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管子的基本认识，凸显出来的是其对“尚功”与“尚德”所持有的不同立场。

“尚功”与“尚德”在社会管理学当中是两个极具社会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烙印。“尚德”是孔子认识人物的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认识标准。孔子对管子的认识与评价，正是从“尚德”的立场上开始的。

“尚功”与“尚德”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齐鲁文化中有着鲜明的不同反映，在管子与孔子的思想内涵中尤其突出。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直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尚功”与“尚德”这样两个鲜明的文化特征而言的。所谓齐国一改变，就可以变成鲁国的样子，鲁国一改变，就可以符合“道”了，就是说齐国过于重视“尚功”，鲁国过于重视“尚德”，如果把“尚功”与“尚德”融合在一起，就是孔子所追求的“道”。这个“道”，也就是孔子所认定的治国安邦的正确方法和道路。孔子的这句话，显然含有对齐国“尚功”和鲁国“尚德”不同发展理念的批评与指责之意。

孔子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原因是在孔子的认识视野当中，当时的齐国和鲁国的发展，都没有进入“道”的轨道当中，或者说，不管是“尚功”还是“尚德”，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是不正常的，因而都需要进一步的“变”。在客观上来看，齐国在“尚功”的文化理念主导下，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变革，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桓管时期成了当时最富强的诸侯国，由此而凸显出了显明的“尚功”特征。齐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尚功”的发展理念确实有着显著的社会效能。但在孔子看来，齐国的伦理道德建设并不及鲁国。相对于齐国而言，鲁国在“尚德”的文化理念主导下，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凸显出了显明的“尚德”特征。孔子身处鲁国，自然会深切体会到“尚德”而不“尚功”的感受。追求“尚德”与“尚功”的共同进步，显然是孔子的一种美好理想，而这种理想恰恰是在对齐国和鲁国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和认识当中形成的。孔子对管子的认识，正是基于“尚功”与“尚德”理念的不同发展实践而形成的。孔子这样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在进一步反映出了齐文化与鲁文化这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突出特征的同时，更是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在文化主体上的相对独立性和齐文化与鲁文化在文化特征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二者潜在的融合发展趋势。

进一步来看，齐文化与鲁文化在文化主体上的相对独立性，在管子与孔子这里都有着突出的反映，所以孔子对管子的认识与评价才能够言之中的，切中要害。管子所代表的齐文化圈与孔子所代表的鲁文化圈，从地缘上看同属于高一层次的东夷文化圈，而东夷文化圈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又与炎黄文明、苗蛮文明同处于中华文明源头的层面上。横向上说，管子所代表的齐文化圈与孔子所代表的鲁文化圈的形成，是缘于齐国和鲁国两个诸侯国的产生、存在与发展，二者在文化发展的主体上是相对独立的。但二者又结合在了一起，其共性也十分明显。齐国从“尊贤上功”开始，鲁国从“亲亲上恩”开始。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长见》篇中总结说：“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齐、鲁两国“尚功”与“尚德”不同特征的文化发展结果，由此可知大概。孔子如果没有对齐鲁文化的发展实践有着这样一个清醒深入的认识，是不可能对管子提出如此中肯的认识评价的。

孔子从“尚德”的立场出发而对管子的“尚功”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孔子认识评价管子的基本思想方法。从孔子对管子其人“人也”以及其事功“民到于今受其赐”的认识评价来看，孔子对管子的治国手段以及“尚功”在齐国创造的非凡事功是充分肯定的，由此透视孔子站在“尚德”的立场以“尚德”的文化视角对管子“尚功”给予充分肯定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www.daowen.com)

首先是对管子“尚功”理念的肯定，孔子肯定了管子所创造出来的非凡事功。管子的“尚功”，最为集中地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些以“尚功”为突出特征的文化理念。比如《管子·牧民》篇中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把“仓廪实”与“衣食足”看作基础条件，没有这一基础条件的满足，“荣辱”与“礼节”显然是提不上议程的。因此，管子的“尚功”是包含着明确目的的，这就是国家的发展。不提高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不上去，“荣辱”与“礼节”便是空谈。二是有着公认的成功实践。比如实行了成功的农业改革。管子的农业改革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实行了《国语·齐语》中所说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的政策。在强调周天子之下的诸侯—卿—大夫—士四级连贯的宗法贵族等级体系的同时，把士、农、工、商一并看作国家管理的基本柱石，大大提升了农、工、商产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对包括“农”在内的社会产业阶层的从业者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提高。再一个就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行了“均地分力”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通过“均地分力”，把土地按照土地质量与数量相当的原则分配给耕作者，再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与耕作者分配劳动所得，如此一来，“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早晚），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管子·乘马》）。同时配之以“相地而衰征”，也就是把以往固定税赋的政策，改变为根据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确定征收税赋的数量，将农民所掌握的生产资料与劳动所得结合起来。这样，在政治上提高社会地位，在经济上提高利益所得，由此而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现实推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孔子肯定管子的“尚功”，还在于管子在突出“尚功”的同时把人文教化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就是把以“四维”为主导的社会管理理念作为“尚功”的根本性的辅助工具。《管子·牧民》篇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认为礼、义、廉、耻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纲纪准则，“四维”，动摇了可以扶正，危险了可以拯救，颠覆了还可以恢复起来，灭亡了就再也没有什么举措可以拯救了。以此为主导，管子又把社会教育提升到了事关国家管理大局的高度，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要让一个国家的人都能够懂得礼义廉耻，就必须要做好教育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教化工作。管子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的关注，恰恰与孔子的“尚德”理念相贯通。孔子在肯定管子“尚功”的同时，在这里找到了思想观念的共鸣。

其次，孔子充分肯定管子的“尚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管子在短短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使齐国成了诸侯霸主，甚至于使其担当了保卫华夏文明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齐国自姜太公因俗简礼以来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甚至于在齐桓公小白的父辈和祖辈时期就走上了区域性的霸主地位，《国语·郑语》中有“齐庄、僖于是乎小伯”的记载。齐僖公是齐庄公的儿子，齐桓公是齐僖公的儿子，可见，管子能够辅佐齐桓公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是有着一定基础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管子辅佐齐桓公创造出了“民到于今受其赐”的卓越事功。所谓“民到于今受其赐”之“赐”，不仅仅包含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内容，孔子所倡导的华夏一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包含其中。孔子在《论语·季氏》篇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里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为后世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孔子站在这样的高度对管子“尚功”进行认识与评价，看到的正是管子对捍卫华夏文明的贡献。

管子所强调的“尚功”，是站在国家管理的角度提出来的，强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的前提下，规范和教化人们的精神道德。管子的“尚功”并不是以满足个人私欲为目的的，而是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需要为目的的，这既是他“尚功”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之所以能够重视社会道德管理的政治洞察。这与孔子以“天下为公”为突出特征的大同美好社会理想^[1]是十分吻合的。这是孔子充分肯定管子“尚功”的首要因素。管子虽然是把“尚功”放在第一位的，但在强调“尚功”的基础上又重视“尚德”，实际上是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上以“尚功”为重心的综合管理，而绝不是以“尚功”代替“尚德”，不然，便无法理解他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孔子之所以敬佩管子的“尚功”，从根本上来看，是管子富国强兵、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目标与孔子所追求的大同社会理想相一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