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前来中国，一开始就是从两个方向到来的，除了陆上的接壤，阿拉伯人在海路上也迅速地进入了这个东方国家。

在古代社会，波斯人的船队曾经遍布印度洋地区，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以游牧和短途（或者中程）贸易为生的阿拉伯人迅速掌握了航海技术，从一个沙漠民族变成了海洋民族。中国的大海港广州也成了阿拉伯人了解的地区。只是，由于阿拉伯人没有深入内地，他们知道的只是一些沿海地区，其他地方也只是偶尔听闻一些传说了。

现代已知最早记录中国的阿拉伯文献是《苏莱曼东游记》，其中第一部分写于公元851年。当时阿拉伯人的航线是这样的：^[344]

他们出发的地点大都在波斯湾里。虽然巴士拉、霍尔木兹这样的港口更加出名，但阿拉伯人却选择了位于伊朗的一个不那么出名的港口西拉夫港（Siraf）。现在，西拉夫是一个只有3500人的小镇，但在当年却是海船云集的地方。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海船叫中国船，意思是前往中国的远洋船。

阿拉伯人之所以选择西拉夫，一是继承了波斯传统，波斯人时期，就在自己的地界上找了一个港口，而没有使用其他更加知名的港口；二是因为这里的吃水很深，适合于远洋船队的停泊，而在伊拉克巴士拉和阿曼等地，虽然都是优良的海港，却由于水浅，只能发小船先到西拉夫，再统一装船装水，开启远洋航程。^[345]

从西拉夫港到中国的广州港，中间要经过阿拉伯人所说的七个大海。^[346]

第一个海是法尔斯海（Fars），指的是现在的波斯湾。当外界称伊朗为波斯的时候，他们却自称为法尔斯，波斯语为Farsi。

第二个海是拉尔海（Larwi），即现在的阿拉伯海。出了波斯湾之后，就进入了拉尔海，这个海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南部，可以看作印度洋位于印度和非洲之间的一个巨型海湾，也是古代世界连接印度、阿拉伯、非洲和欧洲的主要海域。

第三个海是哈尔肯德海（Harkand），指的是孟加拉湾，也就是印度东部到泰国之间的海域，也属于印度洋的一部分。在哈尔肯德海和拉尔海之间，则是一连串的岛屿，据称有1900多个岛。这些岛屿就是现在的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在哈尔肯德海之中还有一些岛屿，比如尼科巴群岛和安达曼群岛等。^[347]

第四个海是撒拉赫特海（Salahit或Salaht），有可能是现代的安达曼海，这个海位于泰国东侧直到马六甲海峡附近，紧挨着孟加拉湾，也可以看作孟加拉湾的自然延伸。这个海的特点是非常浅，容易出事故，还是海盗聚集的地方。

第五个海是昆都兰海（Kundurang或Kardang），指的是从马六甲海峡过了新加坡之后，在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马来半岛围成的那片水域，包括现在暹罗湾的南部，以及印尼的爪哇海。这里岛屿众多，城市林立，商业繁荣，是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区。同时，这里还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在爪哇岛一带偶尔可以看到海中岛屿上火山喷发的景象。

第六个海是桑夫海（Sanf），在中国称占不牢海^[348]，这片水域围绕着越南南部著名的海港国家占婆。

第七个海是桑吉海（Sangi），也就是中国南海。过了这个海，就可以到达中国的大城市广州了。

在苏莱曼时代，其实直接从广州运到阿拉伯的商品并不多，主要原因是：第一，路上很危险，除了自然风险，还有众多的海盗，即便是阿拉伯人，航海也是一项危险的活动；第二，这一路实际上跨越了好几个经济带，每一对相邻的经济带之间都会发生贸易联系，从中国上的货，很有可能到东南亚就卖掉了，印度接收的是东南亚的货，而阿拉伯接收的是印度货。此外，苏莱曼认为还有几个原因：中国广州的房子都是木头和芦苇制造的，一旦发生火灾，商品就都被烧光了，无法运出；另外，海盗非常多，也不适于长途运输。但从情理上讲，这些原因可能是次要的。

在苏莱曼时代，由于贸易的需要，广州的官员甚至专门设立了管理伊斯兰教徒的职位，往往来自伊斯兰教的首领，让他负责伊斯兰商人的事务，包括带领他们唱经。^[349]这一点，也表明了唐朝政府的开放胸襟。但唐朝政府却一直没有办法控制海外的海盗，表明他们对海洋的控制力还是极其有限的。

