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及先秦诸子文献，有两部书非常特殊，一部是《管子》，一部是《吕氏春秋》。这两部书，虽然不符合《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各引一端，崇其所善”的九流之学分辨标准，但其内容十分丰富，在先秦诸子文献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个“独特的地位”，其根本的共性是其综合性学术理论著作的特点非常突出，是其他先秦诸子所无可比拟的，因而素有“百科全书”之誉。其内容虽然看似庞杂，却又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认识，发掘其思想内容方面巨大的潜在价值。而《管子》与《吕氏春秋》又有各具千秋之论。《管子》一书假以“管子”之名，大部分内容是对事实的总结与阐释阐发，作者以及成书情况、思想理论的学派归属，等等，都表现出了极度的复杂性；《吕氏春秋》一书作者明确，立论清晰，就是一部关于治国理政的资政理论书，其最突出的特殊点是后人对它的学派归属难以认定。对《管子》的认识，思想内容之外，最基本的是它的结构、演变过程及其突出特点。

今见《管子》的蓝本是由汉代的刘向编定的。刘向校书并不限于文字，主要的还是涉及篇章问题。因为刘向所得到的《管子》一书版本很多，内容有多有少，篇章分合也不一样，因而其校书的基本目的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版本的《管子》。为了得出一个《管子》的定本，刘向参校众本，删除复重，编定篇章，耗费了很大的心血。《管子》经由刘向校雠编定为86篇，《汉书·艺文志》著录86篇，到《四库全书》里边，原来的86篇已经亡佚10篇，这亡佚的10篇已经有目无文了。

就其内容而言，《管子》中的全部内容按照类别不同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八个部分：

一是“经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应该与管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包含有《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图》，共九篇文章。这些文章，尽管或许也经过了后学的整理，但与管仲创造历史事实的时间相去不会很远。按照诸子文献的编辑成书惯例，一般尊称师说为“经言”，“经言”在子书当中一般仅包括老师自著或老师语录，而弟子所作是不能称为“经言”的。据此推测，这部分内容当是《管子》全部内容的核心部分。

二是“外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当是阐发管仲基本思想理论的文章，包含《五辅》《宙合》《枢言》《八观》《法禁》《重令》《法法》《兵法》，共八篇。其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应该属于阐释管仲思想的作品。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同于“经言”，但可以看作“经言”部分思想的延伸或扩展，其思想与“经言”部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三是“内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包含《大匡》《中匡》《小匡》《王言》《霸形》《霸言》《问》《谋失》《戒》，共九篇文章。其中《王言》与《谋失》二篇的内文已亡佚，有目无文，故现存七篇文章尚可见其内容。这九篇文章中，《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是管仲的传记，可与《国语·齐语》以及《史记·齐太公世家》等文献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可信度较高。郭沫若怀疑“匡”字乃“簿”字之假，“簿”同于“简”。故《大匡》盖齐官书，为二尺四寸简书；《中匡》《小匡》为私家著述，《中匡》为一尺二寸简书，《小匡》为八寸简书。“简制有长短，而内容亦有出入。”^[3]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以记载管仲的言行事迹为主，除《霸言》篇是论说文，《问》是调查提纲以外，其余各篇的内容都是记载管仲事迹的。

四是“短语”部分。这一部分包含有《地图》《参患》《制分》《君臣上》《君臣下》《小称》《四称》《正言》《侈靡》《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水地》《四时》《五行》《势》《正》《九变》共十八篇文章。其中《正言》的内文已亡，有目无文，故现存十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并没有一个突出的主题，以“短语”命名，顾名思义，显然只是由一段一段的“短语”连缀成篇而已。从各篇章反映的内容情况来考察，部分篇章符合这一特点，但也有些篇幅较长、结构完整的论文，如《君臣》上下和《侈靡》以及《心术》上下等文章，显然与“短语”之名称并不尽吻合。

五是“区言”部分。这一部分文章阐释的当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所谓“区言”，就是重要言论之意。这部分文章内容所论多为治国过程所能够用到的一些大政方针，包含有《任法》《明法》《正世》《治国》《内业》共五篇文章。其中的《内业》一篇与“短语”部分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属于同一主题，学界通常称其为“《管子》四篇”。

六是“杂言”部分。这一部分文章的编组当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内容杂乱而不属于治国要旨，二是文体杂乱而不适合归于上述任何一部分。因此，这一部分的文章类似于今之谓“杂记”之类的作品。其中包含有《封禅》《小问》《七臣七主》《禁藏》《入国》《九守》《桓公问》《度地》《地员》《弟子职》《言昭》《修身》《问霸》，共十三篇，而《言昭》《修身》《问霸》三篇内文已亡佚，现存十篇文章。其中的《封禅》一篇记载葵丘之会以后齐桓公欲封禅被管仲劝止一事，此内容的记载又见于《史记·封禅书》；《弟子职》一篇讲述的是学生的行为规范，被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学则。这两篇文章的独立性相对要更强一些。

