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之后，除了汉武帝主导的马匹、宝物和鲜血交流，虽然西域的贸易量并不大，但民间的各种交流却在快速地进行着，这就产生了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物品大交换。

在这次交换中，除了丝绸作为汉朝的主打产品，也有一系列的农产品传到了西方和印度，最著名的就是桃和杏。^[114]在张骞之后，这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水果被丝绸商人带到了西方，最早于公元前2世纪（一说公元1世纪）进入伊朗，之后又经过亚美尼亚、希腊到达罗马（公元1世纪）。

与此同时，在公元2世纪的贵霜王迦腻色迦时代，中国的梨和桃传入了印度。关于中国的梨和桃如何传入印度的故事，竟然是由玄奘记录下来的。^[115]根据玄奘的记载，由于迦腻色迦声名远播，位于现代中国河西走廊以外的国家纷纷送出人质前往贵霜。迦腻色迦王厚待了这些人质，每年给他们换三次地方以应付寒暑变化，并派遣了卫兵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人质的冬日居所被称为“至那仆底”，也就是“汉封”的意思，这个名字就演变成了这个小国的国名。这里原本没有梨和桃，正是这些人质带来了这两种水果，并传入了印度。所以，桃被称为“至那你”，也就是“汉持来”的意思，梨被称为“至那罗阇弗呾逻”，意思是“汉王子”。

中国人将桃、梨、杏传往西方的同时，西方的大量植物也随着商业交流而遍布中国的土地。这些植物许多都带有“胡”字（如胡桃），也有直接带“波斯”两个字（如波斯枣），或者“安”字（表示中亚，如安石榴）。

当汉武帝到大宛寻求宝马时，使者们还把一种专门给马吃的食物带回了汉地，它就是苜蓿。苜蓿的原产地可能在波斯一带，当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大流士发动希波战争时，这种植物也随着军队传入了希腊，之后进入欧洲其他地区。苜蓿向东传播途径是从波斯进入了中亚地区，在大宛广泛种植，到了张骞时代，又被中国人发现了，跟随西域宝马一同来到了中国。^[116]汉武帝由于喜欢马匹，也将苜蓿种满了各种离宫别苑。^[117]

苜蓿只是动物的食物，而另一种水果则代表了享乐精神。尼采认为希腊精神有两种代表，一种是代表了理性的日神精神，另一种则是代表了狂欢的酒神精神。欧洲之所以多酒，是因为欧洲人很早就使用葡萄酿酒。葡萄酒可能是人类最容易获得的一种酒，只要把葡萄汁放在容器中，不再需要放其他任何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发酵成酒。但希腊、罗马等地的葡萄也并非原产，它们可能来自中东或者埃及。埃及人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的时候就有了葡萄酒。葡萄在中亚地区也分布广泛，张骞去往中亚时，发现那儿有很多葡萄酒。比如大宛就以酒闻名，富人们以储酒为乐，最多可达万余石，放十几年都不会坏。

这种酒和中国的米酒比起来，度数更高、更稳定，口感也更好。在政治上总是找不准方向的张骞，在物种引进上却拥有超前意识，在他的努力下，葡萄也引入了汉地。

除了这两种明确为张骞带回的植物，还有许多植物被认为与张骞有关。比如，果仁长得像人大脑的“胡桃”（就是现在的核桃），就被认为是张骞引进的。^[118]胡桃的原产地可能在波斯的北部，但除了传闻，并没有其他有效的证据证明是张骞带入中国的，只能认为，胡桃的引进可能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由不知名的商人慢慢地带到了中国。^[119]在汉代，皇帝的上林苑里已经种上了胡桃树。^[120]

另一种重要的产物，最早被中国称为“安石榴”（就是现在的石榴），也是来自伊朗地区，它也被冠以张骞引进之名，^[121]但同样没有证据，只能说可能是由汉代不知名的商人传入。从“安石榴”这个名字来看，它可能是从“安国”和“石国”引进的。

除了这四大作物，在这个阶段从西域引入的作物还包括胡麻、藏红花、芫荽、胡葱、胡瓜（黄瓜）等，都被和张骞挂上了钩，却一直缺乏可靠的证据。(www.daowen.com)

除了在植物上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西方还带来了许多文化方面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受西方音乐影响最大的是唐代，但在汉代张骞之后，一种叫胡笳的乐器已经传入了中国，由此带来了胡乐。汉武帝时期的李延年更是根据传入中国的一首胡乐，创作了28首曲子。^[122]汉代有名的蔡文姬创造了《胡笳十八拍》，就是在胡笳的伴奏下演唱的一首乐府诗。

另一个对中国有趣的影响是马戏和戏法。中国人对西域传入的这项奢侈运动一直兴趣十足。从南方的印度到西方的罗马，对戏法都情有独钟，只有中国缺乏这样的传统。公元120年（永宁元年），西南方的掸国（位于现代缅甸）进献了一批变戏法的高手，他们所做的表演和现代的表演几乎毫无区别，节目包括：1.吞吐火焰；2.大卸八块，将人头换成牛马的头。在这些魔术师的表演下，汉安帝兴趣十足，在第二年春节宴会时，还专门请他们出来表演，皇帝和大臣们济济一堂，欣赏着这不可思议的“骗术”。^[123]

事实上，从张骞开始，使者们就不断地向皇帝汇报西方的戏法高手，《汉书》更是总结了戏法的所有形式，如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等。^[124]

这些异域的文化，加上舶来的植物、马匹，共同丰富了汉代的社会，也表明，即便皇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征服，可一旦大门打开，民间的交流就自动开始，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开始时只是涓涓细流，但随着佛教的到来，中国舶来文化的引进便形成了第一次高峰。

西汉的首都选在了内陆的长安，这里远离海洋，同时由于与匈奴的拉锯战，使西汉对西北地区更加熟悉，也因此对西域更加重视。

与此同时，西汉时期东南方向的沿海还处于整合的过程中，不管是南越还是闽越都刚刚加入中国的版图不久，又距离长安过于遥远，皇帝对于东南沿海之外的关注是比较有限的。这导致西汉对东南亚缺乏足够的认知，虽然有一定的接触，却始终是小规模且代价巨大的。“一带一路”中，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带”已经打开，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路”还处于初步摸索阶段。

当然，这个阶段官方联系不多，并不代表民间毫无联系，事实上，西汉时与东南海外民间的贸易已经有所发展，只是因为民间贸易缺乏必要的记录，显得更加模糊。

到了东汉时，随着皇朝将首都迁往了更加东面的洛阳，以及长江中下游的开发，东南沿海的稳定，东南亚海外与汉朝官方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到这时，“一路”就慢慢成了一条与“一带”并存的海外通道。

因此，在叙述完两汉时期的西域世界之后，我们应该去了解一下汉代时东南方向的海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