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民族都认为自己的君主是最伟大的，这一点可能会被视为夜郎自大的表现，但如果从善意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人类的本性罢了。

苏莱曼说，当时的阿拉伯人认为，世界上有四个伟大的国王，其中最伟大的是位于巴格达的哈里发，第二伟大的是中国的皇帝，第三伟大的是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第四伟大的是印度的白勒赫拉王。

第二、第三位都是人们熟知的，但为什么印度的是第四伟大呢？这是因为印度和其他地区不同，其他地区只有一个君主，但印度却有许多个大大小小的国王，白勒赫拉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王。

在苏莱曼时期，印度的笈多王朝早就成了往事，就连玄奘见到的戒日帝国也已经解体了。在印度中部偏西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瞿折罗，这个国家曾经抵抗了伊斯兰的入侵。可是苏莱曼并没有把瞿折罗算在内，而是指出一个叫白勒赫拉的国家的王才是印度最伟大的王。那么到底有谁比瞿折罗更伟大，白勒赫拉又是什么国家呢？

按照苏莱曼的说法，白勒赫拉的国境从印度西部直达东部与中国的边界，但现代人却无法在印度历史上找到一个符合这一条件的国家。

也许白勒赫拉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它让人想起了笈多帝国或者戒日帝国的影子，却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国家。

这也说明阿拉伯人对于陆地的认知是有限的，不仅不了解中国的内地，就连更近的印度，也认识得并不全面。他们熟悉的是港口和海洋。

关于中国，苏莱曼还有几个有趣的观察。

其一是关于海外商税的，当海外的船队来到广州，中国的官员们就会把船上的货物都搬到仓库里锁好，直到最后一条船进入港口后，再把所有的货物清点一遍，收取30%作为关税。剩下的货物，官方会出面将最好的一部分挑出来，以高价买走，而且支付现钱，其余的才准商人们自己带走买卖。以樟脑为例，官员们最喜欢好的樟脑，他们买过之后，剩下的樟脑在市面上只能卖一半的价格了。^[350]

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书上也得到了证明，特别到了宋代，依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参与海外贸易，政府既得到了税收，也采购了最好的贸易品。

其二是中国的信用问题。中国人借债时，喜欢写两张借据，一张由债主写，一张由债户写，两张纸都按上手印，再错开卷起来，在纸卷的背上写几个字，这样，这几个字就有一部分在债主借据上，一部分在债户借据上。债主和债户分别把对方写的借据保管好，作为凭据。

如果债主不小心把借据丢了，而债户又不承认了，该怎么办呢？中国人会让债户写一个凭据，发誓自己没有借钱。债主拿走这个凭据，万一某一天他又把原借据找到了，就可以凭原借据和发誓凭据，要求官府将债户打板子。

其三是苏莱曼还发现中国人没有房地产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房地产都是重要的财富，也是政府收税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唐朝只对人头收税，却不收房地产税。^[351]

其他的特点还有：中国人没有宗教，即便从印度传入一点佛教，也和印度有派别之分。印度有大量的荒地，而中国却很少有荒地，基本上都被开垦过了。中国的气候适宜，也导致比印度的景致要漂亮。

但苏莱曼了解的只限于广州一隅，至于中国北方和内陆的情况，他一概不知，中国内地对阿拉伯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地带。(www.daowen.com)

不过，苏莱曼对广州的认知也只是片面的，实际上，就在他写书的时候，广州已经处在发生巨变的前夜了。^[352]

公元915年（五代梁乾化五年），一个叫哈桑的人续写《苏莱曼东游记》时，又写到了广州的结局。^[353]这和一个叫黄巢的人有关。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长期在汉地全境活动。公元878年（唐乾符五年），他突然从江南地区越过福建和浙江边境上的仙霞岭，进入福建，再从沿海向南进入广东地区，第二年正月兵围广州。

战争破坏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别是桑树，使得中国的物产（特别是丝绸）出现了短缺，于是阿拉伯人控制的丝绸贸易也就不存在了。

黄巢攻取广州之后，顺着漓江、湘江道北上，经过长期的迂回之后占领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唐僖宗只好逃往了成都。

