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不仅是最早记载了西域详细行程的旅行者，还是第一个留下了文字记录的东南亚海路探险者。“一带一路”这个名词在法显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因此，在叙述法显在天竺经过的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下他返回时在东南亚的经历。

在回程中，由于天竺佛教的中心区域菩提伽耶更容易通过恒河与大海连接，而天竺通过海路与汉地进行贸易交流的经历，在当时已经被广泛认知，法显就没有选择从中亚返回，而是借助了海上的贸易之路。

在中国古代，虽然西域更加“有名”，但事实上，贸易量更大的南海却“有实”。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贸易的南海道，到了魏晋时期更是出现了大发展。而法显就是这种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返回路线是这样的：

天竺最繁华的地区在北部的摩竭提国，首都是巴连弗邑。^[33]从巴连弗邑沿恒河向东18由延，经过了恒河南岸的瞻波大国，再继续沿河近50由延，就到了著名的海口地区多摩梨帝国。^[34]

多摩梨帝国这个名字还将在中国的史书中无数次出现。它现在只是一个小村庄，但在历史上，却承载着极其重要的任务。

印度文明最丰富的区域在恒河沿岸，特别是古代的摩竭提国，现在的北方邦一带，由于地处内陆，也和中国一样属于内陆文明。

但印度和中国不同，在于印度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文明区域，而是有多个区域中心，这些区域中心有的属于内陆文明，有的属于海洋文明。在天竺东西两侧的沿海地区，海岸上有着与摩竭提不同的文明区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东西海岸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和贸易非常频繁，但天竺内陆的佛教中心摩竭提要想和外界联系，却并不十分方便。^[35]

如果要从恒河沿岸的摩竭提核心区前往东南亚，必须顺着恒河而下，到达这个叫多摩梨帝的国家，在这里才能登上海船，开始航海的行程。

从多摩梨帝也有两条海路与外界连接，一条是前往师子国的，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它作为天竺东南的大海岛，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从师子国又有船前往东南亚地区；另一条路是直接从恒河河口坐海船前往东南亚地区，但这条路在东晋时期使用的人少，开发也较晚，很难找到船只。

可以这样形容，头一条路是一条国际通路，除了天竺北方船只，还有天竺南方船只、波斯船只和东南亚船只；后一条路是区域性道路，船更少，受天竺影响也更大。

在法显时期，如果要尽快回国，必须到师子国转船，那儿船更多，更容易搭到船。

但法显到了多摩梨帝国之后，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在那儿住了两年，一方面学习写经和画像，另一方面打探归乡的消息。

公元409年（义熙五年）冬，他终于找到了一艘商人的大船，这艘大船是前往师子国的。由于季风的原因，从天竺东北部海岸要想前往师子国，必须首先等待冬天的到来，再借助吹往南方的信风推动，才更加容易到达。到了这年初冬，法显登上了船，经过了14天的航行，踏上了师子国的土地。

在佛教历史上，师子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从地理上看，它似乎应该拥有独立的文化，但事实上，它却很早就从天竺传入了小乘佛教，因此是一个小乘佛教的重点地区。在天竺本土的佛教势力衰微之后，小乘佛教的传播主要靠师子国完成。更重要的是，现代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作为最主流的小乘佛教区域，它们的佛经都不是直接从印度传入，而是经过斯里兰卡的航海路线传入的。^[36]

印度的小乘佛教也称为上座部，是佛教的早期形式，到了后来才有大乘佛教。^[37]在印度，除了著名的梵文，还有一种与梵文有亲缘关系的文字巴利文，大乘佛教使用梵文传播，而小乘佛教却采用了更加大众化的巴利文书写。东南亚上座部佛教使用的经典叫“巴利三藏”，最初是师子国从天竺引入的，后来又传到了东南亚。巴利三藏传入中国的变种，就成了著名的《阿含经》。《阿含经》是佛教早期的结集，更接近于佛陀时期佛教的本意。反而后期大乘佛教的佛经越来越多，呈现失控的局面，与小乘佛教采用少量原典的做法形成对比。

法显时期的师子国以出产珍珠著名，这里草木繁茂，没有冬夏之分，在贸易的推动下，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大国了。^[38]

现代斯里兰卡首都是在西南海岸的科伦坡，但在古代，首都却在北部山区的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法显称之为王城。这里有高40丈的大塔，也有佛陀的大脚印和佛齿。还有一棵巨大的菩提树，是斯里兰卡当时的国王从菩提伽耶通过压枝的方法移植而来，也就是由菩提伽耶大菩提树的一根枝条长成的。传说，佛陀在菩提伽耶的大菩提树下悟道，因此这棵树对于佛教世界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后来，菩提伽耶的大菩提树死了，人们想到斯里兰卡还有这棵树的“一部分”，于是又从斯里兰卡将此树的枝条移回印度，完成了再生。现代人们去往菩提伽耶，还能看到这棵树的存在。

