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南宋景定元年,蒙元中统元年),蒙古还没有灭亡南宋时,两个威尼斯居民尼古拉·波罗和马窦·波罗(Nicolas Polo & Matteo Polo)开始了一趟意想不到的神奇之旅。[1]
他们首先从威尼斯来到了曾经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不过,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并不在东罗马手中,而是在一个叫作君士坦丁堡法兰克帝国[2]的政权手中。公元1095年,从西欧兴起了一系列的所谓十字军东征行动,东征的目的地是位于亚洲的耶路撒冷。
要从欧洲去往耶路撒冷,一般有两条路可以到达:一条是经过君士坦丁堡,穿越东欧、现代土耳其、叙利亚的陆路;另一条是从威尼斯等意大利港口上船,穿越地中海的海路。
在九次东征中,每一次十字军都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中[3],他们都走的陆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于兵力充足,采取了海陆并进的策略[4]。到了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则完全采取了海路。
这一次东征中,既然要走海路,就必须要得到威尼斯人的配合,因为其他西欧国家大都没有足够的船只运送兵力,只有作为海洋帝国的威尼斯才有这种能力。但作为资本主义的老手,威尼斯并不愿意为了所谓信仰去做没有利益的事情。于是双方陷入了僵局,十字军付不起钱,威尼斯不愿意放弃利润。
最后,解开僵局的方法是,威尼斯劝说十字军,首先帮助威尼斯攻打同属于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用自己的武力劳动当作运输费用。等威尼斯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再帮助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5]。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虽然是基督教国家,却是威尼斯的竞争者,此刻恰好处于王位争夺之中,一位潜在继承人求助于威尼斯,给了它干预东罗马政治的借口。
就这样,十字军于公元1203年和1204年两次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原本将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只好逃到了小亚细亚[6]。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法兰克人(即西欧人)的王国。由于获得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巨型城市,十字军也没有再继续进军耶路撒冷,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在一片乱糟糟的局面下落幕了。
由于威尼斯主导了海洋,并协助法兰克人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主人,他们也就垄断了君士坦丁堡的海上贸易。波罗兄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威尼斯贩卖商品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国王叫作博杜安(Baudoin)。
到了君士坦丁堡之后,波罗兄弟决定继续前行,他们北上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了黑海,再穿越黑海,来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苏达克(Sudak)[7]。
需要说明的是,在他们离开后的第二年,君士坦丁堡就被卷土重来的东罗马帝国攻克了,存在了50多年的法兰克王国也就此灭亡。
我们将君士坦丁堡的易手和法兰克王国灭亡的谈论搁置,现在来谈谈更北方的情况。公元2014年,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了克里米亚半岛掀起了一场国际风波,以俄罗斯强行侵占克里米亚为结局。但在800年前,这里既不属于俄罗斯,也不属于乌克兰,而是属于新的征服者蒙古人,西方又称为鞑靼人。鞑靼人控制克里米亚半岛达数百年之久,直到沙皇俄国时期,这里的主要居民仍然是鞑靼人。到了苏俄时期,民族成分才有了新的变化,并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共和国争执的焦点。
波罗兄弟到达克里米亚时,鞑靼人的统治中心并不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而是在更北方。他们从苏达克北上,骑行多日,到达了金帐汗国的鞑靼君主别尔哥汗住处。[8]