由于古代的信息传递太慢，直到公元915年哈桑写书时，他还没有得到黄巢被杀的消息，以为黄巢仍然占据着中国。黄巢真实的死亡年份是公元884年（中和四年）。

哈桑之后又有人继续补充，将黄巢的死写入了书中。不过，黄巢死后贸易并没有恢复，主要原因是唐朝皇帝的权威已经没有了，各地的军阀出现了割据的情况，于是中国内部的贸易和交通都出现了紊乱。同时，军阀们都热衷于压榨前来做买卖的外国人，于是随着伟大的唐朝的远去，来到中国的航行暂时断绝了。

阿拉伯人对海上中国的了解如此，对陆地中国的了解又有多少呢？这要靠另一本书来提供给我们答案。

公元10世纪，也就是在唐朝灭亡之后，阿拉伯世界一位著名的旅行者兼作家马苏第写了一本《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354]，其中专门提到了中国的情况。

在唐朝中后期，由于吐蕃入侵了西域一带，加上回鹘^[355]从北方南下，进入了现在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使得唐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几近关闭。阿拉伯人对如何从陆路到唐朝疆域的知识少得可怜，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流传着有关中国的如下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传说，诺亚的子孙中，有一支源自阿穆尔^[356]，他们从中东向东北方向扩散，成了现代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原住民的祖先。在中亚，一部分人又扩张到了今天中国新疆地区，也就是回鹘人和其他突厥人。但是，中国人还不是从这些人中分化出来的，而是阿穆尔后裔中有一支到达了印度，成为印度人，还有一支到了西藏，成了吐蕃人的祖先。从印度人中又有一部分沿着海岸线前行到了中国的广州和扬州一带，变成了中国人。^[357]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意味着他们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走海路到达中国的。之后，中国人经过了几代王的统治（这些君王大都活了两三百岁），才逐渐扩展到了西部，与回鹘、吐蕃等相接。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城市是成都，而与回鹘相近的是拥有着皇宫建筑的长安。

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事实，却代表了中世纪人种学的最高水平。既然人类是分布在全世界的，而人类又都是诺亚的后裔，就必须依靠一定的路线从中东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种理论很像现代的“走出非洲”学说，虽然“走出非洲”的科学依据更加充分，但基本思路却和当时阿拉伯人的设想惊人的一致。在中世纪《圣经》和《古兰经》就被认为是科学的根本出发点，对当时人们的认识论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虽然这种说法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又有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一面。比如，马苏第还记载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一个撒马尔罕人到中国做生意的故事，他因为被广州的总督欺负，到长安去告御状，竟然还获胜了。这个故事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撒马尔罕距离新疆并不遥远，在玄奘时代，人们去往印度都要经过新疆、中亚、阿富汗，撒马尔罕也由此成为中亚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但是，到了唐末，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撒马尔罕人要到中国去做生意，竟然要从撒马尔罕先到伊拉克的巴士拉，乘船经过阿曼和马来西亚吉打州，再经过印度走海路去往中国的广州。这样相当于在已知的世界绕了一大圈。

撒马尔罕人之所以走这条路，一是因为阿拉伯人统一了西亚和中亚，带来了超级繁荣，使得从中亚经过伊拉克是有利可图的，撒马尔罕人将中亚带来的货物先在伊拉克卖掉一部分，再换上伊拉克的货物带到印度、中国，一路换货的利润显然比直接过去更加丰厚。

另外，由于丝绸之路交通的断绝，从撒马尔罕到中国的陆上道路已经过于危险，生意人也并不想冒这个险。

最后一点更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内地的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长安是最富裕的地方，到了唐末经过“黄巢之乱”，长安已经残破到撑不起区域经济，更何况是全球性的贸易体系了。从中亚贩卖商品到长安已经无利可图，反而是到广州能够获利颇丰。广州和长安都经历过“黄巢之乱”，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广州是可以恢复的，长安却再也恢复不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的衰落，使得丝绸之路再也没有当年的商业价值了。^[358]

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主人，还可以从另一类书中看出，阿拉伯人征服了非洲、亚洲的诸多地方后，致力于编写地理书籍和税册，由于阿拉伯人是贸易民族，他们对数字异常敏感，对每个地方的物产和税收都很了解。

在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中，按照以中东巴格达为核心的地理划分，除巴格达所代表的中央区之外，世界还可以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大区，分别是艾卢法区（Arufa），包括安达卢西亚（西班牙）、斯拉夫（东欧）、罗马（南欧）、法兰克（西欧）、坦佳^[359]等地，直到埃及边界；卢比亚区（Lubiya），主要是现代非洲地区，以及南方的海洋；伊特尤菲亚区（Ityufiya），这个区域向东直至印度和中国；艾斯固提亚区（Asqutiya），包含了北方的亚美尼亚、中亚和外高加索，直到俄罗斯草原。^[360]

