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东汉控制西域的第一次高峰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北单于派遣军队两万骑进攻车师，耿恭派三百人去救援，却在路上遭遇了匈奴，全军覆没。匈奴军队杀死了车师后王安得，并开始围攻戊己校尉治所金蒲城，在耿恭的英勇反击下，东汉军队勉强保住了金蒲城。^[87]

与此同时，焉耆和龟兹也选择了造反，他们杀掉了西域都护陈睦，匈奴也将另一个戊己校尉关宠围在了柳中。车师一看大事不好，也投降了匈奴，又和匈奴人杀了个回马枪，再次将耿恭围困。

当西域都护被杀，两个戊己校尉被围时，在首都洛阳，恰好锐意进取的汉明帝也去世了。继位的汉章帝性格温和，不思进取，也不愿意为了遥远的地方而用兵。^[88]在他的宫廷上发生了一场争论，焦点是：要不要为了远在天边的少数人，派出大部队去救援。最后，在主战派的据理力争下，汉章帝派出了七千人前往救援。

这七千援军到达了西域，先解围车师前王部的柳中城和前王首都交河城，当他们攻克交河时，发现戊己校尉关宠已经死了，于是想当然认为在金蒲城的另一个戊己校尉耿恭也不在了，权衡之后，大军决定撤回到汉境。

援军撤走后，在金蒲城困守孤城的耿恭失去了救援，陷入了死地。正当他们感到绝望时，突然听说城外又来了一支部队，以为又是匈奴人，大惊失色，都觉得自己的死期到了。但这支部队走近后，却大声喊：“我们是来接你们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匈奴援军，而是汉朝的军队。

原来，耿恭曾经派出一个叫范羌的人去敦煌取士兵冬天的衣服。范羌到达敦煌后，听说耿恭被匈奴围困，于是请敦煌守军派兵支援。敦煌守将虽然害怕，还是拨给了范羌两千人马。范羌带着人，踩着一丈多深的大雪，硬是闯了过来，营救自己的上级。

范羌率领敦煌援军到来后，耿恭和他的手下开始准备撤离。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雪。撤离时，除了敦煌援军，追随耿恭的还有26人，到了玉门关，只剩下13人活着。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但至少回到了汉朝的地域。

为了区区几十人，汉朝用了将近一万人去救援，这几十人中，关宠一支已经全军覆没，耿恭一支最终只救回来13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多数援救少数的例子，也表明了东汉政府对于人的重视。但这样的壮举却无助于维持东汉和西域的关系，万里救援让谨慎的汉章帝选择了撤出西域，不仅撤出了车师国的吐鲁番盆地，第二年又从伊吾所在哈密盆地撤出，回到了敦煌作为前线。匈奴则占据了伊吾地区，将北道（即东汉开辟的新道）封锁了。

与北道的车师相比，南道上的疏勒、于阗等地更是距离遥远。汉章帝撤出了北道后，北道上的龟兹、焉耆、车师都已经成了匈奴的天下，南道事实上已经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北道尚且无法防守，更何况南道？这时，汉章帝认为南道除了撤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下令班超撤走。

命令到达时，龟兹、姑墨已经发兵进攻汉军和他的同盟，班超和疏勒王忠死守了一年，等来的却是撤退的消息。疏勒的人听说汉使要撤走，大惊失色，甚至有人不甘于重新做龟兹的臣民而自杀。在一片惋惜声中，班超离开了。^[89]

当他退到于阗时，于阗的王侯号泣着请求他留下，抱住马腿不让他走。班超也不想放弃亲自打拼的天下，在人们的哀求声中决定留下。他带领部下再次回到疏勒。此刻的班超已经不再是汉朝使节，只能靠个人的力量去打拼了。

班超回到疏勒时，疏勒已经投降了龟兹。在龟兹一方还有一个叫尉头的小国，疏勒已经被迫与尉头联合。班超入城后，杀掉了带头投降的人，并率军击败了尉头，杀死了600余人，重新使疏勒安顿下来。

到了公元78年（建初三年），班超不仅稳定了当地，还以疏勒为基地，和西方的康居取得了联系。这一年，他联合疏勒、于阗、拘弥，加上从康居借的兵共1万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斩首700级。