金帐汗国的开国君主是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之后传给了术赤的长子拔都汗,拔都汗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短暂占据了汗位,最后,拔都汗的弟弟别尔哥汗夺取了汗位,政权才再次稳定了下来。
别尔哥汗的牙帐[9](即宫帐或宫殿,是游牧民族君主所居之宫帐。蒙古人称斡耳朵、斡鲁朶)有两个,最早的牙帐在不里阿耳(位于伏尔加河中上游),由于不里阿耳太靠北,于是又在撒莱(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新建了一个新的牙帐。
波罗兄弟两人在金帐汗国居住了一年后,就想返回欧洲。但当时,别尔哥汗的金帐汗国正在与旭烈兀汗的波斯汗国(现在伊朗境内)发生内战[10]。旭烈兀属于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一系,是拖雷的儿子、大汗蒙哥和忽必烈的弟弟,他进行的第三次蒙古西征攻克了波斯、伊拉克等地区,灭亡了阿拉伯帝国的残余,处死了最后一个哈里发,建立了波斯汗国。但由于蒙古人的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在各个汗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金帐汗国与波斯汗国的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11]。
战争以别尔哥汗战败为结局。由于战争的缘故,夹在两大势力之间的黑海和克里米亚已经不再安全,兄弟二人不能按照原路返回,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
他们从不里阿耳出发,先到了一个叫作乌迦克(Oukak)的城市,这里靠近伏尔加河,是别尔哥汗国土的尽头。渡过伏尔加河后,他们在沙漠中行走了17天,没有城市村庄,只有帐篷,之后就到达了中亚的名城布哈拉(Bukhara)[12]。
布哈拉此时有一个蒙古人的小君主八喇,此人是成吉思汗的曾曾孙子,从世系上属于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蒙古人最后一个大汗(即获得共同承认的共主)忽必烈任命他担任布哈拉的小君主,这个小君主是听命于大汗的。
与此同时,旭烈兀建立的波斯汗国与忽必烈大汗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都属于拖雷系。当波罗兄弟在布哈拉居住了三年之后,恰好遇到旭烈兀[13]派往大汗宫廷的使臣,使臣见到两个西方人,感到很惊讶,决定将他们带到忽必烈大汗的驻地。
于是,波罗兄弟在阴差阳错中继续远离欧洲。他们在使节的引领下,先向北行,再向东北方骑行,整整一年后,才到达大汗忽必烈所在的元上都。
在忽必烈之前的诸位大汗主要的驻扎地在现在蒙古国境内的哈拉和林。由于忽必烈在登位大汗之前负责的是中原片区,使他对于中原充满了感情,就在中原北方的草原地带建立了一个新的都城,这就是元上都[14]。元上都的遗址目前在内蒙古境内,在一处叫作金莲川的河谷地带,两面是不高的山丘,中间水草丰美,既靠近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又仍然属于草原地带。从元上都南下,一天的骑程,就可以到达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水岭——野狐岭。野狐岭位于现在的张家口市和张北县之间,站在岭上向北望,是一片茫茫的草原景色,向南望,却是不高的山峦,山峦外就是整齐的田地。
波罗兄弟前往元上都,按照蒙古人的行程,很可能是从中亚进入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再经过新疆北部进入蒙古草原,穿越蒙古后,再南下到达元上都,这就绕过了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的茫茫沙漠,也是游牧民族最常使用的一条道路。
与中原人不同,新兴的蒙古人是一个好奇的民族。忽必烈大汗听说来了远道的外国人,立刻接待了波罗兄弟。他向兄弟俩详细打听了西欧的情况,但仍然感到不满意,于是命令波罗兄弟担任蒙古人的使者出使欧洲。在波罗时代,欧洲缺乏一个有权威的共主,对出生于意大利的人来说,只有教皇还有一些共主的性质,于是,出使的对象就定为教皇[15]。
既然是使节,必然要由大汗亲自写信给教皇,这封信是什么样的呢?按照波罗兄弟的说法,这封信的内容是:第一,请教皇派100个人来帮助蒙古人,这些人要通晓教义,并熟知多种语言;第二,如果这些人能够证明基督教与其他教相比是最优的,那么大汗可以率领臣民改信基督教,甚至去耶路撒冷朝圣。
不幸的是,这封信已经找不到了,这种说法成了孤证,我们只能权且相信。但幸运的是,人们的确找到了另一封蒙古大汗写给教皇的信,时间甚至比波罗兄弟更早,内容有可能推翻波罗兄弟的说法,让蒙古人不再是一副卑躬屈膝的形象。关于更早的信,在后面还会提到,不妨在这里看成是一个伏笔。[16]
与波罗兄弟同行的还有一位鞑靼男爵豁哈塔勒(Cogatal)。为了便于他们行路,大汗赐给了三个人金牌,可以一路通关,使用驿站的马匹。但出发没多久,男爵因为生病不能继续前行,于是波罗兄弟二人只好离开了他,独自上路了。
