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管子的认识，通过《论语》的记载而集中表述了出来，这就是《八佾》和《宪问》篇中的四段文献。为了叙述和阅读的方便，抄录于下：

《论语·八佾》一条：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论语·宪问》三条：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子生于公元前716年，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两人出生时间相差237年。孔子对管子的认识，既有考察剖析历史人物的因素，也有齐、鲁两种文化体系比照与包容的因素。孔子认识、评价管子本身并无可厚非，关键是后来战国时期孟轲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话题，即“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言外之意是说，孔子的弟子们是不讨论齐桓公、晋文公所成就的霸业的。那为什么孔子自己却对齐桓晋文的霸业给予认识与评价？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www.daowen.com)

一是孔子追慕先贤的思想倾向的要求。孔子整个的思想体系，有着明显的追述仰慕先贤的倾向。在《论语·雍也》篇中，他曾公开指出：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意思是说，对于“仁”，尧舜也是很难完全做到的。孔子儒学思想的思维定式就是以既往先贤为榜样。管子辅佐齐桓公霸诸侯而一匡天下，功业恢宏，以至于“民到于今受其赐”，追慕和认识历史先贤，管子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

二是对齐鲁文化互补性认识的需求。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建立以来最早分封的诸侯国，齐国自姜太公时期就有着“因其俗，简其礼”的传统，所以才有了桓管称霸时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进，与俗化”的变革精神，创造了首霸春秋的宏伟功业。鲁国自鲁周公时期则形成了“变其俗，革其礼”的传统。孔子要总结齐国和鲁国发展实践的历史经验，齐国桓管称霸自然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时期，管子当然也是绕不开的重要人选。他在管子这里看到的是齐鲁文化互补的必然发展趋势。

三是自身思想体系完善的需要。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在通过否定齐桓、晋文的“霸道”而张扬自己主张的“王道”，这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表现得很清楚：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齐宣王希望与孟子讨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诸侯霸主，孟子崇尚“王道”，因而对齐桓晋文的“霸道”不感兴趣。实际上，齐桓公推行的“霸道”，也就是管仲推行的“霸道”，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也就等于说“仲尼之徒无道管仲晋文之事”，换言之，不认可齐桓公的“霸道”，也就是不认可管仲的“霸道”。但同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一样，孟子对齐桓公推行霸道过程中的“仁爱”等思想是充分肯定的，所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与管子的“政之所行，在顺民心”以及“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由此看来，孔子之所以对管子给予充分的认识评价，应当是一种思想体系完善的客观需要，而孟子抛却了管子“霸道”的外壳，吸收了其“仁道”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