稳定住局面后，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朝廷派救兵。此刻，汉朝宫廷内最初的慌乱已经过去，班超的功绩已为人所知，有一位叫徐幹的人由于和班超志向相同，请兵千人前来助阵。公元80年（建初五年），他赶到了战场。公元84年（建初九年），汉章帝又派了一个叫和恭的人率领800人前往。

在徐幹与和恭的帮助下，班超不断地合纵连横，粉碎了莎车的反叛，到了大约公元86年（元和三年），已经打通了南道，甚至可以直通康居、大月氏等地。

公元87年（元和四年），龟兹王率领温宿、姑墨、尉头士兵5万人，与班超和于阗士兵2.5万人对垒于莎车。班超假装撤退，偷偷释放龟兹的被捕人员，让他们把错误的消息传回。龟兹于是决定伏击，位于莎车的本寨却空虚了。班超乘机进攻莎车，杀死了5000人，这场战斗迫使莎车投降。(www.daowen.com)

公元90年（永元二年），远在西域的贵霜王朝副王谢带领7万人进攻班超，被班超击退，从此贵霜不敢小觑东汉。

到这时，班超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与此同时，东汉朝廷上的和战势力也再次出现逆转：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去世，继位的汉和帝在窦宪的主持下重新对西域采取了进取的行动。

窦宪的行动从对北匈奴发动战争开始。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率兵越过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的大戈壁，直捣蒙古国境内的北匈奴，歼敌1.3万。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窦宪请班超的哥哥班固写了一篇铭文《封燕然山铭》，刻在了一个叫燕然山的小山上。公元2017年，人们在蒙古国境内杭爱山的一个余脉上发现了这篇铭文，也由此确定了历史上的燕然山所在。^[90]此前人们长期争论燕然山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否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有人将它定位在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也是成吉思汗起家的地方），有人认为它是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内蒙古境内寻找。

2017年发现的《封燕然山铭》实际的位置的确已经进入了蒙古国，却并没有深入蒙古国北部和中部，而是在蒙古国偏南的地方，这里接近于南面的戈壁，充满了沙地，小山虽然属于杭爱山的余脉，但事实上距离杭爱山主体已经很远，只是杭爱山东南方沙漠中凸起的小山丘而已。

燕然山就是汉代军队所能到达的最北端，表明中国在两汉时期，对北方的涉足依然是不足的。

第二年，窦宪再次出击，大败北匈奴。

东汉对匈奴的连续胜利，再次将匈奴赶出了伊吾一带，将哈密盆地控制在了手中，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国也投靠了东汉王朝。

接下来就轮到班固最顽固的对手龟兹了，很快，它也根据利害关系做出了选择。公元91年（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宿敌纷纷投降了汉朝。到这时，就只剩下焉耆、危须、尉犁三国没有投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杀害了前任西域都护陈睦，不相信能够得到宽恕了。

也是在这一年，汉和帝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其中班超担任西域都护，驻扎在龟兹国的它乾城^[91]，徐幹为长史，驻扎在疏勒。

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决定解决焉耆问题，发动了龟兹、鄯善等八国的七万人出兵三国，将三国平定。到这时，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所有西域国家都已经内属，在新疆地区以外的国家虽然鞭长莫及，却都向汉朝纳贡。第二年，汉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班超的功绩达到了顶峰。

班超给中国留下的最后一项遗产，是于公元97年（永元九年）派遣一个叫甘英的使者出使遥远的西方。甘英出发后，经过安息、条支（今叙利亚），到达了地中海岸边，^[92]在海岸的另一边就是著名的罗马帝国，恰好也处于鼎盛时代。

当地人对他说，在地中海内行船，即便是顺风，也需要三个月才能到达罗马本土，如果不顺利，则可能需要两年，所以必须携带三年的干粮才算保险。甘英听后放弃了继续西行，止步于条支。但即便如此，在很长时间内，他一直保持着“中国西行第一人”的头衔，直到唐朝时期才有人超过了他，到达了更西的地方。^[93]

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年迈的班超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就去世了。他给东汉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西域。

西汉的西域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计成本的财政开支堆砌起来的，东汉的西域政策却是精打细算，最初只动用了数百人，后来多不过两千人，就控制了庞大的西域，从这个层面看，东汉的西域政策更加理智和成功。

但是，班超时期也已经是东汉西域最辉煌的时代。班超死后三年，汉和帝去世，他刚满百日的儿子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夭折了。汉安帝继位后，由于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段禧等人不得人心，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汉安帝选择放弃了进取的西域政策，再次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又丢失了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