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对管子的所有认识评价当中，最为赞赏的当属管子辅佐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这一壮举。

管子力图通过发展让齐国实现“仓廪实”“衣食足”，进而实现霸诸侯匡天下的理想目标，孔子力图通过“克己复礼”而实现人类的大同社会，二者之间虽然不同之处显而易见，但其共性也是十分突出的，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担当意识。管子与孔子在这种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方面有思想观念的共同点，孔子正是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对管子霸诸侯匡天下的功业给予高度褒扬的。

西周末期，周幽王任用贪财好礼的虢石父执掌朝政，引发了朝中官员的怨恨。他又改立宠妃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之子为太子，导致了犬戎势力的大举入侵，最后迫使周平王不得不率领周王室东迁洛邑，开启了春秋诸侯争霸时代的序幕。与此同时，周平王东迁洛邑，实际上等同于放弃了对于华夏文明西方边陲的防守。这样一来，一方面是周王室治下的综合国力急剧下降，天子的权威大大降低，诸侯国内的篡权政变和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开始此起彼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社会局面逐渐变成形同虚设的空壳。另一方面是以西戎为代表的中原边境的族群趁机入侵，华夏文明出现了空前的危机。

对于周王室一统天下所面临的这些内忧与外患，最为着急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周天子为代表的王室成员。这时候的周天子早已力不从心，束手无策。这些王室成员们，不管是能够积极作为的，还是纨绔子弟，乃至于兴风作浪意欲作乱者，都无法力挽大厦于将倾。另一部分是周王室的股肱大臣。周王室的股肱大臣主要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西周以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以拱卫王室为重点的大臣，如鲁周公旦。他本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分封于鲁，工作重心却是在周王朝廷之上。又如燕召公姬奭，一般认为他是周文王的庶子。他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受封于蓟，建立了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他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任职，辅佐朝廷。鲁周公、燕召公之类的股肱大臣及其子孙，都是周王室的同姓，且与周天子有着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另一部分就是西周以来以杰出贡献为基础而以拱卫王室为重点的大臣，这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太公姜子牙。姜子牙因辅佐周王室兴周灭商贡献最大，先是被尊为“师尚父”，后又被尊为齐太公。他在确定了治理齐国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后也回到周天子身边辅佐朝廷去了，齐国的管理工作则交给了他的儿子丁公伋。虽然姜子牙不是周天子的同姓，但他得以辅佐周室并分封于齐显然也并不是偶然的。周平王东迁以后，这些股肱大臣的后世子孙们承袭着祖上传下来的荣耀，当然应当尽心竭力地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但这时候，王室末大不掉，原来的股肱大臣子孙们头上的绚丽光环，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的日趋疏远，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灿烂。从周灭殷商到周平王东迁洛邑，中间已经有了接近280年的漫长时间，其中的人事更替，使得宗族间的血缘关系早已渐渐疏远，故旧间的祖辈交情更是早已成了历史的谈资。世袭的王室股肱大臣及其所在的诸侯国内，虽然都不情愿周王室垮掉，因为王室的垮台必将极大地损伤他们的切身利益，但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内忧与外患，这些人多半也只能是心急如焚而束手无策。管子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现实，在齐桓公拜他为相的时候，提出了“霸诸侯，匡天下”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措施，不仅让周王室感激涕零，在各诸侯国内部也是一呼百应的。这样看来，管子辅佐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在基本动机上是有着很高相似度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不同、结果不同而已。