他们利用三年时光,才穿越了茫茫的欧亚草原。三年后,他们到达亚美尼亚的拉亚斯(Layas)。这里所谓的亚美尼亚并不是现代的国家亚美尼亚,而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方。拉亚斯是海边的一个小城,在现代港口城市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附近。伊斯肯德伦是伊斯兰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叫法,在历史上,有很多个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它在伊斯兰教内部的称呼也是伊斯肯德伦。不过,波罗兄弟去的伊斯肯德伦并不位于埃及,而是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的亚历山大湾附近。
公元1269年(咸淳五年)4月,兄弟俩从拉亚斯出发,抵达位于巴勒斯坦的著名海港阿卡(Acre)[17]。阿卡是基督教十字军在亚洲最坚固的据点之一,也是基督教驻埃及的大主教的驻地。当时的埃及已经是穆斯林的天下,但在基督教传统上,埃及就是一个巨大的主教区,于是,教皇只好掩耳盗铃般让埃及大主教在阿卡驻跸。
波罗兄弟到达时,恰逢教皇的空当期。教皇克莱门特四世(Clement Ⅳ)死了,由于教皇是靠选举产生的,新的教皇还没来得及选出来。兄弟二人见到了埃及大主教帝博(Thibaud de Plaisance),将他们出使的任务说明,主教请他们等到教廷选举结束之后,新教皇才能答复蒙古人的请求。
兄弟二人于是决定先回威尼斯等待,他们经过希腊海岛奈格勒彭(Negrepont)回到了故乡,见到了尼古拉15岁的儿子马可。
他们在威尼斯等待了两年。由于教皇迟迟选不出来,兄弟二人只好带着马可回到阿卡,再到耶路撒冷朝圣。朝圣完毕,他们担心耽误时间太长,只好让帝博写了个证明,表明兄弟两个已经到了欧洲,只是由于教皇没有选出来,无法完成任务。拿到了信,他们就想回鞑靼土地上去。
然而,就在他们刚出发时,事情又出现了变化。他们刚到拉亚斯,突然听说教皇已经选举出来了。新教皇不是别人,恰好是埃及大主教帝博。成了教皇后,他号称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X)。[18]于是波罗一家又返回阿卡,请格里高利十世重新写了信。教皇并没有答应蒙古人的请求派遣上百人的传教团,只派了另外两位教士与波罗一家一起出发前往东方,查探情况。
波罗一家和两位教士刚刚抵达拉亚斯,又出现了状况。此刻,蒙古人的波斯汗国(旭烈兀汗国)一直打到了叙利亚境内,但接下来在向埃及挺进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问题。他们的敌人是在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Mamluk Sultanate)。
马木留克王朝又称奴隶王朝。在此前,埃及有一个由萨拉丁(Saladin,AnNasir Salah ad-Din Yusuf ibn Ayyub)建立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19],萨拉丁是基督教的大敌,也是十字军的最主要对手。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萨拉丁脱颖而出,将十字军赶出了耶路撒冷,并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成功地守住了耶路撒冷。[20]但阿尤布王朝末期,权力却落入了另一个军事集团——马木留克集团手中。他们本来是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伊斯兰有蓄养奴隶的传统,这些奴隶大都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其他蛮族,他们在埃及被驯养成战士,掌握了军队,并形成了相对封闭、靠新奴隶供应新鲜血液的特殊机制,最终,他们中的佼佼者登上了王位,形成了马木留克王朝。[21]
在当时,马木留克苏丹叫比巴斯(Bibars),外号奔多达里(Bondokdari)。他率军入侵了亚美尼亚,与蒙古人对峙。两位教士不敢前行,回到圣殿骑士团护卫的地区去了。波罗一家不想回去,就只好独自上路了。
从马可后来的记述中,可以还原出波罗一行的路线,从其中也可以看出元朝前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路线。
从小亚美尼亚的拉亚斯出发后,波罗一行首先到达土库曼[22]的科尼亚(Konya)、锡瓦斯(Sivas)。这两个城市至今仍然属于土耳其。之后,他们再去往大亚美尼亚的埃尔祖鲁姆(Erzurum)。这里是土耳其东北方的重要城市,在重重群山包围之中。
从埃尔祖鲁姆继续向东,就到了格鲁吉亚境内,也就是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山以南、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但波罗一行并没有从黑海和里海之间北上,而是沿着现在的土耳其和伊朗边界,进入了大不里士(Tabriz)地区——这里属于现代的伊朗。(www.daowen.com)
他们还有可能去过位于现代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但由于摩苏尔并不在线路上,也有可能只是听说,不一定去过。另外,马可还记载了巴格达和巴士拉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听说的。[23]
