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www.daowen.com)

这个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的遭逢，彰显了儒家的仁、智、义、信、勇于一身的品格以及儒家精神重要取向——现世精神。隐士长沮、桀溺面对那“滔滔者天下皆是”的河水太危险，不可能渡得过去，选择了“岂若从避世之士”，即选择放弃他们的社会责任，完全逃开这个大厦将倾的危机四伏的世界。他们致力于开发自己的一片净土，以此获得个人精神的平静以及与自然的合一。他们带着一种嘲讽的超然态度来看待像孔子那样的人，虽竭尽全力企图校正这个世界的错误，但往往劳而无功。但是对于孔子来说，正是因为时代的状况是混乱而无秩序的，才需要有人投身于政治而不是逃离政治，扶大厦于将倾。在他的感伤中有着深深的悲怆：“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挺身而出承担改造世界的道德责任以“回归大道”。孔子把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实际上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来阻止这个世界被滔滔洪水所扫荡，但是他仍然选择尽力昭显大道，以避免土崩瓦解的灾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孜孜以求的人文理想。即将“内圣”生成的德性之智分享与社会、天下，创造更加人性化的道德共同体，这便是儒家“外王”了。它表征了儒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取向——现世精神。故儒学话语中的教师，是面对危局有勇气负有担当的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教师应当承担起作为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教师是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儒家的“现世精神”，即承认当下世界的意义和内在合理性。当然这种承认绝不是顺从、适应这样的世界，或者接受现状，而是被坚定的信心所鼓舞，要从内部改变这个世界。由此，作为道德创造家形象的教师应当承担起作为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当今的世界，自然界剧变、地球升温、植被减少、物种灭绝、水资源衰竭、人口剧增、科技和消费型生活方式的全球化、人类权力、种族隔离、城乡隔离、军国主义、反人类和反地球的其他统治形式的问题，所有这些不仅是自然问题、也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深刻的道德问题。世界之“所是”远未达其“所当是”，这个观念使作为“道德创造家”形象的教师必须从整体上批判反省人类的存在现状，并与当前的主流文化、经济利益、政治权利、性别观、阶层、族群等社会等级保持一定的距离。所有这些问题不仅要求教师发展或提升一种批判意识，而且还要提高改造行为的可能性的教育实践。但是，教师要直面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世界，并不是逃避这个世界，而是潜沉到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中，正视现实的决定迫使教师不断地与当权者互动，并和世俗秩序中的俗物搏斗。作为“道德创造家”的教师必须介入批判的话语、实践和创造富有人性的、道德的共同体。作为“道德创造家”的教师将作为主动建构者，而不是现实生活方的传递者，来展现自我的存在。即“道德创造家”的教师将秉持这样的教育观，理论上，公民教育就会成为培养睿智的政治意识之教育；实践中，受教育者则会批判性地分析现实，而不仅仅是死记硬背、接受灌输。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具有改造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道德创造家”的教师应去承担公共服务，把教学当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形式，把自己确定为积极的、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带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怀着对人类悲剧深切的关怀，能够在伦理和政治话语之内，承担社会批判的责任。参与当下话语创造，以便为他自己、学生和公众提供重新思考他们经验和世界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