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到达中国后，迅速地繁荣起来，最初还只是悄悄流行，当皇帝认可了佛教之后，这种外来的宗教便迅速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之一。

在全国性的信仰中，又以南朝的首都建康和北朝（北魏）的首都洛阳为中心。北魏人杨衒之恰好就记载了洛阳佛教的繁盛。^[135]

根据他统计，在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洛阳还只有寺庙42座。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北魏后期，洛阳内外已经有了千余座寺庙。

洛阳成为北魏首都的历史很短暂，北魏在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才迁都洛阳，在已经荒废的西晋首都的基础上规制了洛阳城。^[136]

表10 北魏寺庙僧尼统计^[137]

续表

北魏是个鲜卑族政权，最初时并没有成形的信仰，因此在建国过程中特别注意吸收外族的信仰。它首先重视的是汉朝的儒教，终其一朝，一直在努力重建北方的文化，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138]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修建宫殿和宗庙，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4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139]

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继承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作品，写了一本30篇的《新集》。^[140]

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继续了两代的政策，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了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了国家宗教模式。^[141]

但北魏的皇帝们在运用儒家思想教化时，并没有忽略佛教。自从西晋末年北方陷入混乱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儿关系，他们认为佛教就是自己的宗教。

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最初对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定了中山（后燕都城），进入燕赵地区，经过佛寺时都表示敬重，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142]

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143]

太武帝继位后，最初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但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北方大量的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在灭亡夏、北凉（佛教都比较兴盛的两国）后，大量的僧人终于出现在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

在大臣崔浩和道士寇谦之^[144]的影响下，太武帝采取了灭佛的做法，佛教受到了一次打击。但崔浩因为得罪了太武帝被杀之后，佛教势力再次抬头。

太武帝去世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但同时加强了政府的控制。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只能有和尚50人，小州40人，更远的地方10人。^[145]

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四处游荡，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146]

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60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祇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祇粟”，僧祇户获得的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昙曜还请政府为寺院分配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僧祇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这也形成了北朝的寺院经济。

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团体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团体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天下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3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200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北魏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两个巨型的石窟：都城在平城时期建造了云冈石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则又建造了龙门石窟。

在中国历史上，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建都古城。周代以来，洛阳的古城又分成了两大系统，一是以东周首都周王城（始建周武王、周公旦，最初称为成周，后称为王城）为代表，^[147]位置在现在的洛阳城区；另一个城市则来自公元前6世纪末，东周的王子朝叛乱，在原王城的东面建立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座城市建立后也被称为成周，而周王城则被称为王城）。^[148]到了东汉光武帝建都时，没有选择原来的周王城，而是在王子朝新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这座城就成了汉魏时期洛阳城的基础，位于现代洛阳城东15公里。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汉魏洛阳城已经在战乱中成为废墟，于是又在原周王城的位置修建了新的洛阳城。这次变化让汉魏洛阳城慢慢地埋入了地下，成了废墟，也让汉魏洛阳城成了在地下保存完整的一座古城遗迹。

北魏时期的洛阳城规制是这样的：它一共有13座城门。东面有三座城门，从北往南分别为建春门（汉称上东门）、东阳门（汉称中东门）、青阳门（汉称望京门）；南面有四座城门，从东往西为开阳门、平昌门（汉称平门）、宣阳门（汉称小苑门）、津阳门（汉称津门）；西面有四座城门，从南往北为西明门（汉称广阳门）、西阳门（汉称雍门）、阊阖门（汉称上西门）、承明门（北魏始有）；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从西往东为大夏门（汉称夏门）、广莫门（汉称谷门）。^[149]

建了城市之后，鲜卑人把建造佛像的热情带到了这里。之前，鲜卑人在平城时就已经信奉佛教，建立了云冈石窟。到了洛阳，除了营建龙门石窟，另一大工程就是遍布首都的寺庙建筑群。

北魏首都的寺庙都没有保存至今，但如果要寻找洛阳寺庙的模板，可以在如今缅甸的蒲甘找到。在蒲甘一共有三千多座佛塔，这些寺庙大都是历代的国王、大臣、富翁和普通人所立，信佛的人只要有了钱，就通过建一座塔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他们用金银和各种图画对寺庙进行装饰，互相攀比着，看谁建得更大更美。^[150]

当年洛阳的寺庙也是如此，不管是皇帝还是王公贵族都以建设寺庙为荣耀，用大量的金银去装饰，能工巧匠们不愁找不到饭吃。由于佛教来自印度，印度的雕刻和绘画风格，以及印度的文物、佛教的舍利，都成了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151]

在洛阳，甚至还有西域胡人建立的寺庙（如慕义里的菩提寺），城西的永明寺中，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外国僧人三千余人。连外国人供奉的白象和狮子都有专门的饲养场所。这个白象是公元509年（永平二年）乾陀罗王（即犍陀罗王）所贡献的，^[152]而狮子来自公元525年（正光六年）嚈哒王的贡献。^[153]

