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蔡之乱”发生的动因是什么？《史记·管蔡世家》中的记载极其简约，只有一句话：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

按照这句话的意思，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摄政把持国柄，管叔鲜与蔡叔度以为周公旦摄政将不利于周成王，或许有篡权自立的可能，于是就挟持武庚起兵造反，发动了“管蔡之乱”。实际上，周成王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周公旦与管叔鲜、蔡叔度都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周成王即位以后，周公旦摄位，管叔鲜与蔡叔度发动“管蔡之乱”，究竟是周公旦的行为不利于周成王，还是管叔蔡叔的行为不利于周成王，还是管叔蔡叔制造这一事端另有隐情，学术界早已有了若干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突出在于武王死后的王位合法继承问题，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周成王继承王位不合法，武王的合法继承人应当是管叔鲜。此说以杨宽为代表。他认为管蔡之乱具有夺王位的性质：管叔主谋发动叛乱，意在争夺王位。因为管叔鲜是武王之弟、周公旦之兄，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父辈当中管叔鲜为最长，按殷代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周武王死后王位应当由管叔鲜来继承。^[3]时下周公旦摄政，距离继承王位一步之遥，一旦实现夺位自立，那是不合法的篡逆行为。与其静观待变，不如将这种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就发动了管蔡之乱。

二是管叔鲜主谋作乱，意在“谋害”周成王。此说以范文澜为代表。他认为，“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不利于成王”，意图在于“谋害”成王。实际上他把司马迁所说的“不利于”进一步理解为“谋害”了。^[4]此说也有一定道理，武王死、成王即位，都是周灭殷商不久的事情，周王室政权尚未稳定下来，管叔鲜发动军事叛乱，谋害成王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这里边的原因比较复杂，可能掺杂有夺位的因素或嫉妒周武王的因素。(www.daowen.com)

三是管叔鲜主谋作乱是羡慕、嫉妒周公旦的表现。此说以顾颉刚为代表。他认为，周武王死后其弟弟周公旦执掌朝政，管叔、蔡叔和旦都是同胞兄弟，且旦还不及叔鲜年长，这一既有事实也就不免导致管叔鲜眼中出火。情急之下管叔鲜就发散谣言，说周公旦摄政对于周成王不怀好意，以至于起兵造反，发动了管蔡之乱。^[5]此说也可谓言之有理，因为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在位的时候，就不太看好叔鲜。针对于此，一方面管叔鲜平时难免就有些闲言碎语，周文王与周武王都给予了充分的包容，管叔鲜在父亲和兄长面前自然不满意也不好发作。另一方面，周武王死后，管叔鲜不但没有得以即位，而且比自己还小的弟弟旦竟然掌控了朝政，作为兄长他心有不甘，而且此时无人敢再来压制他了，于是就拍案而起，发动了管蔡之乱。

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出于对管叔鲜的指责。刘知几在《史通》中引用《尚书·金縢》和《尚书·君奭》序的相关材料，认为周公摄政是“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尚书》美化了周公。他进而认为，管蔡乃是由疑生乱。其判定理由是基于管蔡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龚传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综合分析，认为此事件源于当时的传位制度的混乱。此事件发生在由“人神杂糅”至“绝地天通”观念的转折之时，此时在观念的演变上正在寻求一种形上的确定性。因而，周公平定管蔡之乱也必然体现了这一观念的变化。^[6]

不管怎么解释，“管蔡之乱”是由管叔鲜主谋发动的，管叔鲜发动这次叛乱的原因尽管可以是多方面的，但实际上，周武王与周成王的交替之际，世袭继承制度并不完善，这是历史的事实。管蔡之乱的出现，在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王位世袭继承制度的情况下，很难以认定叛乱方与平乱方谁是正确的一方。依据王国维在他著名的《殷周制度论》中的研究，“商之继统之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商末周初，实际上是“兄终弟及”往“传子”过渡的这么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周武王崩死之后，周人面临着四种选择：兄终弟及、传子、传嫡和传贤。武王本意在于“传子”，但考虑到周初面临的实际情况，便欲以“传贤”作为权宜之计。但“叔旦恐，泣涕共（拱）手”，乃立太子。成王得立。成王得立不过是这四种选项中的一种，管叔之动意尚不为过，但方式方法确有不妥。还有，结合文王对管叔的态度来看，管叔的品行显然并不及旦。对此，周武王应当知道，周公旦也应当清楚。周武王接受周公旦的建议重用管叔实际上是对管叔的包容，武王刚死，管叔就对摄政成王的旦发动叛乱，抛开周成王不说，实际上这已经是对周公旦与周武王以往包容的不识趣了。

总而言之，“管蔡之乱”是由管叔鲜主谋而与蔡叔度在不合时宜的时机、采用不合适的措施一同制造的一起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区分周公旦与管叔鲜的正确与错误，都容易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