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民间贸易与官方贸易的争执。一方面，由于皇帝需要从外贸获得收入，希望垄断外贸，而另一方面，靠近西域或者沿海的老百姓出于生活的需要，有展开自由贸易的冲动。

在汉代，外贸活动几乎都由皇家垄断，唐代早期的皇帝不懂贸易，这反而给了民间很大的空间，但唐代早期的户籍制度比较完善，皇帝通过护照制度限制了人民与海外自由交流的权利，但即便如此，唐代后期户籍制度逐渐混乱之后，外贸冲破了官方户籍的束缚，保持了足够的繁荣。

到了宋代，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导致了外贸的进一步繁荣。但是，另一个问题也产生了，那就是宋朝时也发展出一定的朝贡制，当周边国家到宋朝来朝贡时，皇帝必须给予厚赐，价值要超过对方的进贡物品，这就造成了一种变相的、不划算的贸易。与朝贡并行的是自由贸易，这在宋代也很发达。但是宋代政府又很善于利用自由贸易的机会，对一些奢侈品采取官方采购，官府还能在贸易中占有优先权，只有官府挑剩下的物品才可以进入民间交流系统。

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宋代还实行禁运制度，比如对北方的辽金就要实行武器和金属禁运。宋代的出版业也很发达，为了避免敌方获得汉地的书籍，^[98]也采取了一定的出版禁运。这些禁运措施又扭曲了自由贸易。

这种扭曲在宋代还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危害，到了明代，由于拙劣地模仿朝贡制，禁止了民间贸易，就形成了实际上的闭关锁国，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宋代贸易的优点与缺点在和高丽的贸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高丽是一个位于特殊地区的国家，在唐代之前，高丽与汉族政权是直接接壤的，但到了五代和宋朝，由于辽国和金国的存在，高丽已经不再是宋朝的邻居，于是，如何与高丽打交道就成了重大问题。

首先，高丽仍然愿意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在公元1031年（天圣九年）之前，高丽一直在向宋朝派出使者。在朝贡中，高丽人最主要的需求之一，就是希望从宋朝得到书籍，他们希望得到的包括佛教书籍（如《大藏经》《莲华心轮》等）、儒家书籍（如“九经”）、历史书籍（如《国朝登科记》）、医药书籍（如《太平圣惠方》）、阴阳地理历法等自然科学书籍。在朝贡过程中，他们的要求大都得到了满足。^[99]

但在公元1031年之后，由于宋朝无力调解高丽与辽国、女真的关系，高丽在接下来的43年内再也没有来朝贡。^[100]

朝贡断绝之后，民间的贸易也被禁止了。高丽和宋朝的外交和民间贸易，大都使用渤海内位于现在山东的登州港，这里距离朝鲜半岛更近。皇帝禁止了登州港与高丽的民间贸易。

但当有贸易需求时，皇家的禁令很难执行到位，宋代是一个“令行禁不止”的朝代。既然登州地区严格执行了禁令，那么必然在沿海的其他地区会产生新的贸易基地。北宋后期，位于东南沿海地区明州的商人们就这样发现了机会，开辟了与高丽的贸易路线。从情理上讲，明州和高丽的距离非常遥远，但这点儿距离在追求贸易机会的商人看来，并不算什么。

事实上，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积累之后，明州地区产生了一批专门做高丽生意的富商，这些富商的名字甚至都流传了下来，即黄真和洪万。^[101]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可以出入高丽王的宫廷。

到了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高丽王请求黄真和洪万带一封信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表示想恢复朝贡关系。两人带着信找到了福建转运使罗拯，罗拯报告给宋神宗，恢复了高丽的朝贡。最初，朝贡仍然走登州路线，但几年后，高丽的朝贡路线也从登州转往了明州。^[102](www.daowen.com)

但是，此时的宋朝已经失去了宋仁宗朝以前的开放性，由于高丽的地位特殊，宋神宗在下令朝贡港转往明州的同时，为了避免高丽与宋朝民间的交往，还下了另一道命令，禁止民间私自与高丽做生意，将交往限制在官方层面，也就是朝贡层面。这实际上是明朝政策的一种预演，到了明朝前期，与国外的民间交往都成了非法，只剩下官方关系了。

当高丽与宋朝只剩下官方关系时，他们获得物资的能力降低了。仍然以他们最需要的书籍为例，在宋哲宗初年（公元1086年），高丽又来宋朝索要书籍，这一次他们需要的是刑法书，以及《太平御览》《开宝通礼》《文苑英华》等书。但宋哲宗经过思考，只给了一套文学性质的《文苑英华》，将其余的书籍都拒绝了。到了公元1090年（元祐五年），高丽再次派人要书，他们开列了长长的书单，但这一次，宋哲宗在苏轼等人的建议下，将这些全都拒绝了。^[103]

但幸运的是，宋朝的禁令与明清的禁令执行程度是不同的。事实上，高丽与中国民间的贸易关系一直没有完全断绝，甚至还很频繁。当从朝廷无法得到满足之后，他们立刻转向了民间，前往明州地区利用市场购买需要的物品。比如，《册府元龟》被皇帝拒绝了，但他们在明州很容易就买到了。

不仅如此，从皇帝处索要的书籍只能要一套，在民间，只要他们肯付钱，甚至还会有人将书版雕好直接卖给他们，回去想印多少都可以。^[104]

在北宋后期皇帝的朝堂之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焦虑：要把知识保留在国内，不要轻易送到国外去。持这种态度的不仅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者，还有许多名臣参与其中。

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等人都曾经参与了讨论。在高丽问题上，苏轼几次提到不能让高丽轻易获得书籍，代表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思潮。^[105]

但苏轼的态度又不能仅仅以民族主义而论，事实上，他看到了宋代朝贡体系的许多弊端，也试图维持一种自由贸易。比如，他在任杭州知州时，就曾经将高丽使团阻拦，不让他们去汴京朝贡。苏轼很早就指出了朝贡体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当使节到来后，一路上的地方政府要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他们送给皇帝的东西大都是华而不实的奢侈品，却接受了更加贵重的赏赐。因此，苏轼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不能维持的，要想获得更多的好处，就把高丽人限制在明州地区，让他们通过市场去购买需要的东西，这对民间经济有利（加强了贸易），对皇帝也有利（减少了开支）。^[106]

但在支持以民间贸易取代朝贡体系上，苏轼也不纯粹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而是希望在某些方面加强管制，包括对书籍的管制。这或许是苏轼的局限性，却也是当时宋代大臣的普遍看法。

宋代的贸易就在自由贸易的海洋中不时地遭遇管制的礁石。但即便是有管制，皇帝的整体态度仍然是支持贸易的。到了南宋，由于财政的需要，皇帝不得不采取了更加重商主义的态度，于是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海洋贸易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宋代的大船在东南亚地区也慢慢地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大船，成了该地区的主宰。

到了元代，随着世界帝国的建立，海外贸易和交往更是在宋代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层次。唐宋元时期贸易和海运的繁荣甚至让封闭的明代获得了好处，如果不是宋元时期积累的航海和造船知识，郑和是没有机会在海洋耀武扬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