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先秦诸子文献相比较，不管是成书的复杂性，还是书的内容之丰富性，还是书的内容之目的指向性，《管子》都有着非常突出而鲜明的特点。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管子》一书开始渐受冷落。明代赵用贤在《管子书序》中说：“夫五霸莫盛于桓公，而管仲特为之佐。自其事羞称于圣门，而其言悉见绌，以为权谋功利，学者鲜能道之。”意思是说，《管子》的思想由于崇尚功利，在孔孟儒学盛行的环境中，影响略显不足。近代以来，随着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审视，以及对强国富民之路的积极探索，《管子》一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在著名的《管子评传》中精辟地揭示了《管子》的巨大潜在价值：“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梁启超的《管子评传》一书，按照作者在自序中的介绍，写于“宣统纪元三月”，宣统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年号，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书的例言中说，这部书的宗旨是“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即专门为发掘《管子》的国家管理思想之精华而作。他认为，“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可见，这部《管子评传》只是对管子政治思想的发掘，而又以法治和经济为主，尤其突出的是，“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将东方管子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政治思想加以比照，发掘《管子》思想的巨大潜在价值。梁启超的论著让国人看到了自己的优长与不足，开阔了国人的视野，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心与自豪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把管子思想与西方社会先进的文化观念相联系的开拓性的《管子》研究论著。

从整体上说，《管子》的突出特点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不清，学术流派归属多元，经世致用特征突出。《管子》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国家管理中所包含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涉。加之成书时间跨度极大，作者众多，观点不尽一致，所以历来被人视为庞杂之书。宋代以来的学者们对此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叶适在他的《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五中提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个论断几乎成为共识。黄震在他的《日抄》中甚至说：“《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周端朝在他的《涉笔》中也说：“《管子》一书，杂说所丛。”到了现代，郭沫若认为“《管子》书是一种杂脍，早就成为学者间的公论了”，“它大率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时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14]冯友兰则说《管子》是“稷下学宫的学报”，或者是“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15]总之，学术界历来都否认《管子》一书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特征。自战国末年开始出现诸子学派的划分以后，直到汉代形成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子六家和诸子九流十家之划分，在这一过程中，《管子》始终游离于众多学派之间，一直都无法在众多学术流派中明确地对号入座。关于《管子》思想的学派归属问题，历来都是模糊不清的。历代官修史志文献中，先是将其列入道家，后又改列法家。甚至还有人认为《管子》不是一个学派的著作，因而又有了“杂家”之说。“杂”是《管子》在表现形式上最突出的特点。随着对《管子》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又开始普遍认为《管子》是管仲学派的著作，“《管子》是管仲学派代代积累的论文总集，既有管仲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16]。按照这一观点，《管子》一书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没有门派之界，思想兼容并包。《管子》与先秦各思想流派的著述不同，在思想内容上并没有门派之界，因而思想兼容并包，各家思想并存。比如儒家的崇礼义、尚仁政，道家的法自然、尚无为，法家的重法制、贵赏罚，墨家的重兼爱、尚侠义，阴阳五行学派的重辩证、尚转化，等等，这些学派的思想观点在《管子》一书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一种格局，既有《管子》成书的复杂性，客观地说，《管子》成书的时代也并没有真正形成清晰的学术门派，还有，齐国从姜太公封邦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因俗简礼”的文化传统，这种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与“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十分合拍的。正因如此，《管子》的目的指向不在于阐释管子的思想学说，而主要着眼于阐释管子的实践成就，因而《管子》展现出来的理论风貌与其他先秦诸子迥然不同，有着自身的鲜明特征。

二是切合社会实际，注重经世致用。与其他先秦诸子文献侧重于坐而论道不同，《管子》的所有论述更侧重于总结和阐发管仲治齐的成功经验，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显然，这是由于《管子》始终以“管仲”这个经略家为核心的缘故。这一点，不仅决定了《管子》一书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而且决定了管仲学派的思想核心也是经世致用。《管子》记述管仲的生平事迹，总结管仲治国争霸的经验，阐发管仲经世治国的思想观点，从而形成了经略家思想学说的突出特点，即切合社会实际，以经世治国为核心，研究治理措施，阐发管理思想。简而言之，即经世致用。这一点是其他先秦诸子中任何一家都不可企及的。

三是内容包罗万象，思想博大精深。《管子》以经世致用为核心，从现代学科划分的观点来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凡是国家管理性事务所需者，几乎无所不包。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涉及的地方大多阐释得较为细致，从土地制度、税收制度、行政制度等宏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制度改革，到气功、乐理、经济承包、矿产勘探、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等微观层面上的制度、方式方法理论的阐释，都有着精到的见解，且观点新颖独到，论述精深，有着很强的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堪称经世致用的百科全书。

四是学派归属大致在黄老。尽管《管子》书中的内容十分庞杂，儒、道、法、阴阳无所不包，但从其积极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看，大致上与齐国稷下学中的黄老思想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依据郭沫若的观点，稷下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17]。而《管子》的形成与稷下学的兴盛密不可分，稷下黄老之学在汉代初期得到了充分的成功实践，而《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也在汉代得到了充分的传承和借鉴，比如《管子》提出的礼法并重思想在“德主刑辅”的汉家制度中就有着很好的继承。长期以来，《管子》被列为杂家的观念根深蒂固，主要原因就是书中的“门派”观念淡薄，相对于儒、墨、道、法等自成一系的其他诸子而言，其“杂”的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但《管子》“以管仲的治国理论与实践为核心，以黄老思想为基本理论指导”的架构基础又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这个所谓的“杂”，在学问家看来只不过是对学术思想“门派”正统的离经叛道，在政治家那里则恰恰是国家管理“正统”思想理论的充分伸张。与此相近的还有一部《吕氏春秋》，同样也是被后世以同样的理由打入了“杂”家之列而长期被忽视。但吕不韦与《管子》的作者不同，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因而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审分览》中说：“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此来看，把《吕氏春秋》和《管子》看作“杂”书，在历史上有一个思想认识角度的局限问题，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历史环境的局限问题。单纯地从任何一个学术门派的角度去认识《管子》都会有所偏颇，只有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审视其思想内涵，才能准确把握这部书的本质特征。这样，它也就不再是“杂”书，而是博采众长、杂而有序、内涵丰富的资政经典了。

【注释】

[1]罗以迪：《试论〈管子〉作者》，《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第65～70页。

[2]邓加荣、张靖：《〈管子〉作者及年代考》，《博览群书》2011年第11期，第94～98页。

[3]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9页。

[4]石一参：《管子今诠·篇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第4页。

[5]邢千里：《论简牍与甲骨文的时代关系——以〈简牍不晚于甲骨出现〉一文为例》，《学术论坛》2009年第7期，第155～158、166页。

[6]郭丽：《简帛文献与〈管子〉研究》，方志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www.daowen.com)

[7]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年第4期，第27～34页。

[8]陈书仪：《管子大传》，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411页。

[9]吕华侨：《〈管子〉与汉初法制重构》，《管子学刊》2009年第3期，第14～17页。

[10]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1]王尧臣：《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崇文总目》，现代出版社1987年据粤雅堂丛书本影印，第84页。

[12]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3]郭沫若：《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2页。

[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499页。

[16]司马琪主编：《十家论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9页。

[17]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