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末,一批欧洲的传教士在东方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此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依然是那个中央帝国,伊斯兰教在中亚和印度依然占据主流,但在欧亚大陆的一个角落里,接连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已经悄然改变了世界各地人类的命运。
这里不提文艺复兴,单说以葡萄牙人为首的欧洲人已经经过非洲、印度进入了东南亚,并来到了中国的家门口[1]。
然而,与西方的世界主义相比,中国的明代却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朝代,坚持封闭,对外界的事物既不感兴趣,也不让它们进入国内,对人的管控更是严格。虽然人类的命运已经进入了不可逆的全球化轨道,但对于不同地方的人的影响,却并非是同步的,不同的地方对于影响的感知可以相差数百年。在美洲,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的印第安人迅速体会到了全球化的苦果,军事征服、古怪的疾病接踵而至,让他们毫无准备的时间。而在中国这样的最东方,本来是最晚受到影响的地方,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去应对这样的冲击,然而不幸的是,明代的皇帝和官员对于世界的改变竟然毫无所知,依然按照数千年惯有的节奏去理解这个世界。
在这个节奏中,外国人都被称为蛮人,是不允许进入中国内地的,以免造成血统污染和管理难题。欧洲的传教士们就受制于明朝皇帝的这种认知,被挡在了大门之外。
但最终,传教士还是想方设法进入了中国,并登堂入室,甚至成了官场达人,获得官方的认可。
那么,这些传教士们是如何让明朝的皇帝和官员们放下戒心,接纳了他们呢?本章就详细考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过程,他如何从一文不名的传教士,在处处设防的中国社会突围,并获得皇帝的认可[2]。
在明代时,第一个想要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虽然元代时在中国曾经有传教团体,但随着蒙古人的撤出和中国的闭关锁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已经有200年的时光,想要回来并不容易,沙勿略就是第一个尝试的人。
在印度果阿的一个教堂内,至今存放着沙勿略没有腐坏的尸体[3]。沙勿略死后,人们根据他对天主教会的贡献要把他封为圣徒,但要封圣,必须有一定的神迹才可以。沙勿略的尸体是装在一口棺材中,经由海上从中国送回印度的,当人们打开棺材时,发现他的尸体没有腐坏,认为这就是神迹,于是给了他圣徒的称号。
沙勿略最早听说中国是他在日本传教时。当时,耶稣会在亚洲传教的中心设在了印度的果阿(Goa),这里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的大本营,负责印度和印度以东所有地区的外交、贸易和军事行动。而耶稣会是一个隶属于教皇的传教组织,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虽然教士们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以葡萄牙人为最多。加上葡萄牙人是早期的海洋霸主,耶稣会也将中心设在了果阿,在东亚其余地方的传教行动大都隶属果阿的天主教中心。沙勿略也不例外,他是从果阿被派往日本去传教的。从日本回来后,他向果阿的葡萄牙总督和主教申请前往中国,并获得了允许,在商人的资助下组织了一个传教团。
但从果阿出发后,这个传教团却受到了重重阻碍。首先是在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他受到了当地葡萄牙总督的阻挠,这是因为总督与资助教团的商人之间有矛盾。摆脱了总督之后,沙勿略来到了距离中国大陆30海里的上川岛。从日本回果阿时,他曾经在上川岛停留过[4]。在当时,澳门还没有成为葡萄牙人的贸易点,中国与葡萄牙(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都是在上川岛上进行的。
虽然明朝政府拒绝民间与外国人贸易,但随着朝代的延续和海上贸易的兴起,这样的禁令已经无法阻止民间自发的贸易了。于是地方政府只好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将外国人的贸易限制在这个远离大陆的小岛上。即便这样,政府还不放心,为了避免外国人得寸进尺,又对上川岛进行了严格的防范。首先不允许海岛上有永久性建筑,只准建设临时性的棚子。其次,明朝的水军对海岛进行了严格的监视,防止外国船只向大陆进发。在大陆上河口附近的港口,也是命守军严格封锁,防止外国人登陆。[5]
在这样的防守之下,沙勿略要想进入中国可谓困难重重。他设想过几种方法,包括:第一,让中国人带他偷渡上岸,上岸后就去找中国官府说明来意,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善意,见到官员后,可以获得他们的准许;第二,就在他到达上川岛的当年,还有一个暹罗[6]的使团要前往中国,这个使团是得到皇帝允许的。根据中国的政策,这些使团除正使之外,往往还可以带一定员额的商人一同前往,这些员额是可以买卖的,是使团捞取外快的方法之一。沙勿略联系了这个使团,希望能给他留一个位置,让他跟随进入中国[7]。
但这些方法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沙勿略突然死了。他死于公元1552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2月2日,死后尸体被运回了果阿。他倾心于中国,却始终被拒之门外。
沙勿略死后,随着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发展,欧洲的一次机会到来了。
