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回程的时候，为了避开匈奴人，采取了另一条线路。在汉代时，从河西走廊穿越新疆到达西域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走天山北麓，从伊犁进入巴尔喀什湖流域的北道，另一条是走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北麓的南道。

北道在现代又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是游牧民族竞逐的地方，南道却要经历一系列的绿洲，这些绿洲上居住的大都是伊朗种人，他们大都采取了定居生活。张骞出使时还不知道南道的存在，但返回时，由于已经从当地人那里了解了西域地理，于是他知道可以从大宛（费尔干纳谷地）直接进入现在的新疆喀什地区，并入南道，沿着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且末等绿洲向东，从而避开匈奴人。

不幸的是，南道到了最后，要重新在楼兰附近并入北道，而楼兰已经被匈奴控制住了，由此就卡住了南道的咽喉。张骞到达楼兰附近时，再一次被匈奴人抓住，滞留了一年多，等到军臣单于死后，才找到机会逃回了汉朝。也正因为这一次滞留，张骞反而找到了去程中在匈奴娶的妻子，把她带回了长安。^[12]这时已经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去程走北道，回程走南道，让张骞基本上摸清楚了西域的虚实。虽然这里还处于不断的小型变迁之中，但大的格局在整个汉代都没有出现巨变。

总结起来，张骞了解到的汉朝以西是这样的：

首先，匈奴人占据了中国长城以北的地方以及河西走廊，直到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它仍然是汉朝最强大的对手，但汉武帝已经开始对匈奴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匈奴人的西面，是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乌孙人，他们占据了新疆西北部的伊犁河谷和中亚的楚河河谷。乌孙人原本是匈奴的附庸，在匈奴的帮助下赶走了月氏人才占据了这里，但随着乌孙的强大，它已经不再甘心充当匈奴的小兄弟，独立性越来越强了。

乌孙的西南面，现在的费尔干纳谷地内，住着定居民族大宛，这些人会耕田，种稻子和麦子，酿造葡萄酒。大宛最重要的特产是一种被称为“汗血宝马”的马匹，据说它们的汗水是红色的。这种马在汉朝的对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汉武帝后来为了获取宝马，还对大宛发动了进攻。

大宛以东的山脉就是重要的分水岭，分水岭以西的河流向西流，再进入西方的沙漠或者咸海之中，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汇入新疆境内的河流，最终消失在楼兰附近的罗布泊。

另外，张骞时代还将一个神话传说发扬光大了。在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搞不清黄河的发源地，于是将河水神化了。按照《山海经》里的说法，^[13]黄河发源于昆仑山^[14]，之后潜入地下，再从葱岭^[15]以东冒出来，变成河流注入罗布泊。古人认为罗布泊是个神奇的湖，湖下有个大洞，将黄河水再次吸入地下。黄河水在地下奔腾数千里后，最后再从青海境内的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冒出来，变成了人们所熟知的黄河，一直流到大海。

张骞考察了西域的地形之后，更加证实了这个传说。他亲自见到了罗布泊，由于罗布泊没有出水口，张骞只好相信罗布泊有个大洞，河水潜入地下。他还亲自考察了罗布泊的源头，也就是著名的塔里木河，塔里木河上游有两条重要水源，一条是发源于喀喇昆仑山中的叶尔羌河，另一条是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16]，这两条河流合并成为塔里木河，之后注入罗布泊。^[17]

经过西域的考察，黄河水数次潜行的传说仿佛就落实了，直到北魏^[18]和隋唐时期^[19]，这个传说仍然有很大的市场。

昆仑山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时候从天上来到了地上。在汉代之前，人们一直传说有一个昆仑仙山，战国时期的一部小说中写到，周代的周穆王（西周第五位君主，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世纪）曾经周游世界，到达过昆仑山，在那儿和西王母喝酒。^[20]根据传说，昆仑山的另一个特征是黄河的发源地。但传说中的昆仑山到底在哪里，却并没有人知道。这一次，既然张骞确定了黄河发源地是在塔里木河的上游，汉武帝就决定把塔里木河源头（其实是塔里木河的支流和田河的上游）、在西域南部的一列高山命名为昆仑山，久而久之，昆仑山就从神话落到了实处，直到现在，人们虽然已经知道黄河并不发源于此，却仍然把这列位于西藏和新疆交界处的高山称为昆仑山。^[21]

在大宛的西北面（乌孙的西面），是另一个叫康居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它的风俗与大月氏相近，位置大约在现在锡尔河的北岸、咸海以东。在张骞时代，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主要是撒马尔罕地区和布哈拉地区）也是臣属于康居的。康居本身是游牧民族，但粟特地区的定居人口也从属于康居。康居对粟特地区而言算是大国，可是国力比大宛小一些，夹在了大月氏和匈奴之间，采取了两头讨好的政策，既承认匈奴，也承认大月氏的领导地位。

