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思想所具有的学术价值，是由管子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以及影响空间所决定的。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历史，造就了尊崇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素有崇拜神灵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中，神灵包括了主宰宇宙之神以及司日月、星辰、风雨、生命等的神灵。这些神灵在周代的时候便形成了天神、地神、人神三大神灵系列。天有天神，地有地祇，人有鬼魂神。天神、地神属于先天神，而人神则属于人死以后形成的先祖神。这些神灵的共有特征是无有高低贵贱，都是无上、无下，超越一切的智慧与能量的存在，有着法力无边的惩恶奖善能力。所以人们世世代代忘不了的就是祭神，既要祭祀天神、地神，也要祭祀先祖神，坚信这些神灵对于当世和未来所具有的超凡的惩恶奖善功能。这一两千年来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世世代代延续，反映出来的本质问题，就是对于历史的尊崇。这一现象只不过是在极为广泛的民俗层面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上的具体表现。而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来看，则是在尊崇意念基础上的对于浩如烟海的精神文化载体的传承与保护。这些思想文化载体所具有的潜在精神力量，就是赖以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和最为基本的动力。因此，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历史上，也就形成了尊崇历史的优良传统。

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是中华民族尊崇历史优良传统的重要表现，其具体的表现手段虽然很多，但最基本的莫过于保存与研究。这就是对相关学术价值的展现。没有学术价值的展现，便不可能有历史文化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辉煌的民族文明历史，就是因为我们的历代先贤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学术价值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管子思想的学术价值亦便是这样一代一代展现出来的。

在文字与书写条件尚未发达的年代，口口相传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承手段，伴随着文字及其书写条件的逐步发展，逐渐出现了形式繁多的传承手段。《墨子·兼爱》篇中记载子墨子的话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这里提到的“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都是战国时期常见的一些思想文化的传承手段。《左传·昭公六年》记载说：“三月，郑人铸刑书。”二十九年又记载说：“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里的“铸刑书”“铸刑鼎”与“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相比较，尽管传承文化的材质和形式不尽相同，但效果是基本一致的。不管通过什么样的传承手段，都需要有一种高度的责任心来完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有齐国的一个故事，齐国棠公的妻子很漂亮，齐棠公死后，崔武子娶了她，齐庄公又与之通奸。“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齐庄公的行为实在是太嚣张了，于是，崔武子便设计杀死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知道了这件事，就把这件事真实地记录了下来，《左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为了真实记录一段历史，竟然有数人先后遭到权贵的惩处，失去了性命。由此可见保留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之艰难。(www.daowen.com)

思想文化层面的记录与保存虽然没有历史事件这样潜在的巨大风险，但同样需要付出不可估量的艰辛。汉初以来，刘氏王朝重视先秦古典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成帝时任命刘向主持校书工作，组成校书班子进行大规模校书，实具有开创的性质。遗存至今的刘向校书《叙录》，有《管子叙录》《晏子叙录》《列子叙录》《荀子叙录》《战国策叙录》《说苑叙录》等，由此可知，仅刘向一班人整理的文献便是一个浩大的规模。就“管子书”而言，刘向所校书中就有“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在校雠如此繁多版本的基础上形成了定本“八十六篇”，其工作量之大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环境条件下，完成卷帙浩繁的这样一种校雠工作，究竟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努力自不必待言。这仅仅是就《管子》而言，其他文献的校雠整理同样如此。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是包含了先人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难以估量的心血的。

显然，不管是管子其人，还是《管子》其书，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管子以其辉煌的事功，被后人广为传颂，甚至于走出了家族神的圈子而被推上了国家和民间的行业神坛。对于管仲思想和《管子》一书，自孔子以来，历代学者无不推崇备至。孔子有“如其仁，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之论。汉代的刘向在《管子叙录》中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宋代关于《管子》一书的议论一时蜂起，如叶适认为：“此书方为申、韩之先驱，斯、鞅之初觉，民罹其祸，而不蒙其福。”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们认为“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莫精于管子”。杨忱在《管子序》中说：“《管子》论高文奇，虽有作者，不可复加一辞。”张嵲在他的《读管子》中又盛赞说：“《管子》，天下奇文也。”清代末期的张履认为：“《管子》实致用之书，李悝之平粜、贾谊之积贮、晁错之言兵、诸葛武侯之毋赦，皆本于此。”正是鉴于《管子》一书革除时弊、振兴时代的现实应用价值，近代以来学术界把管子的思想与西方的先进管理制度不断进行比较，形成了西方的先进管理制度源于管子的认识，薛福成就认为：“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1]张佩纶说：“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2]因而，近代以来，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一直到当今的习近平，都对管子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管子其人其书的学术价值，一方面表现在其是民族文化积累的一种结晶，另一方面表现在其是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一种荟萃。此外，还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因此，管子思想既是中华文明进步中的时代瑰宝，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传家珍宝。从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却它，因为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从管子思想自身的价值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传承和研究它，因为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文化软实力价值。

基于这样的缘故，厘定《管子》一书的流传谬误，阐释管子的思想，展示管子的形象，都是对管子思想的继承与弘扬，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立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而对管子做进一步认识，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