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是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的学者们假托管仲之名对管仲治齐的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与阐释，《管子》并不是一人一时完成的，其完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具体说来，《管子》的沿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成书到定本的出现。

《管子》从成书到流行一直到形成定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纸的发明出现以前，人们的书写条件是极其有限的，在口口相传之外，最为常见的书写形式正如《墨子·兼爱下》所言，大约只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三种，可以“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显然，这三种方式是甲骨刻画等书写方式的替代。管仲治齐是在春秋初中期的事情，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简牍文献是战国时期曾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5]《管子》产生的具体年代虽然不可确定，但最初是以简帛等为载体保存下来的，这应当没有大的问题，因为至今我们并没有发现春秋时期“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的《管子》信息，倒是在出土的一些汉代的简帛文献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发现了可以与《管子》互证的文献，能够“使《管子》原貌的考证结果更为可信”。^[6]甚至有人论证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献中《王兵》早于《管子》的观点。^[7]由此大致上可信的是，最初的《管子》可能只是一些简帛一类的书写碎片。这些简帛碎片，可能就是最早《管子》的传播载体。当然，这还只是一些简单的推测，真实的情况还是需要新的可靠证据来进一步证明。

我们现在知道的《管子》的最早传播是战国时期出现的，这就是《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一处明确记载：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韩非子》中的这句话，是说战国时期的《管子》，作为“言治”的重要著作，已经相当普及，与秦国变法中使用的“商鞅之法”在社会上的流行都达到了“家有之”的程度。社会上的传播以至于“家有之”，此说显然大有夸饰之嫌，但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管子》的社会传播信息情况的记载。

管子的丰功伟业在他死后就形成了广泛的传播，所以才有了孔子的深刻认识和评价。这是没有问题的。据《国语·晋语》记载，嫁给晋国公子重耳的齐姜氏，在管仲去世不久，就能够娴熟地背诵管仲治理齐国的言论，并用以劝谏丈夫重耳回国：

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从怀如流，去威远矣，故谓之下。其在辟也，吾从中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弃之，不亦难乎？

重耳是在管仲死后的次年即齐桓公四十二年来到齐国的^[8]，由齐姜氏背诵的管仲的这段治国言论可见，管仲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广为传播且深入人心了。“管之法”“家有之”的情况，由此也可窥见一斑。对《管子》而言，这一时期大约还处在一个口口相传为主的时代，至于管子的思想在什么时候有了固定的传播媒介，形成了“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的传播形式，尚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今能够见到的最早介绍《管子》传播情况的是《韩非子》一书。在《韩非子·五蠹》篇的记载中，已经透露出了《管子》固定传播媒介的存在。从《韩非子》的记载看，既能够“藏”，又能够“家有之”，自然可以推测其“物化的固有载体”之存在，而且传播量已经十分可观。因此，依据《韩非子》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国末期的时候，《管子》的传播、收藏已经很普遍了。这话虽难免夸饰扩大之嫌，但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就是管子的法治思想作为国家管理的政治工具，在战国时期同盛极一时的商鞅之法治思想一样，都已经具备了相对固定的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管仲生活于公元前715年至公元前645年间，商鞅生活于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间，韩非生活于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间，管仲死后250年商鞅出生，商鞅死后58年韩非出生。从管仲死到韩非生是365年。按照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边的说法，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写出了《五蠹》等文章计十余万言。《五蠹》篇乃韩非本人之作无疑。既然《五蠹》篇是韩非本人之作，那么韩非在《五蠹》篇中所说的“管子之法”与“商君之法”的社会传播情况，年代实则并非久远，当有着很高的可信度。不仅如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记载了《韩非子》的流传情况：“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由此又可得知，韩非的《五蠹》篇传到了秦国，秦王看到之后，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按照这个记载，《五蠹》篇所记载的“管子之法”的流传情况则是在韩非到秦国之前的所见所闻。由此又可知，《管子》在战国时期从齐国传播到了韩国，继而又传到了秦国，说是广泛传播也并非妄言。