公元1258年(宝祐六年),旭烈兀攻克了巴格达。据当时的传说(也是马可的记载),当巴格达攻陷后,哈里发被带到了旭烈兀的面前,他还有整整一座塔的黄金珠宝,旭烈兀问他:你为什么不把黄金散给士兵,好让他们保护你?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些宝物,我就把你和它们关在一起,你就吃它们维生吧。哈里发被关在塔里四天后饿死,这就是伟大的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的命运。阿拔斯王朝从唐代崛起,建立了璀璨的文化,统治着亚欧非广阔的土地,直到蒙古人崛起后才灭亡。
波罗一行进入了波斯的地界,从大不里士向南,经过德黑兰附近的萨巴(Saba)城,继续向南,经过亚兹德(Yazd)、克尔曼(Kerman),穿越沙漠到达小城忽必南(Cobinam),继续穿越沙漠到达呼罗珊地区,也就是伊朗的东北方。
此外,波罗叙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阿拉穆特城堡[24]。在如今伊朗北部靠近里海厄尔布尔士山上,有一个叫作阿拉穆特城堡的地方,这里曾经是伊斯兰教刺客派(也叫阿萨辛派,Assassins)的大本营。刺客派可以看作什叶派的一个小分支,其最初的首领叫作哈桑·萨巴赫(Hasan bn Sabbah),他的教派以一种激进的策略对付他的对手:将他们刺杀。在十字军时代,刺客派发起了多起刺杀,暗杀对象十分广泛,从而使得阿萨辛之名广为传播。[25]
刺客派存在了两百多年,最后在旭烈兀的西征中,被列为主要对手之一,将其歼灭。[26]马可时期,刺客派已经不存在了,但关于它的传说仍然如缕不绝。最著名的传说之一莫过于刺客派豢养了一批年轻人,将他们麻醉之后送入一个如同天堂的花园,让他们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又将他们带出来,只有完成了刺杀任务才准他们返回“天堂”,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了大批年轻人成为刺客[27]。
到达呼罗珊地区,这是波斯设在丝绸之路上的主体和中转站。离开之后,波罗一行进入了今天的阿富汗地区。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中转站,由于被成吉思汗屠过城[28],波罗到来时巴尔赫已经残破不全。
波罗一行从巴尔赫继续向东,到了塔里寒(Taloqan),位于现代阿富汗的昆都士以东,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盐,也就是岩盐。他们继续向东,进入了阿富汗东北的巴达赫尚地区。
到这时,人们就可以将波罗之路与当年的玄奘回程相提并论了。波罗一行经过瓦罕、帕米尔,进入了现在属于新疆的喀什噶尔地区,然后再经过叶尔羌、和田、佩恩(Pein,可能是玄奘的睹货逻故国)、车尔臣(且末)、罗布城、沙州(唐古特州,敦煌)、肃州、甘州,进入了河西走廊。
不过,他们这次并没有顺着河西走廊去往中原,而是北上亦集乃,穿越大漠前往蒙古的哈拉和林,也是整个大蒙古帝国的首都,之后,再经过北方草原到达元上都,觐见大汗。[29]
忽必烈专门派人到四十程之外迎接他们,并大开宴席,庆祝他们的归来。年少的马可由于学会了鞑靼话,深受大汗的喜爱。
之后的年份里,大汗数次派遣马可到全国出使。马可获得了大汗的欢心,于是,一直在蒙古人的宫廷中任职了17年。
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行程,由于他待的时间太久,并且经历了多次派遣任务,很难追溯。但经过猜测,他曾经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包括山西、陕西、四川、云南一线,并有可能到过缅甸、越南。另外,他在西北的甘肃也曾停留过[30]。同时,东部各个省份也都涉足。马可·波罗也听说了蒙古人远征日本的情况[31]。
马可的记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莫过于被称为“汗八里”的元大都,以及中国南方的繁荣。
关于汗八里城,除描写它的广大之外,对于大汗的宫殿,马可印象深刻,称这座大殿可以容纳6000人,房屋之多可谓奇观。在皇宫之外,还有一个山丘,上面种植了树木,四季常青,并盖上了宫殿。这个山丘,就是后来的北海白塔所在。
除宫殿之外,汗八里城内的老百姓也很多。一个特殊的例子是,由于人口众多,对于娼妓的需求旺盛,整个汗八里的娼妓数目就已是两万有余。
关于南方的富裕,马可·波罗也着墨甚多。比如,南宋首都杭州[32]被他称为世界上最富丽名贵之城。马可·波罗以夸张的手法,称这座城市有12种大的职业,每一种职业有1.2万户,每户至少有10人。由于在水上,桥也有1.2万座,每座需要10人守护。城内有大街160条,每街有房屋1万,一共160万房屋,还夹杂着壮丽的宫室,甚至包括一所景教的教堂。
需要指出的是,马可到达中国时可能是公元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这时南宋还没有灭亡,直到四年后南宋才正式消失。所以马可在中国时,蒙古人正忙着把南方地区纳入到帝国之中,马可也就看到了蒙古人统治早期的南方情况。
