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ntity一词内涵甚为复杂，除了“同一、相同”及“赞同”之外，还指涉“确认”（identification）、“属性”（belongingness）之意。在字义上，identity即是指“我是谁”“我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人”或“之所以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内涵，这些属性的总和可称之为“身份”。而当一个人要确认其身份，也就是要辨识自己异于他人，或同属于某个群体的特征；换言之，即是个人对内在自我寻求统合，对外区分与他人的差异。这个确认的过程可称之为“认同”。然而，认同的过程有可能是不确定的，所以认同不一定是“身份的确凿”。

“认同”这个论题早存在于欧洲哲学传统。由苏格拉底所强调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哲学上便不断在探讨有关“人如何认为自己是什么”的问题。笛卡尔认为自我是存在意义与能动性的来源，而这个自主的主体意义就在于确定他自己的认同，以及终其一生的持续性。大卫·休谟（David Hume）则观察到他的意识内涵是包含他正在思考的每件事物的感觉印象——无论是直接的觉知或记忆的追溯。所以他认为自我只不过就是一团感觉印象，而且会因个人有了新经验或回忆到一些旧事物而发生改变。前述的主体概念，休谟称之为“启蒙的主体”。此论点乃基于人类是一个被赋予理性、意识、行动能力的，也是统一的主体；其内在的核心本质是主体与生俱来的，终其一生皆持续一致。这个自我的本质核心即是人的认同内涵。

社会互动论者质疑自我的本质论，认为自我并不是从人出生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形成于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透过与他人的关系、互动而建构的。由于经验植根于生活，是暂时性的，所以自我也总是处于形成的过程中，而非一与时空无涉的静态结构。又因为自我的形成多依赖对他人观点的内化，所以自我是不稳定的、流动的。依社会互动论的观点，我们之所以意识到自己是谁，乃是经由与人的互动而获得象征意义。在此互动过程中，我们想着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以及他人期待这个处于某个情境中的我应如何行动，学习采用他人的观点来看自己，由他人所建构的意向转而引导行动者去反思，该在这个位置上如何表现。如此，我就成为我看待的对象，于是人能将自己当作对象来思考。此种将自己“对象化”的思考，让一个人经验到自己作为行动者，在反思中面对自己，以发现自己如何有别于其他行动者，也就构成了人之所以能追问“我是谁”的重要基础。斯图亚特·霍尔（Hall）称互动论者的主体观点为“社会学的主体”，意指主体的内在核心并非如同启蒙主体观所视之自主的、自我完足的，而是经由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获得世界的价值、意义、象征等文化内涵而形成的主体。霍尔指出，互动论虽不同意主体的本质论观点，但仍然认为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只是这个“我”会在与外在世界的持续对话中形成并调整。事实上，在互动论中，所谓的认同，即是自我在与社会的互动中，由诸多外界所给予的“我”的观点，统整出一个“真正的我”，确认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认同”连接了个人与社会。然而霍尔认为，以互动论的观点而言，我们是将自己投射到社会给予的文化身份中，同时也内化这些由社会所加诸的意义与价值，因此这些社会意义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使我们主体的感觉与我所处社会的客观位置相结合。此种认同乃是将主体“缝合”到结构中，将使得主体及其所存在的文化、社会愈加稳定化。事实上，社会互动论所假定的社会仍是稳定的、具有中心性的；人仍是认同与一套由社会规范所界定的身份。

霍尔指出，后现代社会中的主体不再是固定的、本质性的，也没有恒定的认同。在当代的文化研究中，认同的概念并非本质主义式的，它并非指自我稳定的核心，或者在整个历史盛衰中从头至尾不变的。它也不是隐藏在许多其他更表面的、更由认为赋予的自我里面的集体自我，或者一种有着共同历史的人都会共同拥有的东西。相较于社会互动论对于认同的社会心理历程分析，文化研究则更重视社会文化、历史与身份认同建构的关系。文化研究学者认为，认同是建构于“差异”而非相同之上，诸如个人的族群认同、性别认同等，并非先确立特定族群、性别的属性与特征，基于个人与这些特征的相同处，而将个人归属于该群体。此种企图以一种统摄所有的观点，对于某个群体的本质做有效界定的论点，是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忽视个人的差异。虽然个人的认同里可能包含其作为特定群体之一员对自己的身份的界定，但是“认同”要问的是这个作为主体的个人是谁，而不是在问个人归属的群体是什么。所以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建构的，而非归属的。

霍尔指出，在现代晚期，认同从不是统一的，而是逐渐分裂的；不是单一的，而是跨越不同界面、对立、论述、实践和位置的多重建构，并且处于持续变化和转化的过程中。因为身份认同是建构于论述之内的，在不同的时期、语境下，认同的内涵就产生了变化；随着论述的改变，身份认同所具有的意义也随之改变。所以同一种认同的身份，因置身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产生不同的意义。我们必须将“认同”理解为特定历史、制度下，在特定论述形构与实践中，借着特定的宣扬策略而出现的产物。

反言之，文化研究者认为，在去中心化的后现代社会里，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并且任何以某个社会意义所加诸的身份都值得怀疑。在我们这个人里面存在的是多重的、矛盾的身份，将我往不同的方向拉扯。于是，认同不是围绕着一个一以贯之的自我而形成具有统一性的内涵，而是持续转变的。

“社会学主体”与“后现代主体”，其认同观点之所以不同，乃因为前者所假定的是现代的、具有中心性的社会，而后者则基于后现代社会的假设。社会互动论指出了人如何在与外界社会互动中认识自己是谁的历程，可作为思考身份认同历程的基础。然而，在愈多元、变动且众声喧哗的后现代社会中，已失去中心规范可提供人建立统一的认同；人面对来自不同论述所界定的多重、矛盾的身份，势必难以寻求单一的、恒定不变的认同。所以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与多元的外界意义互动，建构多重的身份认同，而这多重身份则彼此影响，且是不稳定、流动的。

布雷西（Blasi）将“认同”一词抽离出一些彼此相关的要素，将“认同”在心理、社会、文化上的意涵做了很好的解释。

（1）是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很好的答案。

（2）这个答案包含一个人的过去及对未来期望之间的统一性。(www.daowen.com)

（3）是赋予人基本的“同一性”与“持续性”的来源。

（4）要回答认同的问题，须真实地评估自己和过去。

（5）考量社会对一个人的期望和意识形态。

（6）质问文化、社会的有效性，以及他人觉知与期望的适切性。

（7）统合与质问的过程应该发生在某些基本范畴中，如职业、性别、宗教、政治概念。

（8）在这些范畴中形成一种有可变性的、但长久的承诺。

（9）客观上，认同让一个人在社会中具有生产性的统整。

（10）主观上，会产生基本的忠实感，乃至于自尊、有目的的感觉。

综合以上论点，身份认同即是自我建构历程。在此历程中人们追问“我是谁？”“为什么我是现在这个样子？”在这些问题的追问中，人们借由自己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反思自己的特质与外界赋予的意义，寻求统合其不同地位与角色，以及分歧的各种经验，以成为一个自我意象，并确立自己所在的位置、期望与行动。一个人是借着统整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身份认同的形成是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经验的诠释与再诠释的持续过程。人们透过认同让自己及其行动建构出意义，在过去到现在的旅程中发现秩序与一致性；让他得以在其所站立的、与他人关系的位置上工作，并为其态度、行为辩护。身份认同涉及一个人的知识、价值、情感取向，是透过社会情境的磋商及自我评估过程建构而来的。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动，认同也在不断变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