这些区域除了艾卢法区的一部分，以及伊特尤菲亚区的印度和中国部分，其余的区域都已经纳入了哈里发的统治之下。既然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就必须设立交通系统，哈里发在帝国疆域内设立了930个驿站，牲口费、饲料费、驿站维持费用，每年需要花费159100个第纳尔。^[361]

帝国的道路系统四通八达，这里不说其他方向的道路，只说和本书相关的通往东方的道路系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永远是在新疆地区，但事实上，到新疆的丝绸之路只走了一小部分，出了国的部分更加漫长。

从阿拉伯角度来看，丝绸之路西段的道路是从巴格达向东延伸的。^[362]出了巴格达，首先要到达位于伊朗境内的哈马丹（Hamadān），哈马丹是一个枢纽站，可以向四个方向行进，但我们只看向东的道路，从哈马丹可以到达一个叫雷伊（Rey）的地方，也就是现代的德黑兰。从德黑兰继续向东，沿着厄尔布尔士山南麓和沙漠之间的区域向东行，到达丝绸之路西段最重要的枢纽站木鹿，即现在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从木鹿又分成了三条道路（向北、向东和向南），其中北向道路去往布哈拉，再从布哈拉通往撒马尔罕，过了撒马尔罕，又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向北和向东），其中向北的路经过塔什干进入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再经过怛罗斯等地到达西域，也就是今天中国新疆地区，阿拉伯帝国的道路到此戛然而止，不再延伸。从撒马尔罕向东的道路进入费尔干纳谷地，从这里可以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西域地区。

从木鹿向东的道路可以到达今天阿富汗的巴尔赫，从巴尔赫向北可达撒马尔罕，向东可达巴达赫尚，向南可达喀布尔。

从木鹿向南可以到达赫拉特、坎大哈，进入印度境内。帝国在这里的边界已经深入了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的信德地区。

既然有了道路，就可以控制当地。一个政权是否控制了一个地区，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否能从当地征收税款。盛唐时期的唐朝虽然在中亚建立了不少羁縻政权，但这些政权都不属于唐朝实际管辖范围，因为那些国家并不向唐朝政府缴税。^[363]

阿拉伯人却采取了另外的做法，只要他们控制了一个区域，就试图建立起一套征税系统，于是，税册成了阿拉伯人一项重要的资料性文件。

在阿拉伯的税制中，中亚地区和阿富汗都被划入了大呼罗珊地区，这个地区每年缴纳的税额是3700万迪拉姆^[364]。这个数字在所有的地区和省份内排行第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区域划得太大，比起其他地区大很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地区的税收大都是以现金的形式上缴，而这个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允许以战俘和战利品抵冲税金。但不管怎样，缴纳税收，证明了中亚地区已经进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

中亚地区进入版图，但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却在西域以外，这给西域地区的小政权们带去了一个好处：没有人管他们了。

唐朝时西域地区曾经部分属于唐帝国，也曾经被吐蕃人占去了一部分。但当阿拉伯人完全控制中亚时，唐帝国已经接近分崩离析，而晚唐时期的吐蕃也恰好进入了崩溃的节奏。吐蕃曾经非常强大，曾经趁着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衰弱进入西域地区，但到了吐蕃后期，佛教和异教的争夺变得白热化了。吐蕃虽然引入了佛教，可是由于赞普对佛教过于推崇，引起了信奉原始本教^[365]的老贵族的不满，他们在寻找机会推翻佛教。这时，恰好吐蕃迎来了一个不信佛的赞普朗达玛，他和佛教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还采取了一系列“灭佛”行动，导致了高原国家的分崩离析。^[366]

最后，阿拉伯帝国经过扩张之后，也进入了“维稳”时期，自然也无法越过边界上的高山，这让西域小国最后的威胁也解除了。

西域小国享受了难得的不受欺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表现是：它们既不信奉汉地的道教和儒教，也不信奉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更不信奉吐蕃的本教或密宗，而是继续信奉之前的大、小乘佛教。直到元朝时期，在今天的吐鲁番地区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寺庙和佛像，并拥有众多的佛教徒。与此同时，还有几种特殊的宗教也在这片区域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