管仲与商鞅、韩非都是先秦时期国家“法治”理论的崇尚者和创造者。管子其人其功业虽然是在春秋时期出现的，但学界历来公认，《管子》的许多内容是在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中，经由管子的崇拜者们阐释丰富而来的，至少其中的部分法治思想是这样形成的。但是，管子之“法”与商鞅、韩非之“法”在内涵与外延上都不是完全相同的。管子的“法”本来是齐文化的产物，重于“礼义”；商鞅与韩非之“法”虽然与齐文化都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与“刑名”更为密切。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商鞅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鞅少好刑名之学”。“刑名之学”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刑名之学”本于黄老之学，而“黄老之学”是齐文化的产物。韩非不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且“与李斯俱事荀卿”。荀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13年至公元前238年间，年长韩非33岁。荀子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中“三为祭酒”，作为最高的学术领袖，从后来的《荀子》来看，荀子不仅对齐文化中的管子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对作为稷下学宫学术主流的黄老之学也应当非常熟悉。从商鞅、韩非子与齐文化的关系来看，从管子到商鞅再到韩非，不仅在“法治思想”的宏观层面上有着明显的传承性，在“法治思想”的文化渊源上也有着明显的一致性。“管子之法”与“商鞅之法”“韩非之法”的不同，只不过是“法”的发展过程中的裂变现象。

如果稍加追述的话，“管子之法”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一是“伦理法治思想”意义上的法，一是“法律法治思想”意义上的法。伦理法治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和制度规范并重的原则，主张既要按国家法度办事，又要恪守“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与今天所说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方略大致相类似，有着明显的人性化和很强的柔性特点。这一部分法治思想应当是早期形成的管子思想，延续西周以来的“礼乐治国”理念的痕迹比较明显，且与“尊王攘夷”的战略指导理念暗合之处也比较突出。正是这一部分的法治思想，与后来汉代“德主刑辅”的法治理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治思想的一些突出特征。这与《管子》书中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意识又是一脉相承的。管子的“法律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了对法律的基本观点和认识、“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实行“法治”的行为方式，等等。这一部分法治思想体现出来的管子后学阐释的痕迹比较明显，与伦理法治思想分野的迹象比较突出，统治工具的特征明显。由于受到了“伦理法治思想”的影响，这一部分的法治思想虽然重视到了法律的程式化，但还没有把刑罚条文的落实给予绝对化。也就是说，在主张“法治”的同时并不否定伦理道德和教化的作用。由此而与商鞅开创的秦法家一派的苛刑峻法区别了开来。韩非作为战国末期的思想家，在对管子之法与商鞅之法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二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是看到了他们各自的这些突出特点和共有的优长。

显然，这一时期稷下学的发展对“管子之法”和“商鞅之法”的融合给予了积极的影响。齐国从太公封邦建国之初的“因其俗，简其礼”就表现出了浓厚的法自然之道的文化色彩，管子的“政在顺民”思想很好地传承了这一文化特色。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道家、儒家、墨家并称“显学”，在稷下学宫里边，道家的思想文化是主体，由道入法是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由于《管子》的大部分文章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商鞅、韩非法治思想中的黄老思想渊源自然也就与之密不可分，而且韩非子还是稷下学宫学术领袖荀子的学生，韩非的法治思想受到稷下学发展的影响更是理所当然的。“管子之法”与“商鞅之法”在稷下学发展影响下的分野路径正是这样，“管子之法”更多地沿袭了伦理法治思想的成分，因而形成了以“礼法并重”为特征的齐法家学派，在荀子那里凸显出了比较丰满的文化体系；“商鞅之法”传承了黄老之学中法、术、势的思想文化内涵，更多地与从郑国、晋国铸刑鼎而开创的刑名之法结合起来，因而形成了以“苛刑峻法”为特征的三晋法家，在秦国变法中凸显出了比较丰满的思想文化体系。“法”的社会地位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逐步提升、汉代“德主刑辅”的法治观念对管子之法的充分继承以及韩非之法对管子之法的传播，进一步丰富了后世传播管子之法的思想基础。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韩非子·五蠹》篇所说的“家有之”的“管之法”，充其量也就是一些管仲“言论”或“事功”的零散记载，同样的内容用不同文字或者采用不同的观点表述，这都是很正常的。正由于此，当时没有出现编辑成册的统一文本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应当是造成汉代刘向所见管子篇目和版本众多的主要原因。(www.daowen.com)