除了杭州,南方最富裕的地区还有扬州和福州。扬州是大运河的交通要道,而福州,特别是旁边的刺桐城[33],则是海外贸易的通道。
对西方来说,大汗之国最令人感兴趣的事物,一个是驿站,另一个是纸币。这两者对当时的西方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当西方的人们读到一张纸竟然可以当钱用,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定会对书中的记载提出质疑,但这却是事实。虽然纸币给东方社会带来的灾难也是有的,它不断地制造通货膨胀,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34]马可由于来得早,纸币还在社会中发挥效力,事实上,到了忽必烈晚期,纸币已经贬值到让人生厌了。
马可在忽必烈朝待了17年,才终于获得了和父亲、叔叔回国的机会。
他们的机会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一年,波斯汗国君主阿鲁浑的妃子布鲁罕(Bolgana)死了,死前说只有自己部族的人才能成为阿鲁浑的新妃子。于是波斯汗王派人前往大汗处求婚,请求赐予一个妃子[35]。
大汗派遣布鲁罕同族的女子17岁的阔阔真(Cogatra)去当阿鲁浑的妃子。马可正好从印度回来,大汗觉得他是很好的护花使者人选,于是三位波罗就有了回国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个事件,看一下“一带”和“一路”的对比。对蒙古人来说,作为马上民族,显然走陆路更符合蒙古人的性格。但是,在护送女人这件事情上,他们却选择了海路。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陆路对男人来说还可以,对女人来说就太辛苦了。当蒙古人占领南宋之后,他们发现从海路出发的行程反而更加轻松一些。于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海洋,开始了新的扩张。
但这些扩张对军事行动来说都不算成功,不管是进攻日本,还是出征占婆和爪哇,都以失败而告终,反而是以商业和外交为目的的远洋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36]
以马可的护花团队为例。护花团队乘坐13艘船,每艘4桅,可张12帆,带着两年的粮食,从刺桐城登船出发。他们花了3个月时间,经过越南南部的占婆国,到达爪哇岛。
之后又经过一系列海岛,到达锡兰岛(斯里兰卡),再绕行印度次大陆。之后,经过亚丁、阿曼,最后在霍尔木兹[37]登陆。舰队在印度洋上一共航行了18个月,到达波斯。登陆后,他们又经过卡玛迪(Camadi)、克尔曼,到达波斯汗国的王庭。
不过,根据马可的记载,如果不算水手只算随行人员,入海时一共有600人,到达时只剩8人。由于是孤证,我们姑且对这样的死亡率存疑。
他们到达时,阿鲁浑已经死了,于是阔阔真嫁给了他的儿子合赞汗。
到这时,波罗的使命也完成了,到了离开蒙古人的时候了。阔阔真送给波罗一家四面金牌,即两面鹰牌、一面虎牌、一面净面牌,有了金牌,可以给他们提供沿途的供应。
他们骑马到了土耳其境内的特拉布宗(Trabzon),黑海东南角的一座城市,至今仍然是土耳其黑海内的主要港口。波罗从特拉布宗登船,就可以经过黑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再经过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最后到达威尼斯。这时是公元1295年(元贞元年)[38]。
马可还记载了非洲的岛屿,比如马达加斯加、桑给巴尔等,并记载了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但这些地方来自他的道听途说,而非真的去过。
马可·波罗在历史上一直受到质疑,但是人们还是承认,他的记载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是事实。主要原因是:这本书记载得实在太详细了,许多内容如果没有亲自去过,很难写得出来。加之蒙古人有在全世界选择人才的习惯,波罗一家在蒙古人处受到重用,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事实上,从西欧的法国人,到北欧的俄罗斯人,再到中亚的伊斯兰教徒,蒙古人总是将一切他们可能得到的人才都网罗起来,为己所用。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波罗父子三人的奇遇。
不过,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马可夸大了他们一家三人在蒙古人中的作用——他们很可能只是服务于蒙古人的数千个外国人之一罢了。
此外,波罗一家的经历之所以显得可信,还因为他们的经历并非孤例,事实上,还有许多同时代的欧洲人的观察记述也都流传到了现在,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蒙元时期的一带一路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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