在北魏时期，首都中有大量的海外来客。由于北魏只控制了北方，长江地区的南朝被他们称为“岛夷”^[154]，南朝来的人在北魏首都也被认为是外国人，这更增加了首都外国人的总人口。为了表明北魏是天下的中心，政府在首都洛阳城内也设了专门容纳外国人的区域，这些地方被称为“四夷馆”和“四夷里”。“四夷馆”分别叫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夷里”分别叫归正、归德、慕化、慕义。^[155]

比如，南朝的人如果投奔了北魏，他首先会被安排在首都的金陵馆内居住，三年后，北魏皇帝会在归正里赐一块地作为田宅，让他成为永久性居民，久而久之，归正里也被称为“吴人坊”，居住了三千多家南方人。

如果是北方夷人来归，就首先在燕然馆给他安排居住，三年后在归德里赐以田宅。

东夷来归，首先在扶桑馆居住，三年后赐宅慕化里。(www.daowen.com)

西夷来归，首先住崦嵫馆，之后赐宅慕义里。

由于北魏实行土地公有制，皇帝在分配土地时掌握了主动权，可以通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地的做法吸引他们留下。于是四个外国人的里坊一共有一万多家归化的居民。

不过，给外国人分配田宅也并非一种特别的照顾，北魏对儒教提倡的“耕者有其田”非常在意，加之北方战乱导致土地空置，政府一直是主动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要求他们死后必须把土地交回给国家，以便分配给其他人。这种做法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但对国家的稳定也是有帮助的。^[156]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分出的土地是很难按照规划在农民死后回收的。但在将无主的土地分完之前，北魏就灭亡了，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个王朝。

在寺庙中，规模最大，最能表现人类傲慢的是永宁寺。

永宁寺为公元516年（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的御道西。周围都是衙门、学府和高官显贵的府邸。

永宁寺最特别的是寺中一个巨大的木塔，这座塔有9层，高90丈，上面的金顶又有10丈，一共100丈高，也就是将近300米。^[157]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即便按照今天人们对遗址的估算，也认为木塔可能达到了147米。这个高度恰好和埃及最高的大金字塔的原高吻合。金字塔是石头堆砌成的，坡度也相对较小，而永宁寺木塔却是用木头搭建的，坡度也更陡峭，可见难度之大。^[158]

这座塔在距离京师百里之外就可以看到。刹上有金宝瓶，容25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共11层，金盘的周围都垂着金铎。在塔的四角还有4道铁锁垂下，锁上也有金铎。金铎的大小就像是一个石瓮子。永宁寺塔一共有9级，每一级的每一个角也都有金铎垂下，这样加起来，上下就有130个金铎。塔的每一层都有4个面，每一面设有3个门6扇窗，都用朱漆涂过。每一扇门上也都有5行金铃，一共有5400枚金铃。门上还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159]

到了夜间风高之时，宝铎和鸣，铿锵之声，十余里外都可以听到。

当木塔修建完毕，明帝和太后一块儿登塔，从塔上向下面的宫内张望，发现皇帝的宫殿就如同在手掌中心，一个京城也好像只有一个庭院大小。由于能够看到宫中的一切，皇帝禁止普通人登顶。

永宁寺塔如此登峰造极，但好景不长，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二月，木塔终于被大火烧毁。当时，孝武帝登上宫内的凌云台，望着大火，派遣了千人救火，人们无不悲痛惋惜，含着眼泪奔赴火场。火从第八级开始，在清晨出现，当时还有雷雨，夹杂着霰雪，百姓道俗们纷纷前来观看，悲哀之声振动京师，甚至有三个僧人赴火而死，但仍然无法将火势控制。大火整整烧了三个月都不熄灭，随着塔基钻入地中的火经过一年仍然有烟气。永宁寺塔只存在了18年，就被焚毁了。

规模巨大的永宁寺自然更不走运。由于寺庙的地理坐标太明显，自从寺庙建好之后，就没有脱离兵灾，那些进攻洛阳的大小军阀都喜欢在这里驻军。公元530年（永安三年），叛乱者尔朱兆甚至把孝庄帝囚禁在寺中。

随着北魏末期的内乱，到了公元534年（永熙三年）七月，孝武帝为躲避权臣高欢进攻而逃离洛阳，前往长安。十月，孝静帝继位，迁都于邺城。北魏洛阳就迅速地衰落了下去，变成了一片瓦砾。

公元547年（武定五年），《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因公回到洛阳，发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160]。汉魏洛阳城在北魏的战乱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隋唐时期统治者在它的西面、原来的东周王城附近再建了新城，将汉魏时期的洛阳抛弃了。洛阳内外千余座寺庙都成了废墟，数十万僧众作鸟兽散，去了那些距离权力更近的地方继续发展。

北朝佛教呈现巨大繁荣时，在南朝，佛教的地位也并不比北朝低。

从东晋开始，从皇帝到王公，都逐渐变成了佛教徒。比如，东晋的明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恭帝^[161]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佛教徒，晋恭帝就曾经为了铸造巨大的金佛像投入了巨资，并亲自到寺庙去迎接。^[162]

