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魏时代，除了西北的道路可以通行，在东南的海道也是可以通行的。杨衒之列举的海道国家里，^[200]最远的是大秦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

从大秦国经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到了东南亚，首先到达的是歌营国，也叫加营国，^[201]这个国家可能在马来半岛的南端。歌营国在汉魏时期都不为人所知，也没有到中国来拜访过，北魏时期，才有一个僧人菩提拔陀（也叫佛驮跋陀罗）从歌营国来到了中原，由此人们才知道了这个国家。

根据菩提拔陀的叙述，人们知道，从歌营国北上一个月，可以到达句稚国，再北行11日，到达典孙国，这两个国家可能都在马来半岛上。

继续北行30日，就到了高棉前身的扶南国。扶南北行一个月，到达林邑国，也就是著名的占婆国，在现代越南中南部。林邑国继续向北，就进入了南朝萧梁的地界。

除了这些陆路国家，还有奴调国、斯调国等海上国家，可能位于现在的印尼群岛上。

但事实上，海道的开通却比杨衒之记载的时代还要早上200年，在东吴时期，就有一次著名的出使，从而打开了中国人对东南亚的认知。

公元230年（黄龙二年），东吴大帝孙权派遣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带了上万名士兵出海，寻找两个传说中的岛屿。^[202]相传在东海中有两个岛屿，分别叫夷洲和亶洲。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去寻找蓬莱仙山，徐福就到了亶洲不再回来。^[203]

东吴巩固了江东之后，由于地域狭小又无法与曹魏争夺中原，孙权开始考虑向海外扩张，于是，他被有关海外岛屿的传说吸引了。加之海边的渔民常常被风吹到海外的岛屿上，带回来了更多关于岛屿的传说，便促成了这次派兵。

卫温和诸葛直出海后寻找亶洲没有找到，只找到了夷洲，带回来数千人。到底夷洲和亶洲在什么地方，已经不可考，从地理上说，很有可能是台湾到琉球群岛之间的某个岛屿。两位将军的收获并不能让孙权满意，第二年，他将两人以违诏无功的名义杀掉了。^[204]

这次出行虽然收获不大，却成了东吴探索东南海域的开端。除了向东海方向寻找出口，东吴还重新占领了海南岛，公元242年（赤乌五年），孙权派遣将军聂友和校尉陆凯带兵三万讨伐珠崖和儋耳，进入海南岛。^[205]在越南北部的交州，孙权也派将军吕岱占领（公元226年，黄武五年）。^[206]

就在吕岱平定了交州之后，孙吴又派出了使节前往东南亚地区进行宣谕，于是就有了朱应、康泰出使南海。^[207]

这次出使虽然记载不详，带来的信息却是决定性的。在汉代，人们对南海的印象还是很浅薄的，只知道天竺、掸国、叶调等少数国家，但到了东吴之后，人们开始对南海上的许多国家熟悉起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地有过接触的国家达到了15个。^[208]除了位于印度的中天竺国、位于尼泊尔的天竺迦毗黎国^[209]，以及位于斯里兰卡的师子国，其余的12个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

表1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海十五国^[210]

这些国家大都分布在一条连接了中国和印度的航线上，从广州或者交州出发后，经过越南中南部、柬埔寨，沿着暹罗湾、马来半岛一直南行，进入爪哇海，从巽他海峡或者马六甲海峡过境前往印度，也可以从克拉地峡附近走陆路进入孟加拉湾，再走海路前往印度^[211]。(www.daowen.com)

这些国家就分布在航线的必经之路上，也就是越南、柬埔寨沿海地区，马来半岛，以及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上。

在这些国家中，占婆（林邑）和扶南依然是两个巨型国家，其中占婆虽然世系更迭，却一直保持着强国的地位，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安南（即越南）独立之后，占婆才逐渐被蚕食。扶南国作为内陆强权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中叶，才被另一个高棉人的国家真腊所取代。^[212]真腊作为扶南的一个内陆附属国，曾经在现代老挝的占巴塞地区活动，^[213]随后向南推进，占据了扶南的所有领土，并将首都设在了位于现代柬埔寨首都金边和暹粒之间的一个地区，这个叫三坡波雷古的地方至今仍然保留着大量的砖塔，代表着前吴哥时代的建筑巅峰。^[214]