“克己复礼”一词出自《论语·颜渊》中孔子回答颜渊的一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就是克制、抑制、约束。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范，这样就能够做到“仁”。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做到“仁”，天下也就成了“仁”的社会，自然就不会有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了。孔子这里所说的这个“礼”，简单说就是“周礼”，具体说也就是西周时期由周文王、周武王创制的规章制度。这个“周礼”实际上指的是既往的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管理制度，而这个社会管理制度的本质是以礼乐教化为基本特征的。“礼”可以使人具有“仁”的品质，人具有了“仁”的品质，自然也会懂得“礼”。“礼”与“仁”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克己复礼”是孔子终生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孔子希望人们通过修养一种“爱人”的美好品德，成就一种安定祥和的理想社会。对此，管子曾做出了积极而有效的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丰功伟绩。大致上看，在管子在世的七十余年间，尤其在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以后、管子作为齐国国相期间，为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齐国做出了非同寻常的积极贡献。现据《春秋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将比较突出的情况顺次罗列于下，由此便可窥视管子在齐国霸诸侯匡天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前685年，齐桓公小白即位后，不计一箭之仇而任用管仲为相。同年八月发生了著名的齐鲁乾时之战，次年又发生了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十月齐国又灭掉了谭国。这些行动，使得齐国这个东方大国得以有效地稳定了下来。作为周王室治下的东方诸侯大国，齐国政权的稳定，形成了对周天子政权的有力支撑。

前682年，齐桓公政权得以初步稳定之后，齐桓公和管仲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齐桓公在政权稳定之后不听管子的再三劝阻，多次对外出兵，试图通过武力在诸侯之间尽快树立起自己的崇高威望。在多次对外扩张失败后，不得已只好回到了管子“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的道路上来，实现了国家管理思路的根本性转变。二是齐桓公到鲁国迎娶了周王之女共姬。齐桓公小白是个好色之徒，曾自称好色、好酒、好猎。《史记》记载齐桓公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姬和蔡姬，但《春秋左传》中记载的只有王姬和蔡姬两位，而且这位蔡姬后来也被赶回了娘家。另外，还记载说，“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如夫人”就是不是夫人的夫人，享受夫人待遇但又没有夫人的资格，类似于嫔妃、宠妾之类的配偶。其中的王姬是周王的女儿，也就是共姬。齐桓公在即位之初就迎娶周天子的女儿为夫人，显然这桩婚事的政治味道很浓，对周王室来说，下嫁王姬是对齐桓公的垂爱；对齐桓公来说，迎娶王姬则是对周王室的恭维。齐桓公的婚姻显然已经是政治婚姻，管仲作为国相参与并提供意见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前681年，齐、宋、陈、蔡、邾举行了北杏会盟，谋平定宋国之乱。宋伐杞，齐桓公命特使到宋国调停，而宋不听，仍伐杞。随后，齐桓公筑缘陵以封之，并“予车百乘，甲一千”。北杏会盟与平定宋国之乱，实际上是代行天子职权的行为，是霸诸侯匡天下政治理想的初步尝试。

前680年，宋国背叛北杏之盟，齐国约请陈国、曹国，并请求周天子派兵一同讨伐宋国，宋国迫于武力威慑，不战而屈服求和。郑厉公复位后，也与齐联盟。冬天的时候齐桓公便在卫国举行了齐、宋、卫、郑四个诸侯大国的鄄之盟，周天子也派员参加了这次会盟。

前679年春，齐桓公再与宋、陈、卫、郑盟于鄄，“齐始霸也”。秋，宋、齐、邾联合伐郳之后，郑背盟发兵侵宋。

前678年，因郑背鄄之盟，齐随即联合宋、卫伐郑。并实现了齐、鲁、宋、卫、陈、郑、许等诸侯的幽之盟。楚国兴师与齐国争夺郑国，开始问鼎中原，欲与齐国一比高下。冬，鲁、齐、宋、陈、卫、郑、许、滑、滕盟于幽。

前675年，鲁国公子结听说齐侯、宋公将盟于鄄，遂临时改变行动计划，参与了这次会盟。

前672年，陈厉公之子陈完因避国家内乱逃难来到齐国。齐桓公收留了这个落难的陈国国君之子，并且要让他做卿。因这个官位太高，陈完不敢担当，只同意做了一个工正，齐桓公还为他娶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儿。齐桓公给予陈完的待遇很高，以至于他感动得把自己的姓改成了田。

