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及大意：

“四民分业”在《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小匡》篇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械器，比耒耜穀芨。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袯襫，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为商。

管子所说的“四民”有着明确的所指，这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分业”指的是让士农工商按照从事的行业不同而分别聚居，由此而让他们“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而使“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以形成“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的社会产业结构框架。

变革要点：(www.daowen.com)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分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一书的第九部分（即“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曾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理论，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原始社会末期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从狩猎、采集者中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则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商人阶层的产生。对此，我国史学界曾经不同程度地关注过。尤其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也不断提出新的认识。^[2]按照这样的理论划分，社会分工与社会职业划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历史上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社会职业分工，只不过这个社会职业分工很少触及社会产业的分工问题。管子在齐国的变革实践中，对士农工商实行了明确的聚居而处，实行“四民分业”，实际上就是一种产业分工措施。其变革的核心在于两点，一是实现了社会产业分工的进一步细致化，形成了士农工商四个大的社会产业部类均衡发展的基本框架，二是实现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而聚居的社会化管理方式，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理论实践。这一理论发现与实践措施，不仅对齐国社会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变革的价值与意义：

管子对于“四民分业”理论发现与实践的价值与意义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了固有的贵族役使贱民的社会管理模式，在参与社会产业生产的“部分贵族”与“全体贱民”当中实现了产业化管理。二是提升了社会产业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在周代的社会管理系统中，“士”是君主、卿、大夫、士序列中最底层的贵族，农工商则都属于贵族阶层以外的“贱民”之列。将士农工商四者并列在一起，而且称之为“国之石民”，也就是国家最基本的支柱性产业民众，使农工商产业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升。三是让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聚居，实现了职业教育的传统化管理。显然，这一变革措施，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职业分工理念，在实践上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社会产业的精细化管理。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上》中解释说，在西周时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这说明在西周时期，士、工、商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管仲将工商从农业生产中完全独立出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实现表明，“管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先进的政治经济观点，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主张和措施，不仅是对当时的国家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而且也是经济区划改革的重大措施，这对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作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