扶南由于处于海路交通的要道上，造船业非常发达，他们制造出一种形制独特的船，船头和船尾造成鱼的形状，可以载百人以上。^[215]在南海上还有更大的海船，甚至可以装六七百人。^[216]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东南亚地区印度化的高峰时期之一。在之前，印度的佛教已经到达了这里，而到这时，印度教也开始遍布东南亚。

印度教在东南亚的到来和佛教的传播，与印度本土的笈多王朝发展有关。东吴时期，扶南王曾经派人前往印度的摩揭陀故地，当时这里还是贵霜帝国的属地，贵霜人赐给扶南王四匹月氏马。^[217]贵霜人信奉的是佛教，因此，东南亚这个阶段是佛教化时期。随着笈多王朝在印度的崛起，残余的贵霜人纷纷南下逃亡，甚至来到扶南夺取了王位，统治了一段时间。^[218]但随着笈多王朝完成了对印度的控制，印度教也随着贸易活动来到了东南亚，重新影响了东南亚的格局，不管是扶南、真腊还是占婆都变成了印度教的国家。

虽然东南亚普遍信奉印度教了，但是，印度的佛教徒们由于笈多王朝信奉印度教，纷纷到海外闯荡，于是东南亚成了他们的一个跳板，让他们从海路进入中国境内。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记载的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外国僧人有7位，此外，除了法显还有3位中国僧人也从南海道前往印度或者回国。^[219]应该看到的是，这些僧人只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们比其他人幸运在于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而没有留名的应该也不在少数。

外国7位僧人中，有4人是从天竺经过东南亚过来的，剩下3位是皈依了佛教的扶南人。在外国僧人中，最有名的是拘那罗陀，在汉地，他的另一个名字叫真谛。^[220]他本来是西天竺的优禅尼国人，周游天下后在扶南定居。梁武帝时期，派人送扶南使者回国时，扶南人将真谛献给了梁武帝。于是，公元546年（大同十二年），真谛来到了南海，在路上走走停停，耽误了两年，直到公元548年（太清二年）闰八月才到达京师。梁武帝对真谛宠信有加，但不幸的是，这时已经到了南朝梁的末期，颠覆了整个国家的“侯景之乱”随即爆发，“南朝四百八十寺”都进入了崩塌的节奏。

在“侯景之乱”时，真谛逃离了金陵，向东来到了富春，在那儿翻译经文。之后，真谛经历了梁末的一系列战乱，在侯景、梁陈诸帝的宫廷周游，还曾在东南沿海地区游荡。他试图乘船离开汉地，去往马来半岛上的楞伽修国（即狼牙修国），因为信众的苦苦挽留而留在了南越。他还曾计划坐大船回天竺，却又被海风吹回。最终，在公元569年（太建元年），真谛病故在这片他耕耘了20多年的土地上，目睹了佛教的起起落落。

表12 南海来的僧人群体^[221]

除信仰以外，贸易也成了南海交通的主流。对于汉地人而言，国外稀奇古怪的国名和人名，以及不同于汉人的肤色和语言，他们乘坐着各式各样的船从海上冒出来，出现在广州和交州的港口，带来了大量的象牙、犀角、翠羽、蛇珠、火浣布^[222]，千名万品都是汉地少有的珍宝，让人眼花缭乱，交州和广州也成了整个南朝最富裕的地区之一。^[223]

然而，在看到了贸易繁荣的同时，人们又往往忽略了一点：在这个时期进行贸易的船只大都来自外国，不仅有东南亚的扶南，还有印度和波斯的船只，而中国本土的船只却相对较少。这和中国的中央政府注重国内经济、轻视海外贸易有着直接关系。这个时期发展海外贸易的大都是地方政府和民间，由于民间经济实力小，很难在短时间内发展出制造大船的技术，使得中国的造船业一直较为落后，唯一的例外是三国时期的东吴，曾经制造过海船前往海外。但随着西晋的统一，政治重心回到了中原，垄断海外贸易的依然是外国的船只。高僧们也往往乘坐外来的船出入于南海。

直到唐代，随着海外的贸易的发展，中国的造船业才逐渐积累出强大的实力，这种实力到了宋元时期到达顶峰，开辟了一个中国主导的贸易时代。

从这种意义上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只是一个前奏，它将要开启的是唐宋元时期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