前671年，鲁庄公到齐国观社。齐与鲁庄公为迎娶齐女哀姜为夫人之事盟于扈。

前670年，鲁庄公迎娶齐国哀姜为妻。冬，郭国灭亡。传说齐桓公在郭地询问郭国灭亡的原因，郭地的父老们回答说：“郭君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所以亡也。”意思是说，郭国的灭亡是由于郭国的君主用人不当造成的。郭国君主这个人，平时喜欢好人但并不会加以重用，厌恶坏人但又不能及时地除掉他们。选人用人好坏不分，国家怎么会不灭亡呢！

前668年，齐、宋、鲁三国联合伐徐。

前667年，齐会鲁、宋、陈、郑同盟于幽。周王赐齐桓公为侯伯，命齐讨伐卫国。齐、鲁为讨伐宋国举行了城濮会盟。

前666年，齐桓公奉命讨伐卫国，卫国败。秋，楚伐郑，齐、鲁、宋联合救郑，楚国的军队黑夜偷偷跑掉了。鲁国发大水，麦禾无收，到齐国请求买粮食。

前664年，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派人请求鲁国派兵相助，鲁国虽然口头答应，实际上却并未派兵。

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感激不尽，亲送齐桓公入齐境。齐桓公以“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为由，分沟割燕君所至之齐地与燕，且命燕庄公修复燕召公之政，纳贡于周。诸侯闻之，皆拍手称齐。

前662年，齐将伐山戎所得之宝器进于周公之庙。齐国兴师伐莒。齐桓公没有邀请鲁庄公，但鲁庄公听到消息后主动下令出兵助战，以弥补之前未能帮助齐国讨伐山戎之过。为楚伐郑之故，宋请齐会盟于梁丘。

前661年，狄人侵邢，齐桓公率领宋、曹大军救邢，大败狄师。夏，齐国归父与王子虎、晋狐偃、鲁闵公、宋公孙固、陈辕涛涂、秦小子憖会盟于翟泉。秋，鲁闵公与齐桓公会盟于落姑。鲁闵公意欲把季友请回来，并恢复他的职务，“齐侯许之”。鲁国这期间发生了庆父之乱，齐国曾派人到鲁国考察，考察回来后向齐桓公汇报说：“不去庆父，鲁难不已！”

前660年春，齐人迁阳。夏，狄侵齐。庆父出奔莒国，后自杀。齐国派高子率师到鲁国，立鲁僖公，整修了鲁国城池。鲁人“犹望高子也”。冬，狄人杀死卫懿公，占据卫国都城，灭亡了卫国。卫人立卫戴公为君，寄住在曹邑。齐国派公子无亏率大军前去帮助卫国戍守，并赠给了卫文公乘马、祭服、牛、羊、豕、鸡、狗等。

前659年，齐桓公杀死了哀姜而把哀姜的尸体送给了鲁国。狄人又侵略邢国，占领了邢国都城。齐桓公和管仲亲率齐、宋、曹三国大军救邢，大败狄军。狄军逃走后，都城已毁为废墟。齐桓公在夷仪为邢国建筑了一座新城作为邢国的都城。郑亲齐，楚来伐郑。齐桓公与鲁、宋、郑、曹、邾国君会盟于柽，谋救郑。

前658年春，狄侵卫，卫求救于齐，齐桓公率师伐狄救卫，且又为卫国在楚丘建筑了新的都城，把在曹邑暂住的卫国国君迁到了楚丘。秋，为争取江、黄等诸侯的加盟，齐桓公与宋、江、黄三诸侯之君盟于贯。

前657年，鲁国上卿季友到齐国参加盟会。楚国为与齐国争夺霸主地位而不断进攻郑国，郑国就向齐国求救。秋，齐桓公与宋、江、黄的诸侯会于阳谷，商讨讨伐楚国的事情。郑国游离于齐、楚之间，楚伐郑，郑国国君欲与楚和好，大夫孔叔不同意，说：“齐方勤我，弃德不祥。”(www.daowen.com)