七是“管子解”部分。这部分内容包含有《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共五篇。其中《牧民解》的内文已亡佚，有目无文，故现存四篇文章。这一部分文章全部为解文，与“外言”部分中的《宙合》篇的“经”与“解”合二为一的撰写体例不同，由“解”文独立成篇。现存四篇文章，全部是对“经言”中的部分文章的解文。

八是“轻重”部分。现存十六篇文章，比较集中论述了管子的“轻重”理论，包含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思想，但在经济方面最为突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管子》的经济思想。包括有《臣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轻重庚》，共十九篇文章，其中的《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内文已亡佚，有目无文，故现存十六篇。这里的“臣乘马”，又作“巨乘马”“匡乘马”，乘马是计算筹划的意思。“轻重”一组文章，多以齐桓公与管仲问答的形式，论述轻重之术，以经济问题为主要内容，但又不限于经济领域，是《管子》轻重理论的集中反映，体现了《管子》的经济思想理论体系。

至于《管子》为何分为以上八个大的类别，又是何时何人所分，各篇分类的标准是什么，均不见有明确的记述。后来也曾有人不认同这一分类，试图打乱这个结构，形成一个新的结构系统，比如近人石一参就曾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在他的《管子今诠》中把刘向编定的《管子》分为上编经言、中编内言、下编外言和附录短语问答三个部分，具体所属篇目如下：

上编“经言”，包括部分“解”的文章，“冠以枢言并学则别为首编”。其中包括：

一、枢言；

二、学则（原名：弟子职）；

三、经言十二篇文章（附“解”十篇）：一是宙合，二是天地（节选于原“势”篇），三是心术上，四是心术下，五是五正（原有“五辅”“正”，辑而编之），六是九败，七是牧民，八是乘马，九是版法，十是法经，十一是形势上，十二是形势下。(www.daowen.com)

中编“内言”，分为六卷，共计四十六篇文章。

第一卷为“道家言”，共计四篇文章：一是修身，二是正形，三是白心，四是内业；

第二卷为“政家言”，别为权谋家言，共计十六篇文章：一是立政，二是修权，三是度地，四是制分，五是牧民，六是君臣，七是正言，八是五辅，九是九惠，十是王言，十一是霸言，十二是霸形，十三是四伤，十四是八观，十五是附六十八问，十六是附七主七臣；

第三卷为“阴阳术数家言”，共计五篇文章，别为“农家言”一篇：一是五官，二是四时上，三是四时下，四是五行，五是水地，六是附地员；

第四卷“法家言”，共计六篇文章：一是法法，二是重令，三是明法，四是任法，五是正世，六是法禁；

第五卷“兵家言”，共计八篇文章：一是兵法，二是兵数，三是七法，四是言是，五是参患，六是地图，七是谋失，八是九变；

第六卷“计家言”，共计六篇文章：一是三经，二是国蓄，三是轻重，四是禁藏，五是治国，六是侈靡。

下编“外言”，包括传记之文，分为五卷，合旧目二十六篇。

第一卷管子相齐始末（自大匡、中匡、小匡以下合小称诸篇）；

第二卷桓公君臣问答（自桓公问霸以下合小问、度地、四称诸篇）；

第三卷乘马九府问答（自臣乘马至揆度、国准诸篇）；

第四卷轻重法（自轻重甲至轻重己，今定名轻重法）；

第五卷短语问答杂编。

石一参对《管子》结构的这一重新编排，“通计今定管子书九十有六篇，适合汉初太史书篇数之旧”^[4]，在文章总量上虽然没有改变，但由于这一重新编排是以自己批阅管子的认识及观点为主导的，并不是以《管子》内容的逻辑结构为主导，因而对他的这一重新编排的社会接受程度，也就变成了对他认识《管子》观点的接受程度。由于他在重新编排过程中融入了自己对《管子》的太多定性，比如，他认为“管子全书为论政之书”。这相较以往把《管子》列为或道家、或杂家、或法家的观点，显然是一种现代派的认识视角；而《管子》的法治思想，则“三代以后主政者，未有制治及此者也，管子良天下才也”。对于谋划国计民生，则又另有高论：“识者谓善变周官之制者，莫如管子。非虚言也。”至于对管子争霸诸侯的战略战术，则盛赞其为“诚外交之模范，而国际之明星也”。正是这些旗帜鲜明的认识观点，庇荫了其对于《管子》篇目结构重新编排的积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学术视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