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去往爪哇和苏门答腊时，发现当地大都信奉“外道”，也就是印度教，佛教在当地几乎没有影响力。

他不知道的是，其实佛教在东南亚的扩张也早已开始。在他之后仅仅过了十几年，爪哇当地就已经皈依了佛教，印度教的影响力在减小，佛教的影响力在上升。

法显所到的国家叫耶婆提，在另一种文献中，它可能被称为阇婆国^[67]。阇婆国皈依佛教，和一个叫求那跋摩的西域僧人有关，从求那跋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国僧人是如何在中印之间穿梭的。

求那跋摩是罽宾^[68]人，事实上，他是当地一个小国王的后裔，不过这个家族的支系从他的祖父开始就疏离了政治。求那跋摩本人则选择了隐居修行。到了30岁时，由于当时的国王绝嗣，人民希望拥有王室血统的求那跋摩担任国王，而他对王位毫无兴趣，连忙避位进入山野，不与人接触了。之后，求那跋摩也采取法显的线路，穿越了整个印度，先到达师子国，再坐船前往阇婆国。

他到达阇婆国的时间，在法显到阇婆国十多年后。在这里，他首先度化了国王的母亲，让她皈依了佛教。之后，国王也选择了佛教作为信仰。但国王的选择又是世俗的，因为求那跋摩利用信念帮助国王打胜了一场战争，促使整个国家彻底倒向了佛教。国王只皈依能够帮助自己的宗教。当阇婆国皈依之后，爪哇岛的其他政权也纷纷转向了这个更加“时髦”的宗教。

求那跋摩在阇婆国的名声也穿越了大海，一直传到了汉地。这时的汉地已经从东晋进入了南朝的刘宋时期，汉地高僧慧观、慧聪等人请求宋文帝邀请求那跋摩到汉地来。

在宋文帝的邀请下，求那跋摩先是到了广州，公元431年（元嘉八年）正月，他进入了当时的首都建康。^[69]

从求那跋摩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法显时代，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了一条较为通畅的道路，西域的僧人们宁肯绕远，也要避开帕米尔高原和沙漠地区，选择海路进入中国的南方。

此外，与法显同行的人也并非无名小卒，他们许多人都在后来对汉地佛教的稳固和印度佛学在汉地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法显的同伴中，有两个人更加著名，他们是智严和宝云。

智严是法显在张掖认识的，但智严到了焉夷，就因为盘缠不够，转去了高昌，从此再也没有和法显相见。但智严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去往西域，而是在后来又前往了罽宾地区，并在那儿待了十几年，学习禅法，赢得了当地僧人的尊重。

回到中土的时候，他还带回来一个西域僧人佛驮跋陀罗。当时，在长安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政权。到了公元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大将刘裕灭亡了后秦，在东晋大臣王恢的盛情邀请下，智严又来到了南方的晋地。这样，当初在西域同行的法显和智严就都来到了南方。南朝宋取代了东晋之后，智严一直在南方修行。

到了老年，智严突然决定再次前往天竺，这一次他走的是海路，从南方到了中天竺，再到达了北天竺的罽宾，后来就在那里去世了，时年78岁。^[70]

至于宝云，则与法显同行的时间更长，他们一同到了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之后，宝云返回了汉地，依然是从陆路回来的。与智严一样，后来宝云也来到了南方的东晋和南朝宋，主持了不少译经工作，于公元449年（元嘉二十六年）去世，时年74岁。^[71]

除了这些和法显同行的人，事实上，法显开创的旅行传统已形成了一种风潮。在前往印度的道路上，有许多僧人都跃跃欲试。这一点，很像现在的背包客们去往西藏一样，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各显神通，或者自驾，或者骑车，或者坐飞机，或者搭车，当然，也总免不了出现危险。

比如，公元404年（弘始六年），有一大拨僧人在一个叫智猛的僧人的率领下前往西域，之所以说是一大拨，是因为他们这个僧团有15人。这15人经过流沙、鄯善、龟兹、于阗，在过葱岭时已经有9个人退出了。剩下的6个人在过葱岭时，又损失了一个叫道嵩的僧人，他在葱岭遇难。

剩下的人终于进入了印度的地界，并到达了摩揭陀首都华氏城。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像法显那样走海路回国，而是又从陆路返回了。在陆路返回时，路上又有3人遇难，最后回来的只剩下了智猛和昙纂两个人。^[72](www.daowen.com)

公元420年（永初元年），又有一大拨僧人前往印度，这次的僧团竟然有25人之多，为首的是一位叫法勇的僧人。和其他僧人不同，法勇起了个梵文名叫昙无竭。^[73]他最大的功绩就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僧团前往印度，而这些人大部分或死或散。

昙无竭的传记中，对于过葱岭一带的描写可谓最传神。在葱岭上，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在两山之间由于没有通路，只好在半山腰拉绳索当桥。过溜索时，以10人为一组溜过去，到了对岸，要放点儿烟告诉后面的人自己已经过来了，这样其他人才能再过桥。如果久久不见烟柱升起，就知道大风把溜索吹断了，这一批人全都掉到下面的江水里淹死了。

过了三天后，又是大雪封山，这一次悬崖绝壁上无法立足，但古人已经在绝壁上凿了一些孔洞，每排两个孔。每个人要带上四根木棍，在相邻的两对孔洞里插上木棍。当人们踩到上面那对木棍时，就把下面那对拔掉，再插到更上面去，就这样利用孔洞加上木棍，花一天时间才能登顶。

到了顶上，一查人数，发现有12个人不见了踪影，他们或许死了，或许失散了，不管怎样，掉入了历史的黑暗夹缝里，再也不为人所知晓。

到了罽宾国，他们又翻山去了月氏国（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东部一带），最后又南下去往天竺，到这时，又有8个人遇难，于是25人的大队只剩下了5个人。

历史没有记下其余4个人的命运，只知道法勇（昙无竭）最后通过南海道回到了广州，之后就没有了记载。

法勇的遭遇或许是西域道和南海道最鲜明的对比，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西域道被南海道逐渐取代的趋势。

表5 《出三藏记集》记载的中国去往西域的僧人^[74]

b 《出三藏记集》称法显为“平阳武阳人”，但东晋十六国期间平阳郡只有平阳县而没有武阳县，故武阳应为平阳之误。

c 波沦国即勃律国，是大、小勃律的合称，位于今天克什米尔巴基斯坦控制区内。大勃律位于巴勒提斯坦，小勃律位于吉尔吉特。——编者注

表6 隋以前从中国出访西域的佛教徒^[75]

在中国历史的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代，促使中国、西域、印度、南海地区进行交流的，除商业上的原因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僧人群体。这些人不事生产，却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地位，可以随时获得供养。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不达西天不罢休，还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将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路线、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信息都记录下来，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可以通过阅读这些记录，而获得对一带一路地区的认知。

因此，这一个时代是信仰的时代。我们也有必要追述信仰时代的起源和发展，在最后，随着信仰高峰的过去，它也必然会被更加现代、更加商业化的另一个时代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