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及大意：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明确指出，管子“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而“轻重”一词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司马迁并没有说清楚。在《管子》书中，“轻重”一词虽多有所见，但就其基本内涵而言，《管子·轻重甲》篇中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解释：

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意思是说，严于发出政策号令，同时缓急合宜地实施步骤，这样天下百姓就会像流水般归附。这就是轻重之数。管子的所谓“轻重之数”，就是利用政策号令调控社会发展的方法，说到底也就是国家强权干预社会管理的行为方式。在《管子》书中，“轻重”一词出现频率很高，尤以经济领域中为多，且有“轻重”一系列文章，专门论述经济问题，因而，世人也多将管子的“轻重之数”作为经济理论看待。

变革要点：

对管子“轻重之数”的认识，首先要明确的是，管子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使用的“轻重”概念，在《国语·周语》中也有记载，谓之“权轻重”，指的是春秋时期的单穆公对货币材料的称量，也就是对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大小的衡量。管子在经济管理中所应用的“轻重”，实际上是国家强权政治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直接干预方法，由此而凸显出了管子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国家行政对经济运行的强权干预，比如“关市几而不征”等。在《管子》书中有很多关于发展市场的论述^[11]，一边鼓励自由的市场贸易，一边强化国家政权对市场运行的直接干预。国家政权干预的是那些对国计民生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运行元素，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对君主经济发展带来更大收益的经济运行元素。国家政权鼓励自由贸易的市场元素则是那些零散的生活日用品的市场贸易。管子对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抓大放小”的特征非常明确。另一个特征就是国家直接参与市场贸易，比如《管子·地数》篇中就有把食盐“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以谋求高额利润的记载。对于铁器的生产与销售，在《管子·轻重乙》篇中则有记载说：“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此之谓“与民”，实际上就是“与民分利”，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所谓“承包经营”，国家计算总量，与经营者实行“三七分成”，然后将经营所得按照轻重规律“守之以高下”，确定销售时机和价格。由此大致上可以看出，管子的“轻重之数”，是以国家强权行政干预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他所张扬并积极追求的目标是君主制国家的致富。因而管子的“轻重之数”虽然可以用于个人的商业经营，但根本上来看是相对于国家的垄断经营而言的。

管子的“轻重之数”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两点非常突出，这就是“来天下之财”和“善用非其所有”。(www.daowen.com)

“来天下之财”与“善用非其所有”的观点出自《管子·轻重甲》篇中管子说的一段话：

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桓公曰：“何谓致天下之民？”管子对曰：“请使州有一掌，里有积五窌。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故圣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动言摇辞，万民可得而亲。”

意思是说，轻重之数的运用并没有规定的章法。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调整。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则国家不能成立。圣明的君主要善于利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富，善于役使不属于自己统辖的人民，一旦发出号召，就能使万民亲近。“来天下之财”就是吸引天下的财富。“善用非其所有”就是借助自己没有的资源或力量发展自己。就此，《管子·轻重乙》篇中记录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政策：“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这是一个打开国门，以优惠的政策大力吸引国外客商到齐国来做买卖的措施。实现了“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自然也就实现了“来天下之财”。“善用非其所有”的本质就是“无中生有”，在自己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形成优势。比如《管子·海王》篇所言，国家财政收入不足，如果凭空加征房屋税、树木税、牲畜税、人头税，实际上就是凭空增加了人民的税收负担。征税本来就是夺民之利，进一步加重税负自然会引发“嚣号”。于是管子提出了通过“官山海”而实现隐性增加税收的办法，替代了要公开征收的房屋税、树木税、牲畜税、人头税。这种通过“官山海”而实现隐性增加税收的办法，就是创造出了一个平台或措施，借此而实现了从劣势到优势的转变。《管子·轻重甲》篇中还记载说，制作兵器的皮、干、筋、角等材料的价格暴涨，国家购买承担不起。管仲就下令在道路上修筑高桥深池。这样一来，过去道路平坦的时候，人力很容易完成的事，现在必须要由牛马才能完成，一旦雨雪天气来到，就更需要牛马之力了。时间一长，牛马等牲畜不断被累死，活的牛马等牲畜的价格必然上涨百倍，死的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这显然是一个恶作剧之类的阴损招数，但同样也属于通过“无中生有”的方法达到自己目的的措施。

变革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管子“轻重之数”的研究，早在司马迁那里就开始了。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说管子“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实际上就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高度概括。从司马迁的言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子的“轻重之数”的使用主要是“为政”，结果则是“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由此而显现出了管子“轻重之数”在社会变革中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在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实用价值。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是人的本能需要。管子对于“轻重之数”的使用，不仅有着现实的利益所得，更重要的是适应了人的这种本能需要。春秋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变革时代，由此凸显出了这一理论突出的现实实用价值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其次是以强权政治为依托的理论探索价值。尽管对于这个“轻重之数”的提出与形成年代历来就有春秋说、战国说、西汉说之论，但“轻重之数”对于强权政治的依托是不可否认的。管仲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家^[12]，“轻重之数”本身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就是强权政治。正是春秋时期这样一个造就强权政治的时代，推动了“轻重之数”的形成，甚或成就了“轻重之数”在齐国治国实践中的成功。由此而凸显出了这一理论在王权衰落诸侯全面兴起的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理论探索价值以及由强权政治衍生出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其显明的社会价值，从理论上看是齐国变革社会实践的总结，代表着齐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高度。从实践上看，在强权政治环境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轻重之数”，不仅在诸侯竞强的春秋时代得到了适宜的发展，同时又为后世君主专制的垄断经济发展提供了经典性的范本。其推动齐国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开创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理论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