在明代历史上,有一次著名的事件叫作“隆庆开关”。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老皇帝死了,继位的隆庆帝性格仁厚,在位时间也不长。[8]但他在位时期,致力于改变前朝的对外政策。他对北方扰乱中国的蒙古俺答汗采取了和平姿态,而在南方,则废除了明代从成祖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部分放开了民间对外贸易。[9]
这次政策调整的成效是巨大的,不仅让中国得到了海外输入的巨量白银,也为中国东南部的工商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与清代1840年之前的铁板一块不同,明代晚期由于隆庆开关的作用,事实上放松了对外国人的管制,也给外国人进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对葡萄牙人来说,好处是,明朝政府终于允许外国人在一个叫作浪白澳的地方停留,之后又迁到了更加方便贸易的濠镜澳,这里后来以澳门这个名字闻名于世。上川岛只是一个岛屿,澳门却与大陆相接,且就在珠江口附近,距离欧洲人进入中国更靠近了一步。[10](www.daowen.com)
几年内,葡萄牙人就霸占了澳门的经商权,把澳门建设成了一座小城的规模,耶稣会也乘机在澳门建立了一座教堂,形成了一个永久性据点[11]。
这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作为视察员巡视印度教团时,提议在澳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区。之前的传教士直接归果阿管辖,设立教区后,果阿虽然还是东亚传教最后的管辖中心,但一般的管理事务则转移到了澳门。于是,公元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那不勒斯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成了澳门教区的负责人。
与此同时,随着广东当地官员尝到了贸易的好处,对葡萄牙人的禁令也进一步放松。葡萄牙人获得允许,在一年里有两次机会离开澳门,到省城广州去参加集市。两次集市的时间分别是一月末和六月末,一月主要销售印度产品,六月销售日本产品。
到了集市时间,葡萄牙人被允许乘船到广州,白天在集市上卖东西,晚上回到船上休息,每次集市的时间大约是两个月。
借助集市,传教士罗明坚伪装成商人,不仅混进了广州城,还由于和海道副使黄应甲[12]建立了联系,获准不用回到船上居住。广东的官员由于接触海外贸易最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中央政府保守风气的倾向。他们注重镇压叛乱和保护当地安宁,但对贸易却往往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结交了海道副使之后,接下来,罗明坚要攻克的是两广总督陈瑞,也就是两广的最高长官[13]。当时两广总督府并不在广州,而是在两广交界处的肇庆,这里更加安静,也便于协调广东和广西的问题。
借助良好的学识和礼物,罗明坚获得了陈瑞的应允,要在广州划一片土地给传教士们,让他们得以永久性居住。如果这片地真的划给了他们,这将是西方人在明朝获得的第一个定居点。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但陈瑞突然因为其他原因被朝廷免职了。新任总督郭应聘是一个长期征战在南方剿匪第一线的军事官员,为人正直廉洁,但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排外。[14]广州本来就是对外的商业中心,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地方,郭应聘担任总督后,在减少了腐败的同时,却也让许多灰色地带也消失了。按照规矩,传教士是不允许进城的,但传教士们刚刚利用前任总督的关系获得了许可,他们希望后任总督能够承认自己前任的政策。罗明坚等人想方设法拿着前任总督的命令,进入广州去见郭应聘,不想郭应聘却铁面无私,按照规矩办事,将他们赶走了。[15]
这样,刚刚获得的许可就作废了。
正在传教士们失望时,却突然从肇庆传来好消息。原来是肇庆知府王泮来信,请他们前往肇庆,为他们提供了一块永久土地。
原来,传教士们在被新任总督赶出来时,无意中贿赂了一位总督的仆人,让这位仆人向总督求情。由于总督已经拒绝了他们,不便改口,只好授意手下肇庆知府,为传教士们提供一块土地。
这个事件的解读也是多方面的。有人将之解释为:彼时中国的官场上,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矩的,但任何事情又都是可以通融的,即便拒绝了,也可以想别的办法去做,哪怕是廉洁的官员也必须学会此道。
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郭应聘之所以也和前任一样容忍了外国人进入自己的辖区,也是因为广东地区已经在对外贸易中开化了。人们虽然轻视外国人,却也知道外国人的价值。加上明朝的官员比起清朝的官员有更大的自由度,总督知道,自己有权力划一片地方给外国人,也不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
在传教士后来的经历中,我们还会无数次看到,正是明朝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让明代后期形成了半开放的社会,容忍了西方贸易和科技的到来,从而产生了像徐光启这样坚持西方学问的高级官员和科学家。
正是在自由裁量权、广州的开放气氛以及官场规矩的多重作用下,西方传教士在肇庆获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国大陆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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