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海外的贸易中，有一个始终对中国有利的规律存在，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中间只出现过偶尔的中断，那就是：中外贸易始终是用中国的制成品（工业品）去交换海外的资源类商品（原材料和奢侈品）。

唐代有点儿例外，人们既习惯于使用西域的东西，也喜欢从西域进口制成品。同时中国人的仿制能力很强，能很快就将西域风格模仿到位。公元1970年，在陕西西安的何家村发现了一批唐代的金银器窖藏，共发现金银器一千多件，可能是唐朝中期王府的人逃避战乱之前，将宝藏埋藏在地下的。这些金银器艺术风格异常惊人，大量的器物带着明显的粟特风格。不过经过研究，人们认为这些物品都是在中国国内制造的，要么来自粟特移民匠人，要么来自学会了粟特风格的中国匠人。^[107]可见在当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加工制造大国，对于外来的技术吸纳非常迅速。

之所以中国习惯于用加工品换取资源类商品，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国内人均资源占有量小，但适合于进行生产社会化组织。而在西域和海上，由于人口密度小，不利于组织生产，但资源丰富，适合于采集资源，换取中国的加工品。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加工品主要有以下几种：丝绸、瓷器、纸张和茶叶。此外，铜器、漆器、铁器、货币（铜币）、布匹等，也都在不同的时间里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从海外进口的产品是几乎千年不变的各种土特产，这又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西域地区，二是东北森林地区（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三是东南亚海上地区。

以唐朝为例，在西域地区，唐朝进口的物品主要是当地的资源性特产，以珍草异兽、金银珠玉为主，再加上一项重要的商品——马匹。有人根据唐朝与中亚地区的进贡情况，总结了中亚输入的特产，包括：马匹、花草水果（金桃、银桃、郁金香）、其他动物及衍生品（狮子、犬、鸵鸟蛋、羚羊、骆驼、髠、豹子）、宝石（玉、碧颇黎、玛瑙、水晶）、金银及其他矿产（蛇黄、青黛、红盐、黑盐）、人（侏儒、舞女）等。此外也有少量的加工品，比如毛锦、石蜜（糖）、葡萄酒、毛毯等，但在整个进口的商品中份额占比却很小。^[108]

在东北森林地区，当地的特产主要是毛皮和中药材。比较特别的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奇缺、急需外面输入各种商品的地区。古代日本人渴望各种商品，却拿不出可供交换的产品，这是导致日本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一直无足轻重的原因。到了明代，政府对日本越发不胜其烦，强行规定日本只能每十年来进行一次贸易活动，或许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日本后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的这种进出口矛盾，要到现代才有改变的可能，即通过强大的科技制造能力，弥补资源的不足。

而在南方海域，中国需要输入的物资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香料，二是海洋特产，三是热带特产，四是珠宝。

香料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印尼和菲律宾的群岛上，包括丁香（产于马古鲁群岛北部）、肉豆蔻（产于班达群岛）、白檀（产于小巽他群岛和印度南部）、沉香木（产于越南和柬埔寨）、小豆蔻（产于印度马拉巴尔和东南亚）、肉桂（产于斯里兰卡）、乳香和没药（产于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索马里）。^[109]由于欧洲人也喜欢东南亚产的香料，这部分贸易更具有全球属性，并最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

海洋特产是中国的皇室和富贵阶层最喜欢的奢侈品，包括：珍珠（产于苏禄群岛、海南岛、马纳尔湾和波斯湾）、玳瑁（产于东南亚、南亚、马尔代夫、亚丁湾和东非）、珊瑚（产于地中海）等。

热带特产包括：象牙（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犀角（产于东南亚、印度和非洲）、鹦鹉、犀鸟角、翠鸟羽毛（此三种均产于印度尼西亚）、孔雀（产于南亚）、红木和乌木（产于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

珠宝主要有：琥珀（产于波罗的海，经过西亚和海路流入中国）、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后三种均产于斯里兰卡和缅甸）等。

与现代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商品相比，中国古代的出口商品却长期维持在少数几种物品上。在丝绸、瓷器、茶叶、纸张中，纸张的出口时间较短，数量也较少；茶叶是在宋代才开始进入出口名单，最初只是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直到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始有了喝茶的习惯，时期正是中国的清代，此时茶叶才成了出口的大宗。去掉纸张、茶叶这两项之后，真正称得上大宗出口商品的，就只剩下丝绸和瓷器了。

