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白图泰的游记中,对印度之前的行程记述都很详细,而对印度的记述尤其详细,但中国行程的记述却显得比较简略。这或许是因为书的篇幅原因,因为中国行程在他的记述最后,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也有可能是因为记录者对中国不熟悉,产生了记录偏差[145]。还有人认为,他可能没有到过中国,是根据他的耳闻整理出来的。
但另外一个同时代的人,甚至比他还要早一些,却的的确确到达了中国,并留下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这至少证明,在蒙古人时代,这条海路是畅通的。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叫作鄂多立克。
在叙述鄂多立克之前,先看一下更早的基督徒通过海洋来华的情况。
公元1289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罗马教廷曾经派意大利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da 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他经过海路于公元1291年到达刺桐,公元1294年抵达大都,受到了元成宗铁穆耳的欢迎。
由于蒙古人对宗教信仰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不仅在内陆地区,就连海岸地区也有了不少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社区,而基督徒,不管是哪一支,在蒙古人口中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也里可温[146]。
孟高维诺于公元1299年和1305年在大都建立了两个教堂,1307年7月23日担任大都总主教,成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主教。在他的运作下,公元1313年,教皇同意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前往大都。公元1328年,孟高维诺在大都去世[147]。
孟高维诺去世之年,也是鄂多立克在中国之时。
鄂多立克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地区。他于公元1318年(元延祐五年)从威尼斯出发,于公元1321年到达印度西部,大约公元1322年到1328年间,在中国漫游。
他从威尼斯出发后,坐船直接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并来到了黑海东南角上的城市特拉布宗。特拉布宗曾经是中世纪一个主要的贸易城市,因为从这里有一条山路可以直接去往伊朗或者伊拉克,也可以沿着黑海海岸去往格鲁吉亚等地。
在特拉布宗登陆后,鄂多立克向南经过枢纽城市埃尔祖鲁姆,擦过据称诺亚方舟所在的亚拉腊山,来到了伊朗境内的大不里士,又向东南方向,到达了伊尔汗国的都城苏丹尼耶。
他来到这里时,蒙古人的汗王是不赛因汗,不过,鄂多立克应该能够看到苏丹尼耶新建立的完者都汗的壮观陵墓。当时完者都汗才死了不久,他的巨大陵墓至今仍然在苏丹尼耶耸立。
鄂多立克继续南下,经过卡善、亚兹德,并经过了古老的波斯都城波斯波利斯。自从被亚历山大毁灭后,它的废墟在一块山脚台地上矗立了近两千年。
为了搭乘海船,他折往西方,经过伊朗与伊拉克边境的胡泽斯坦地区,到达伊拉克的巴格达。他还不忘记录了比波斯波利斯更加古老的通天塔,也就是巴别塔。
坐船后,他首先经过了霍尔木兹岛。霍尔木兹城原来在大路上,是一个港口城市,但由于蒙古人的进攻,霍尔木兹已经把城市迁到了一个荒岛上。这个岛上没有淡水(需要从陆地上运输),也没有树(现在已经有了低矮的灌木),却是个抵御敌人的好地方。
乘坐着不用铁钉、利用榫卯结构制成的船,鄂多立克跨越了大洋,来到了印度西部的塔纳。这座小城现在已经不出名,但在更靠南的孟买发展起来之前,却是印度西部主要的港口。鄂多立克到达印度时,德里苏丹国的苏丹就是伊本·白图泰所见的同一个苏丹图格鲁克。(www.daowen.com)
伊本·白图泰是伊斯兰教徒,所以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区域内看不到基督徒的存在。鄂多立克作为基督徒,却发现在印度已经有了基督教的痕迹,并且由于图格鲁克排斥基督教,甚至出现了殉道者[148]。
他坐船继续南下,经过马拉巴尔和现在喀拉拉邦海岸上的诸城市,抵达印度东海外的斯里兰卡,从斯里兰卡坐船经过尼科巴群岛前往苏门答腊、爪哇[149],再经过占婆到达中国。
在中国,他首先到达海港城市广州,这是一个比威尼斯城大三倍的城市,船舶数量也非常庞大,整个意大利的船都没有这一个城市多。鄂多立克被这里的鲜姜(一个银币能买300磅)和大白鹅(一只就有欧洲两只那么大,洁白如奶)吸引住了。
广州人喜欢吃蛇,如果一个宴席上没有一道蛇菜,就显得很没面子。鄂多立克看到的广州绝对不是一幅受剥削、受压迫的景象,而是和现代生活没有区别的祥和之景。这也表明,在蒙古人时代,南部中国虽然政治地位低下,却并没有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
离开广州,他们沿着海岸到达了刺桐。刺桐城除有伊斯兰教徒之外,还有基督徒的组织。当然和尚更多,一座寺庙就有3000名和尚和12000座佛像。由于物资过于丰富,鄂多立克感慨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从泉州前往福州,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公鸡。他翻越了武夷山,从现在的仙霞岭到达了杭州。当年黄巢也是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的[150],当然,黄巢带来的是屠杀,而不是和平。
广州、泉州都让鄂多立克称赞不已,那么作为南宋曾经的首都的杭州又怎样呢?鄂多立克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杭州方圆足有百英里,有12000多座桥。这个数据和马可·波罗的记录相吻合,表明杭州有12000座桥应该是当时一种流行说法,并非是作者有意夸大。
这座城市既有僧、道,也有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鄂多立克还在一个寺庙中发现了3000多只灵长类动物,这些动物都会表演节目。
从杭州出发,到达金陵[151],这里有360座石头桥。渡过长江后,他们来到了扬州,扬州有景教徒的寺庙。鄂多立克最感兴趣的是扬州的餐馆。这个现在已经司空见惯的事物对西方人来说是新鲜事儿,他们没有听说过独立的餐馆。欧洲还处于封建时代,贵族们请客都在家里请,平民们请不起客,而中国人却跑到餐馆里,请餐馆做饭宴请朋友[152]。
从扬州沿着大运河北上,一路经过临清、沧州等地,渡过黄河,到达了此行最大的目的地——汗八里。
无疑,汗八里最吸引人的除了大汗的宫殿,就是宫墙内那座湖上的小山,也就是现在北海的琼华岛。这座岛同样记载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
鄂多立克在汗八里住了三年,周围有大量的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道教徒,显然,蒙古人即便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汉化,保持着与世界的交流,重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忽必烈时期,统一的蒙古大帝国就变成了四个汗国,但每一个汗国的精神仍然是帝国式的,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
离开汗八里后,鄂多立克选择了陆路离开,他经过甘肃,又进入了藏区,观察了当地的天葬习俗[153]。蒙元时代,可能是西藏自唐代以后最为开放的时代。由于西藏从属于蒙古,他们的大门没有对外来人口封闭,这是鄂多立克能够进入的原因。明代、清代直至民国时期,西藏封闭了,很少有人能够进去,许多探险家都在西藏严密的防范下无功而返。
到这时为止,元代时期对于海路的观察都来自外国人,那么,是否有中国人也观察到了外面的情况呢?当然有,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元朝人对一个东南亚国家最详尽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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