从战国经秦到汉代初期，《管子》继续以散乱零散的记载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汉初对于黄老之学的推崇，使管子思想更受重视，从而使得管子的思想对汉初社会的法制重构产生了突出的积极影响。^[9]受到这一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到了汉武帝时期，《管子》一书引起了史学大家司马迁的高度重视，他在撰著《史记·管晏列传》之后，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自白：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从司马迁的这段自白可以看出，一是司马迁读到了《管子》的一些篇章，这些篇章对管仲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好的反映；二是《管子》的社会流传已经极其广泛，根本不需要在《史记》这样一部综合性文献中论及了；三是以往并没有对管子其人的介绍，司马迁撰写的管子列传，是对一些散见的管子记载的总结。因此，司马迁并没有对管仲的著述给予整理，而是对他的轶事给予了梳理，形成了管子列传。显然，司马迁也没有关心到《管子》一书的整理定本问题。但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至其书”之“书”，是《管子》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定本呢，还是这时候仍然是零散的篇章呢？有人依据《韩非子·五蠹》篇的说法，甚至认为“《管子》书至晚在战国中期已经完成……可能在齐国稷下学宫结束之前，学者对此书有所补充和修订”。^[10]这一观点似乎不太合适，若确如是，后来的刘向编订《管子》便不必要费那么大的事，校订中、外藏本数百篇而形成定本了。司马迁见到的管子之“书”，应当还是一些散见篇章，《管子》一书的文本定本，应当是由刘向完成的。刘向编定《管子》，是《管子》一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第二阶段：从定本到注本的出现。

《管子》书的统一定本的形成，是在汉代的刘向那里实现的。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原名刘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汉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汉成帝即位后，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刘向集《管子》的中、外藏本而加以整理，定著八十六篇。对其详细情况，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是这样交代的：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由此可见，刘向校雠《管子》是从所见的“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中“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以后形成的。他所定著的《管子》这八十六篇，后来又佚失了十篇，有目无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管子》的原型。刘向编定《管子》八十六篇以后佚失的十篇，一般认为主要是在刘向校书之后到初唐以前佚失的。

针对刘向编定的《管子》一书，汉唐以来便多有注本出现。《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崇文总目》著录“《管子》十八卷，管夷吾撰”，又著录“《管子》十九卷，唐国子博士尹知章注”。^[11]唐代“管夷吾撰”的《管子》与“尹知章注”的《管子》是并存的。尹知章的《管子注》是史载最早的《管子》注本。北宋庆历年间，杨忱为尹知章《管子注》作《序》，此时，尹注《管子》已经析为二十四卷。绍兴年间又有墨宝堂本和浙刻本《管子》刊行。其中浙刻本是张嵲根据《管子注》重新校订的新版本，与北宋的杨序《管子》本不同。此后，尹知章作注的《管子》大行于世。明代初年，刘绩《管子补注》问世后，赵用贤完成了新本《管子》。此本影响甚大，此后的《管子》刻本，多出自赵用贤本。赵用贤本在清代光绪年间又出现了翻刻本，订正了明刻赵本讹误，刻印精审，成为最通行的本子。相较之下，刘绩的《管子补注》因为其自身脱漏语句较多，文字讹误较浙刻本和赵用贤本多，虽然版本保存了部分古字古义，仍然渐趋式微。至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管子》，采用南宋绍兴年间浙刻本（有杨忱旧序）《管子》为底本，兼用刘绩本为补订。^[12]

清代以来，学界对《管子》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丰硕。流传比较广泛的主要有清代戴望的《管子校正》和相当于清代中后期的日本猪饲彦博的《管子补正》、安井衡的《管子纂诂》。

近代以来对《管子》的整理研究，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是郭沫若的《管子集校》。^[13]郭沫若以闻一多和许维遹的手稿为基础，搜罗宋、明、清以来的十多种善本，对《管子》进行了校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著者在清代王念孙、俞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众家成果，做出判断，其成果之大，一时无人能及。《管子集校》出版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郭沫若主持完成的《管子集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对《管子》全面系统整理研究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之后，赵守正陆续出版了他的《管子注译》（上、下），随后又出版了《管子通解》（上、下）、《白话管子》等，其中《管子注译》（上、下）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力作。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对《管子》思想内容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前面说到的石一参对《管子》重新编目的基础就是对其思想内容的深入研究之一。当今社会，学界从文献学角度对《管子》的研究不可胜举，诸如与帛书的比照研究、对其篇目的文字学与音韵学研究，等等，崭新的学术视角层出不穷。

总之，《管子》一书，因管仲相齐桓公的恢宏功业而成，产生以来便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汉代刘向编成定本以后，虽然版本多有订正，甚或重新编排，但唐代尹知章的注本的开拓性地位是十分突出的。不管怎么说，对《管子》思想内容的深入发掘，始终是一个不可改变而十分突出的高度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