在康居的西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奄蔡，也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奄蔡的地理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咸海沿岸，在南宋时期，这里属于一个叫花剌子模的国家。奄蔡并不在张骞途经的路线上，他只是道听途说，奄蔡在后来与中国的联系也并不密切。(www.daowen.com)

除了大宛、康居、乌孙、奄蔡这几个中亚国家，接着就是占据了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了。阿姆河在汉代被称为妫水。张骞时期，大月氏的主体还在阿姆河以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而南方是被称作大夏的吐火罗。大夏人口很多，但不善于打仗，首都在现在的巴尔赫，《史记》中称之为蓝市城。大夏人从属于大月氏，却并非同一个人种。

大夏是张骞到达的最远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听说了不少国家，并把它们一一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就构成了汉代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最远端。

如果改用世界坐标系，那么，张骞了解到的西方世界是一个被称为“希腊化时期”或者“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世界。

事实上，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早地来到了中亚和阿富汗地区。早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世纪，位于古希腊城邦国家东北方的马其顿王国在此时期迅速崛起，它武力强大，征服了古希腊地区，却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西方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马其顿主导的时期。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方的波斯、埃及和印度发起了远征。^[22]之前，亚洲的霸主是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曾经数次入侵希腊（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的进攻，可以看作西方帝国对东方帝国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行军中，亚历山大相继征服了位于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叙利亚，挥师南下征服了埃及，并到达了沙漠深处的绿洲锡瓦。之后他继续东进，灭亡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烧毁了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这座城市的遗址至今仍然屹立在伊朗高原上，诉说着当年的战争灾难。

虽然灭亡了波斯帝国，但亚历山大显然也低估了世界的广阔。他最初的目标是击败波斯，但灭亡了波斯之后，却发现在波斯的背后（东方）还有那么多的土地和人口，于是他继续东进，进入了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吐火罗），以及中亚的河中地区（粟特）。后来又挥师南下，翻越了位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从古代著名的开伯尔山口进入了西北印度（现代的巴基斯坦境内），但由于军队的哗变而终止。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回师后不久就去世了，其身后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也随即解体。解体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成了许多小政权，大都是由马其顿人（广义的希腊人）控制的，政权形式也是希腊化的，这就将希腊文化和制度传遍了这些地区，所谓希腊化时期就指的是从亚历山大去世到罗马崛起这两百多年的时光。

汉帝国和西方帝国在中亚的存在仿佛是一种东西方关系的预演。中亚地区距离东方更近，但西方的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反而比汉帝国提前两百年率兵到来，并且在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建立了长期政权。这种关系恰好说明，中亚虽然距离中国更近，却由于有着沙漠和高山的天然屏障，使中国人前往中亚并不容易，反而是西方世界更容易侵入这里，只要它们从南方借道波斯，或者从北方借道俄罗斯，就可以进入中亚了。地理上的封闭性，是中国文化中天生具有内敛性的原因之一。

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中亚地区又变成了许多波斯人的小国。在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的火种保留得最长久，建立了一个由希腊人控制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王国一直存续到大月氏人迁徙到这里之前不久，可能是被比大月氏人先一步到达的塞人或者吐火罗人灭亡的，吐火罗人随即又被大月氏人征服。^[23]

而在原本波斯的土地上，一个游牧民族却乘机夺取了政权。这个新的政权叫帕提亚帝国，被中国人称为安息。在伊朗，人们经常提到的古代波斯人的帝国有两个，分别是古代大流士的阿契美尼德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被亚历山大所灭），以及萨珊帝国（公元224—651年）。在这两个帝国之间，还存在过一个国家就是帕提亚帝国，但这个帝国在伊朗本土很少被提及，这是因为它是由一支叫帕提亚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波斯之后建立起来的。

帕提亚帝国虽然不受研究者重视，但在历史上却很强大。它不仅是从希腊化的废墟中重建，而且到了罗马共和国时代，著名的“罗马三巨头”之一——将军克拉苏，就是死在了进攻帕提亚的战争之中。克拉苏被帕提亚击败于公元前53年，已经是张骞出使西域八十多年之后了。

张骞的记述中提到安息是一个大国。而在安息的远方，还有两个国家被张骞提到，他们都是西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遗存。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国家分成了三个主要部分，分别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位于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又称塞琉西王国），以及位于欧洲的安提柯王国（又称马其顿王国）。欧洲的王国由于离亚洲较远，消息传不到中国，但剩下两个王国却被张骞听说了。^[24]

张骞时代，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被称为黎轩，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国被称为条支^[25]。张骞对这两国的印象是，它们都有一种巨大的鸟类，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鸵鸟；另外，两国人都善于表演杂技。^[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