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子》的作者，学术界历来多有争论。综合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管仲自著说。早期文献记载一般都认为是管仲自著。这种观点认为，春秋时期的管仲写下了《管子》一书。如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直接说“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皆管氏所著书篇名也”。宋代的苏轼在他的《管仲论》中说：“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直接把《管子》称作“管夷吾书”。而《汉书》等史志著录《管子》时，也是直接将《管子》的撰者标为管仲。后人对这种观点质疑者很多，比如那个时代的管仲，相齐治国四十余年，可谓日理万机，能有时间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当时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是否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呢？即便能这样，又是如何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呢？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疑问，并且这些疑问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二是部分为管仲自著说。有学者认为，《管子》的内容，有部分为管仲自著，另外一些文章是后人掺杂进去的。此说最早始于西晋时期的傅玄，《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晋傅玄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管子》中有管仲部分遗著的观点。三是后人著述说。这种观点否认《管子》中有管仲自著的内容，认为完全是后人所作。如唐代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就说：“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得更直白：“《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后来，如清代章学诚及近代的胡适、傅斯年等，皆主张《管子》非管仲所作。

今人的研究，有人认为管仲就是《管子》的作者。罗以迪依据“《管子》是管仲国家管理学。它以我国春秋时代齐相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勉力图霸’的亲身实践所得亲知为基础，主要论述如何管理国家的学问”这样一种理论认识，认为“由于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沿袭朱熹对管仲是《管子》作者的否定说，所以得出错误结论：《管子》非管仲亲著。笔者通过对《管子》的学习，得出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管仲是《管子》的作者”。^[1]也有人认为《管子》的作者是管仲及其后世好事者的作品：“《管子》一书既有管仲之所作，亦有很多篇章为后人之补续，所以晋代傅玄推论：‘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南宋叶适论断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黄震《日抄》中说：‘《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2]但总体上看，《管子》书并非管仲一人一时所著，这已是学界相对公认的结论。但《管子》中是否有管仲所著，或者说哪些篇目为管仲遗著，以及一些具体篇目的断代问题，则时有新论问世。

由于《管子》内容的庞杂，首先使人们感觉到了成书过程的复杂性，进而便是人们对于这部书的作者问题争论不休的学术论战以及篇目断代的考订问题。对此，汉唐以来就一直聚讼纷纭，有些问题甚至至今仍莫衷一是。现代的人一般认为，《管子》中有一部分是春秋时期管仲的思想，也包括有春秋至战国乃至汉初的一些人对管仲思想的阐释阐发，甚至是假借管仲之名对管子相关思想进行的阐发。因此，把《管子》完全看作管仲的作品是不客观的。鉴于《管子》作者存在着如此复杂的不确定性，关于《管子》的成书年代，也就进一步凸显出了相应的复杂性。一般认为《管子》有部分春秋时期的作品，但大部分篇章形成于战国时期，主要形成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当中，也有一些篇章可能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情况，时下的文献学研究中，有不少关于《管子》的研究成果论及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说起来旁支繁复，尤其是说来说去并没有见到新的证据，因而也就没有新的观点。(www.daowen.com)

以上所述，只是一个关于《管子》作者以及成书年代情况的概说。目前为止，关于这些问题并没有新的观点出现，时而出现的一些新的认识，也基本上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之内的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新认识，比如某篇文章的年代断定问题。至于《管子》一书整体的成书年代究竟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这还是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探究；而在具体环境中采用哪一种观点为好，这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但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这就是《管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是很复杂的，在实际应用中一概而论是不合适的。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具体篇目和思想观点的学术定位，需要区别对待，不可等一划之。至于管子其人与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管子》其书，自然也不是一回事，更不可等同起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