南朝皇帝中最虔诚的佛教徒是梁武帝萧衍。^[163]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南方成就了一个文化艺术的高峰。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164]选编了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文选》，而萧衍本人在学问上也造诣颇丰。最初，他编撰了《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儒学书籍，又主持编撰过一个巨大的史书工程——600卷的《通史》。后来皈依佛教后也造诣深厚，写过《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佛学著作。

萧衍的统治从公元502年持续到公元549年。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他的疆土如同一片歌舞升平之地，不仅让南朝的人们保持了优越感，也让北朝的人们羡慕不已。就连东魏的掌权人高欢也曾经说：江东有一个老头儿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北方中原的士大夫认为那儿才是正统。^[165]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为虔诚的佛教徒，在促进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发展的同时，却放弃了国家利益。

公元504年（天监三年）^[166]，梁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将佛教定为唯一的“正道”，而将老子代表的道教，周公、孔子代表的儒教都斥为“邪道”。他宣称，人间的“道”有96种之多，但是，只有佛教才是“正确”的，而道教和儒教都属于其他95种“歪门邪道”，并敦促王公百官们从“邪道”返回“正道”。^[167]这封诏书的出现，确定了南朝佛教的国教化地位。

除了下诏书，他还曾经数次将自己“卖”到寺庙里。这里所谓“卖”，就是“舍身”。^[168]佛教用语中，“舍身”指的是舍去肉体。根据佛教经文记载，释迦牟尼佛在他的前世中，有一世叫萨埵王子，他曾经为了养活遇到的几只老虎，将自己的身体贡献出去给老虎吃了。之后，佛教徒们将“舍身”用在了更广泛的意义上，比如，将自己送入寺院修行也称为“舍身”。

公元527年（大通元年），梁武帝在皇宫旁边建造了一座皇家寺庙——同泰寺，又在同泰寺方向的宫墙上开了一个门，叫大通门，便于皇帝进出。这个寺庙就是他“舍身”的主要场所。同年，梁武帝进入寺庙“舍身”。他剃掉了头发，穿上了僧袍，像和尚一样吃斋念佛。这次“舍身”持续了三天，随后他返回皇宫，改元大通，并大赦天下。

两年后的九月份，梁武帝在同泰寺举行了一次“四部无遮大会”，所谓“四部”，指的是僧、尼、善男、信女这几类人。这次无遮大会上，梁武帝再次“舍身”，他穿上僧袍，住在僧舍里，使用素床瓦器，乘坐小车，取消了宫廷卫士，还亲自向四部大众讲解《涅槃经》。由于梁武帝老是不回宫里，群臣着急了，只好与和尚们协商，由群臣凑了一亿钱为梁武帝赎身。和尚们默许之后，群臣来到了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梁武帝回宫，梁武帝又推辞了三次，他声称自己不是皇帝，而是出家人，在回答群臣的书信中还谦卑地写着“顿首”（这是人们给皇帝上书才用的词），之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169]

这件事一直拖到了十月份，为了庆祝梁武帝还宫，又举行了一次无遮大会，邀请了五万僧人和普通信众参加。大会结束后，梁武帝脱掉了僧袍，登上了御车回宫。梁武帝回宫后，又进行了一次改元，改为中大通，并大赦天下。

公元546年（大同十二年）三月，梁武帝再次来到了同泰寺。他先是讲解了《金字三慧经》，随后又开始“舍身”。一个月后，皇太子出钱将他赎了出来，出来之前又是法会，出来后又是大赦天下并改元中大同。

但梁武帝回宫的当晚，同泰寺就发生了火灾。为了驱除晦气，第二年，梁武帝再次进入修缮好的同泰寺，照例又举办了无遮大会。梁武帝住在五明殿，穿着僧衣，睡素木床，用葛帐、土瓦器，私人执役。随后，皇帝在光严殿讲授《金字三慧经》。讲授完毕，皇帝正式“舍身入寺”。

一个月后，群臣再次出钱一亿将梁武帝赎了出来，又是三请三辞的旧规矩。回到皇宫后，梁武帝如同新即位一样举行了典礼，并宣布改元太清，大赦天下。

这四次舍身到寺庙，花费了大量钱财，整个帝国的官僚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在梁武帝的带动下，南朝的佛教极其兴盛，除了大量的寺庙建筑，梁武帝对佛教的礼遇吸引了许多外国高僧从东南亚海道前来，而僧人们的到访也让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大打折扣。由于接待僧人们花费不小，寺庙也积攒了大量财富，使得南朝在繁荣之下已经危机重重。

梁武帝的做法在他的晚年终于遭到了报复。就在他最后一次“舍身”两年后，发生了著名的“侯景之乱”^[170]。由于在几十年的歌舞升平中荒废了军备，皇家军队根本不是野心家侯景的对手，梁武帝被围困在建康。建康城投降了侯景，86岁的梁武帝被饿死在宫中。

梁武帝去世后，“侯景之乱”虽然被镇压，但梁朝的盛世再也没有回来。梁武帝当年建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再也没有恢复到当年的繁华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