前656年，齐会鲁、宋、陈、卫、郑、许、曹诸侯大军侵蔡，蔡溃，又伐楚。齐与楚盟于召陵，迫使楚国进贡于周王室。齐桓公师还路过陈国，陈国的辕涛涂不愿意但又不敢明说，便蒙骗齐桓公绕东道而行。齐桓公发觉后大怒，先是抓了辕涛涂，随后又命江、黄等诸侯联合讨伐陈国。冬，齐会集鲁、宋、卫、郑、许、曹侵陈。陈国臣服，齐国遂释放了辕涛涂。

前654年夏，齐桓公因为郑文公在首止会盟中不盟而走，遂率领鲁、宋、陈、卫、曹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包围了郑国的新郑。楚国以周王的名义出兵围攻齐之盟国许国，声东击西以救郑之困。因有周王之命，齐桓公只得收兵而还。

前653年春，齐国再次出兵讨伐郑国，郑国向诸侯求和。秋，齐桓公邀请鲁僖公、宋桓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在宁母相会，商议与郑国订立盟约的事情。冬，郑文公到齐国与齐桓公结盟。周惠王死，太子郑因恐其弟弟叔带与之争位，秘不发丧，先告难于齐，请求齐国助其确立王位。

前652年，齐桓公邀请鲁、宋、卫、许、曹诸侯国君和陈世子，与周襄王派出的大夫在洮订立盟约。同时确认了太子郑的王位，是为周襄王。随后周襄王方为周惠王发丧。

前651年夏，齐桓公邀请诸侯在葵丘举行会盟大会，鲁、宋、卫、郑、许、曹等诸侯国君以及周襄王派来的周公宰孔参加了会盟。而宋襄公刚死，宋桓公继位后还未发丧，得到邀请就跑来参加会盟了。这次会盟，一是为了修订盟好，一是为了显示对周襄王的尊崇。会盟当中关于齐桓公的表现《左传》中记述得很生动，曰：“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葵丘之会上，齐桓公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的口号，深得周王室的感激，周王室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而称其为“伯”。但这个“伯”不是爵位里的“伯”，是“方伯”的意思。“方伯”是春秋时期政治发展的产物，指天子任命的诸侯之长，是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的诸侯。

前650年夏，齐、许联军讨伐北戎。齐隰朋率师会秦师，立姬夷吾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惠公。

前649年，周襄王之弟叔带与戎、翟谋伐周襄王而发动政变。周襄王发现后欲诛叔带，叔带逃至齐国。夏，鲁僖公及夫人会齐桓公于阳谷。

前648年，因王子带之事，齐国派管仲到周去为周与戎、翟讲和。周襄王欲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坚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卒以下卿之礼而还。周襄王欲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是对管仲的破格优待，管仲不接受上卿之礼是严格执行周礼的制度规定，不越礼。“有司”是指主管某部门工作的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贱有司”就是低级的官吏，这是管仲自己的谦称。“节”是节制，引申为按照。“舅氏”是对齐国国君的称谓，对管仲这么称呼是以管仲代表齐国之意。

前647年，周襄王弟带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秋，因为戎多为难之故，诸侯组织力量保卫周，齐国也带领军队去了。

前646年，齐桓公组织诸侯为杞国新筑缘陵城，迁杞于缘陵，给兵车百乘，士卒千人。

前645年春正月，鲁僖公来到齐国。三月，鲁僖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巩固葵丘之盟，且解救正在受楚国威胁的徐国。秋，齐师、曹师伐厉（楚国的附庸国），目的在救徐。管仲死，齐桓公尽逐竖刁、易牙、开方、堂巫之后，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晋国公子重耳等因避秦晋之乱投奔到了齐国。

