开缝隙罢了^[28]。

利玛窦第一次去北京，仍然以失败告终。由于中日战争的继续，王尚书发现带一个外国人进京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于是在利玛窦进北京不久，就安排利玛窦回了南京。

在回南京时，利玛窦决定先不去还敌视他的南京城，而是先去周边更加自由的地方。他认识的熟人中，最热情的莫过于瞿太素。这时瞿太素正在苏州，利玛窦于是前往苏州与瞿太素等人相见。在瞿太素等人的热情吹捧下，江浙一带慢慢地适应了外国人的存在，这时才是利玛窦再回南京的机会。

这一次，南京终于敞开大门接纳了他。

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结出了硕果，人们将他看成是一种传奇，浑身贴满了神奇的标签。他去北京的使命虽然失败了，但他毕竟给皇帝送了礼物，这就是一种成功，也成了传奇的一部分。以前反对他的官员也都默不作声，不再干扰那些热情的人。

带利玛窦去北京的王尚书也回到了南京，到了自己地盘上的他热情地欢迎了利玛窦的到来。

吏部尚书的接纳让其他官员都趋之若鹜，刑部尚书赵参鲁、刑部侍郎王樵、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等人纷纷前来拜访。利玛窦突然成了南京城的名人，他也顺势留在了南京，继续经营他的传教事业。

南京正式接纳了他，也表明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已经向他敞开。这时，利玛窦再次去北京也是迟早的事。

他所带来的科学知识也生根发芽，除瞿太素对数学的爱好之外，最著名的莫过于中国的天主教科学家徐光启^[29]。与瞿太素的平民身份（虽然是官僚子弟，但本人没有官职）不同，徐光启最终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他和利玛窦共同翻译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写成了《农政全书》，研究过天文学。

当南京的基础已经牢靠，利玛窦在即将告老还乡的王尚书的推荐下，带上礼物，再次向北京进发。一路上，他受到各种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照顾。但到临清时，利玛窦被一位在运河上收税的大太监马堂扣留了。

当时的皇帝由于花钱太多，为了税收问题焦头烂额，派出太监四处收税，马堂因为利玛窦不带礼品给自己，擅自将他扣留下来，关入天津监狱，还拿走了送给皇帝的礼品。

好在利玛窦的名声已经通过官场传入皇帝的耳中，由于他迟迟没能出现，皇帝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过问，马堂才不得不将利玛窦释放，送往北京。

公元1601年1月24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终于来到了北京。这一次，机会没有再溜走，他很快见到了皇帝。尽管有人不喜欢他，希望他献完礼物后就离开北京，但最后皇帝一锤定音，给了他们留在首都传教的权力。^[30]

天主教在元代之后，再一次回到了久违的北京城。

但这一次回来，却比元代困难了很多。在元代由于对各种宗教的宽容，传教士们来去更加自由，不受限制。明代，即便传教士被允许留下，但他们的活动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到了清代，传教士们更加成为权力的附庸，离开了皇帝的命令，连四处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了。

明代，利玛窦还能在官员的庇护下，自由行走于广东、江西、南京和北京。到了清代，地方官员们都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奴才，批准外国人自由行走的权力也不在官吏手中了。这种铁板一块的局面，直到1840年之后，才再次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