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及大意：

《管子·权修》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

所谓“人情不二”，指的就是人所共有的本性。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人有着共有的本性，这个共有的本性是可以利用的。因而，观察某一个人的好恶与交往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他人性的本来面貌。

究竟人性的本来面貌是什么样的呢？管子认为是自私。《管子·禁藏》篇中是这样分析的：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从趋利避害的本能延伸开来，人的自私本性也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人具有这种趋利避害的自私自利本性，对人的管理如果能够做到“圉之以害，牵之以利”，用利益进行引导，人的管理就好办了。

变革要点：

对于“人性”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是孔子，影响最大的是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明确指出，人的性情原本是相近、差不多，或是大致一致的，因为生活环境的习染不同，便逐渐相距悬远了。孔子只是认识到了人性问题的存在，以及人性与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关系，也就是社会生活环境对人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同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得不同的人之间的人性会产生巨大的差距。至于“人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样的，孔子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孔子之后的孟子，在孔子的这一认识基础上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孟子·告子》篇中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人的本性就像水一样，是可以随意塑造的，因而人性本善，后天的影响可以使之变恶，自然也可以使之变得更善。这个使之发生变化的动力，便是人本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相较而言，孟子的进步是对人性的本来进行了二元区分，也就是善恶二分，并在此基础上定位于“人性本善”。这在孔子对人性问题的认识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与孔子的共同点是，人性有着天然的共性，且这个共性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下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变善，就是变恶。

荀子对人性问题提出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这就是“人性本恶”。在《荀子》一书中有《性恶》一篇专门讨论了人性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开篇就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之本性是恶的，善的一面是人为的。说人性本恶的根据，就是自私、好利，“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人的善则是经过对恶的改造而来的，这就是“化性而起伪”：“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人性的善是通过礼仪制度的规范而来的。荀子这一观点，与孟子性善说虽然是相对立的，但理论基础是一样的，并且对人性发展变化的认识也是相同的。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当中，管子提出了“人情不二”的观点，“不二”就是“一样”，这是与孔子的“性相近”相同的。管子并没有从“人性”的本来角度去探讨人性问题，而是从人的欲望角度去认识人性，因而得出了“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的人性特征。趋利避害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管子在这里显然是把对人性问题的认识与人的本能连在了一起，从而得出了对于人性的利用要“圉之以害，牵之以利”，用利害控制人的本性。

变革的价值与意义：

显然，管子对于人性的认识，从时空坐标上看，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与荀子之间，由管仲学派的稷下先生提出；从认识视角上看，既与孟子、荀子不同，又比孔子进步。管子的这一观点，与孔子、孟子、荀子的观点最大的不同是直接来源于齐国管理的社会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填补了我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空白，为我们研究人性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我国现今的道德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13]因而是更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人性认识，在社会实践当中有着更强的实践应用价值。管子对于人性认识的变革价值与意义也正是在这里凸显出来的。(www.daowen.com)

【注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宋敏桥：《试论中国古代史上两次社会大分工》，《求索》2005年第8期，第168～172页。

[3]王秀珠、李英森：《齐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论〈管子〉的“四民分业”》，《管子学刊》1988第1期，第15～19页。

[4]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课题组：《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遗址2007年调查简报》，《文物》2012年第7期，第4～15页。

[5]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6]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7]张光明、于孔宝、陈旭主编：《中国冶铁发源地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57～61页。

[8]张光明、于孔宝、陈旭主编：《中国冶铁发源地研究文集》，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4页。

[9]王京龙：《〈管子〉“关市几而不征”新解》，《经济纵横》1991年第4期，第54～55页。

[10]郭正忠编：《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王京龙：《〈管子〉书中反映的市场意识》，《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第18～23页。

[12]宣兆琦：《强权政治家管仲》，《管子学刊》1989年第1期，第9～14页。

[13]陈世放：《〈管子〉人性论思想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第9～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