这两种物资在两条线路上的地位又是不同的。其中丝绸是最古老的大宗出口品，在古希腊时代，西方就已经通过层层转运，接触到了中国丝绸，当时张骞还没有发现西域，中国的物品就先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而到达了西方世界。

古罗马时期，作家老普林尼认为罗马一年有1亿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流入东方，这相当于帝国全年造币量的一半。^[110](www.daowen.com)

汉代之后，丝绸贸易络绎不绝，到了唐宋时期，虽然西方已经有了养蚕和加工丝绸的能力，中国的丝绸依然是最抢手的商品。

中国丝绸之所以一直是出口的大宗，有两个原因：

一是丝绸是特别适合长途陆路运输的商品。它的质量轻，便于携带，卷起来可以放在骆驼或者马背上，摊开了薄如蝉翼，不占重量。作为日用商品，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做成最高档的衣物。而其他物品，比如铁器甚至瓷器，在陆路运输中就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无法展开。

二是中国的经济制度鼓励了人们大批量制造丝绸，这就给出口留下了空间。从汉代到唐代，丝绸一直是作为向帝国缴纳的税收使用的。特别从北魏到唐代，政府会专门给人民划拨种植桑树的农田用来养蚕，每年每个家庭都需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丝织品作为税收的一项。这使得丝绸具备了一定的货币功能，每一代政府的仓库里都堆满了丝织品。正是由于生产量足够大，使得中国制造丝绸的成本低，相比外国生产的丝绸有着足够的竞争优势。

这两个原因使得中国的丝绸贸易千年不衰，中国与西方的外贸之路由此也获得了“丝绸之路”的名号。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丝绸贸易的规模。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中，每一个商队进行的往往是小额贸易，他们携带的每一种商品的量都不会太大，从数公斤到数十公斤不等，只能算是小规模商品。^[111]

到了唐代之后，随着海路交通的畅通，丝绸虽然也是一种主要商品，它的风头却被另一种后起之秀盖过了，这种新的商品，就是在宋代得以完善的瓷器。

丝绸在陆地上的优势，到了海上却并不那么强。在海上，对于重量的要求并不严苛，因为船的载重量足够大，反而对于耐水性要求很高。丝绸虽然质量轻，但只要水泡过就容易毁坏，在没有塑料袋保护的年代，丝绸并不适合海路运输。东南亚、南亚地区天气炎热，对于衣物的要求也不高，不是很需要过于花哨的丝绸。

与此同时，船只在海上航行，却需要一定的压舱物，这些压舱物要有一定的重量，能够抵御海风造成的船只颠簸。而瓷器恰好是合格的压舱物，同时还是海外需求量很大的商品。它和陆路的丝绸一样是日用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从实用性上来讲，瓷器比普通的陶器更加结实和耐用，从价格上看又比西方的玻璃器更加便宜，在运输中也不像玻璃器那么易碎，这都有利于瓷器成为海上贸易的最佳商品。

事实上，虽然人们将海上的贸易之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在宋元时期，叫它“瓷器之路”可能更加准确，因为瓷器的贸易规模比丝绸要大。

在唐代时，中国人对瓷器的釉质依然把握不好，只能生产半陶半瓷的唐三彩，宋代的瓷器技术革新已经成熟，加上海上贸易量远大于陆路，从此，瓷器取代了丝绸，成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最大宗。

然而，丝制品的地位到了明代晚期又有了恢复，这和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商人的到来有关。这些欧洲商人所驾驶的船运载量更大，明朝末期南方地区的蚕丝更加工业化，产量更大，都促使了大规模丝制品贸易的繁荣。

不过此时人们运输更多的不是丝绸，而是生丝和丝绵，也就是仅仅粗加工之后的蚕丝，至于丝绸反而是排在生丝之后的。

在明代，还有另一种产品也加入了贸易，主要针对东南亚地区，那就是棉布。棉花这种从印度来的商品到了元代以后在中国南方广泛种植，织布技术又经过了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的推广，使得江浙地区成了织布工业的繁荣区域。布匹和生丝、丝绵、绸缎一起，成了从西班牙人手中换取白银的重要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