大塔旁有一个巨大的佛寺（无畏精舍），有五千僧人。在佛殿中有一个高2丈多的青玉像。法显突然看到，在佛像旁有商人放的一把中国白绢扇子。离家多年的他看到后潸然泪下，神情凄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除了信仰将中国与印度连接起来，贸易也已经涉足了世界性的交通，将古代的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法显在师子国等待的时间里，也游历了岛上其他地区的寺庙。除了首都的无畏精舍，在东边40里山上还有跋提精舍（僧人二千），城南7里的摩诃毗诃罗精舍（僧人三千）。法显还在这里见到了一位高僧大德火葬的场景。

在师子国住了两年之后，公元411年（义煕七年），他再次找到了一艘大商船，决定搭乘它返回汉地。

大船上有两百多人，后面系着一艘小船（救生艇）。出发两天后，大风袭来，大船漏了。人们纷纷上小船避难，但先上了小船的人怕跟着上来的人太多，会导致翻船，于是砍断了两船之间的绳子。

此刻法显还在大船上。大船上的人为了自保，只好将用不着的东西往海里扔去。法显也跟着将随身的物品扔下船去，但他死死地护着佛经和佛像，不准人们将它们扔掉，他一心念着观世音的名号进行祈祷，希望得到保佑。(www.daowen.com)

仿佛菩萨听到了他的祈求，经过了13天的大风，船终于在一个海岛靠岸了。

从路程上说，这应该是归属印度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中的一个岛，但具体是哪一个，已经不可考了。在这里，人们修理了船底的漏洞，继续出发。

对中国人来说，大海是和沙漠一样恐怖的地方，在大海里除了风浪，危险还有暗礁、迷路，以及海盗。除此之外，一些神奇自然现象也让人感到恐怖，法显看到了夜间水中的荧光，也将其视作一种危险。

又过了90多天，船终于到了一个叫耶婆提的国家。这个国家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叶调^[39]，可能位于现在的爪哇岛。从这些记载上看，这艘船走这段路花的时间太长了。在东南亚海中，有两个海峡可以作为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门户，分别是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法显的船可能为了避开海盗，绕到了苏门答腊岛的外侧，走巽他海峡进入印度尼西亚的群岛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五个月，发现这里已经被印度教统治了，是“外道”的天下，佛教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这一点和后人对于东南亚受印度教影响的认知恰好吻合，根据现代人的研究，^[40]印度教最早进入马来群岛的时间也恰好是在公元4世纪。

在耶婆提，法显找到了另一艘大船，这艘大船也有两百多人。他们带了50多天的干粮上路，目标是广州。公元412年（义煕八年）四月十六，船出发了。由于与乘船的日期冲突，法显的夏坐就在船上度过了。

一个多月后，大船再次遭到了大风雨，船上的印度婆罗门商议，认为遇到风雨就是船上有这名佛教僧人的缘故，要想让风雨平息，只有将他弃置在荒岛上，让船上形成纯粹的印度教环境。

在关键时刻，带法显上船的商人帮了忙，他威胁众人说：“这位僧人是我带上来的，如果要让他下去，就把我也赶下去！如果不赶我，就把我杀了！否则，到了汉地，我一定向当地国王告状！”^[41]

众人感到害怕了，没有赶走法显。而我们感兴趣的则是，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得知，在东晋时期的广州，应该已经有了不少印度教商人的身影。

但这一艘船却没有那么幸运。经过70多天后，早已经过了应该到达广州的日子，干粮吃光了，水也快没了，却还是没有见到陆地。按照正常情况，只需要50多天就可以到达广州。人们开始用海水做饭，留下淡水只供饮用，一人分了两升，就这点儿水也快喝光了。

商人们很纳闷儿，觉察到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向西北方寻找陆地，又经过了12天，他们才看到了陆地。

船只靠岸后，周围没有看到当地人的踪迹，大家还都在猜测到没到广州。他们派了一艘小船顺河进入内地，终于看到了两个猎人。法显表明身份后，用汉话询问这里是哪儿，猎人回答：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界。

他们实际靠岸地点是现在的山东青岛一带，已经偏离了航向数千里。此时，已经是公元412年七月十四^[42]。

表4 法显所经的国家和城市^[43]

续表

有趣的是，在法显回到中国的三年前，公元409年（义熙五年），东晋权臣刘裕进行了一次北伐，第二年将盘踞在山东一带的南燕灭亡，^[44]这时青州才归属了东晋。法显西行时是从长安出发，所属的国家是后秦，他一路上经过了西秦、南凉、后凉，到了汉地以外，返回时的目的地广州属于东晋。然而，他由于偏离了航向，差一点儿和东晋失之交臂进入南燕，却又由于刘裕的北伐，最终还是到达了东晋。到法显去世的公元420年，刘裕终于篡夺了东晋的皇位，中国南方进入了南朝时期。

但不管当时的中国政治是多么复杂，作为僧人，无论在西秦还是东晋，法显都受到了尊重。这表明，东晋十六国时期除了战争，实际上僧人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碎片化的国界，可以方便地游走于破裂的大地上。

法显作为第一个环游了中国和印度（天竺）的人，也表明一带一路的交通已经成形了。当印度不再是传说时，法显在印度又经历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回头再看法显在印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