从我们罗列的上述这些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桓管称霸中的“尊王攘夷”，在本质上是以周王室为核心对诸侯列国的控制和对周边外来势力的排斥。同时，齐国在内部的发展上也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致力于经济发展，突出强调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指导思想的理论实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发展结果很明显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最直接的是齐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之就是满足了周王室一统天下的需要。这些工作的主要策划指挥者是管子。所以《管子·中匡》篇中讲，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会”是计算的意思；“国用”指的是国家财政支出。国家财政的全部支出，有三分之一用于国内，三分之二用于外事活动。这些外事活动就是围绕着这两个核心需要进行的。可见，为了维护周王室的一统天下，齐国确实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而这个巨大贡献，在形式上维护的是周王朝的政治统治，本质上对捍卫华夏文化的延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孔子并没有这样的成功实践，但孔子对管子的这些功绩是十分欣羡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正是缘于此。

孔子对于鲁国内部和各诸侯国的大致情况应当都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其对当时天下大势的认识结论，简要概括就是《论语·季氏》中的那句名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之中诸侯乱政，诸侯国内卿大夫乱政，全社会的伦理纲常没有了秩序，这是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孔子提出的办法就是“克己复礼”。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遵从“礼”的纲常伦理关系，安守自己的社会定位，每个人的私欲都不随意膨胀，社会自然就会得以稳定。这就是孔子的美好愿望和终生的奋斗理想。显然，孔子强调的是使用道德的手段，倚重道德的力量。管子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是没有完全这样做，他在倚重道德力量的同时，不仅使用了经济的手段，而且使用了军事的手段。这是孔子所远不可企及的。

综上所述，管子以齐国国相的身份，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现了首霸春秋的宏伟目标。孔子对他的评价在后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之后的孔门学派更是加以阐述和发挥。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不仅为他立了传，而且评论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司马迁为管子找到了一个比较确切的历史定位。孔子与管子有着十分突出的不同。这不仅仅是生活年代不同，也不仅仅是有生之年的社会地位不同，更不仅仅是贡献于社会的作为方式不同，管子以强权政治家的姿态，追求首霸春秋的现实目标，孔子则以思想家的姿态，积极呼吁全社会“克己复礼”的渐进式改良。孔子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思想贡献带来的。

孔子批评管仲器量小、不节俭、不知礼，看起来好像是孔子对管子的否定，但他还是坚定地认为管仲是“人也”，认为管仲是一位有着特殊才能的人才。孔子对管子的认识，否定的只是管子的一些生活细节。

管仲不死公子纠，而孔子盛赞其“如其仁，如其仁”。孔子看到的是管子功业的整体，而不是抓住他的生活细节不放。管子不“从主死节”的行为，后世也不乏其例。唐代的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以后，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就多次劝谏太子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做了皇帝，魏征又得到了李世民的信任，成为李世民的股肱大臣。太宗曾向他询问忠臣和良臣的区别，魏征回答说：“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可见，从管子到孔子到魏征，在“忠”的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人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成是“愚忠”，实际上是把孔子的话理解错了，孔子的话本意为“以君为君，以臣为臣，以父为父，以子为子”，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各守其职，与忠君忠国之意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面对“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大仁”，“从主死节”“不知礼”也就变成了“小德”。孔子不因为肯定管仲之“仁”而不批评其“不知礼”，也不因批评其“不知礼”而否定其“仁”的评价是全面而客观的，因以点盖面、以小掩大而鄙薄管仲，实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举。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强调“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重视个人修养要从眼前的小事做起，“仁”的实效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重修身，管子重事功，重修己而难免偏于迂腐，重事功则难免偏于功利。这既是孔子与管子自身存在的优长与不足，也是后世客观认识管子必须要迈过的重要门槛。

【注释】

[1]赵士孝：《孔子的社会理想》，《孔子研究》2010年第4期，第49～57页。

[2]余治平：《“仁”字之起源与初义》，《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第44～47页。

[3]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5页。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一），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5]杨逢彬、李瑞：《〈论语〉“三归”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38～140页。

[6]干春松：《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4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