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看，管仲在齐的形象是比较光辉的。依据司马迁对管仲身世的勾勒，结合零散而有限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简要概括。

第一，生于乱世之中。公元前770年，因为内乱和犬戎的频繁入侵，尤其在其父周幽王为政腐败之后，周平王迫不得已将国都从镐京（今西安）迁到了东都洛邑（今洛阳）。周王朝从此开启了动乱的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时代的春秋时期。按照管仲生于周桓王乙丑年（公元前716年）的观点，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54年管仲出生，春秋时期总共294年，管仲当是出生于春秋早期动乱的社会环境当中，在整体上可以说是动乱已经开始，但尚未进入不可控的大乱时期。

春秋时期的社会动乱，首先是从周天子的实力衰弱与诸侯的势力坐大开始的。对此，比管仲稍早的郑庄公是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郑庄公（公元前757年―公元前701年），姬姓，名寤生，是郑武公的长子。周平王东迁后，郑寤生世袭父亲郑武公的爵位，以周朝卿士和郑国国君的双重身份，取得了十分显赫的政治地位，活跃于当时的社会政治舞台，既得以在周室王廷耀武扬威，又能够独掌郑国朝政大权，属于当时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左传·隐公三年》记载有关于他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叫作“周郑交质”，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周天子与诸侯君主之间的政治伦理状况：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当时的郑庄公，既是郑国的君主，又是周平王的卿士，朝廷的执政重臣，大权在握，又很强势，久而久之，周平王便萌生了疑忌之心。于是就有意要把郑庄公在朝廷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的同僚虢公。郑庄公听到了风声后便非常生气，以为这是周王对自己的不信任，就跑到周平王那里去当面质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周平王本来就对郑庄公怀有畏惧之心，面对质问只好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但郑庄公不肯就此罢休，提出要周王室和郑国交换人质，以证明周王室和郑国的互信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周平王骑虎难下，于是不得不答应了郑庄公的这一无理要求。周平王派自己的儿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郑庄公派自己的长子姬忽到周王室去做人质，之后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周郑交质是一件王室与诸侯之间（本质上也可以说是君臣之间）的人质交换事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本质上是君臣伦理关系的严重错乱。它充分说明了王权的衰弱和诸侯的坐大，而且面对正在坐大的强权诸侯，周王室已经力不从心，无力控制了。

这就是春秋初期的周代社会。管仲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降生到人间的，他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了名垂青史的丰功伟业。

第二，历经生活磨难。管仲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世家，身上有着贵族的血统，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远祖是周文王，他是周文王的直系后裔，但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家庭大约已经进入到没落贵族之列了。究竟他的前辈们是否有过中兴，我们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但在有关他年青时代十分拮据的生活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生活的艰难。在一些零散的文献记载中，管仲生活中的形象并不是很不体面：

《战国策·秦策》记载说，管仲曾经因经商不成功而隐居：“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鄙，国都之外的郊野曰鄙。贾，指的是小商贩。“鄙人之贾人”，大约是郊野之人家的雇佣小商贩。用现在的说法或许就是农村商人的雇工。此之“南阳”，当不是今河南省之南阳或诸葛亮的躬耕地之“南阳”，而是指春秋时期在齐、鲁交界一带的“南阳”，大约就是泰山以南的地区。山之南曰阳，故称泰山以南地区为“南阳”。“弊幽”是说生计艰难窘迫而隐居。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管仲只是一个被生活所迫艰难挣扎于泰山南部一带郊野的小商贩，生意常常不好而生计窘迫，默默无闻。

《管子·小问》篇中还记载有管仲本人的一段自白，意思是说，管仲曾经做过养马的小官吏，因而深感“傅马栈”最难：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栈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圉人”指的是掌管养马放牧等事的小官吏，也泛指养马的人。管仲自称“尝为圉人”，就是说他曾经做过掌管养马的小官吏，或者是亲自为人养过马。所以他十分了解马厩里边的事务中“傅马栈最难”。“傅”，编次之意，这里是编排的意思。“栈”，这里是指竹木编成的牲畜棚或栅栏。“傅马栈”就是编排圈养马畜的栅栏。管仲的话是说，编排马栅栏是很难做的。编排中要用到很多木头，这些木头有直的，也有弯的。先用直的，到后边弯的就没法用了；先用弯的，到后边直的就没法用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直的和弯的灵活调剂着使用。而如何调剂得恰到好处，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管仲早年曾经给人家养过马，并且艰难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从年轻时就是一个擅长认识生活并从中发现道理的人。

《说苑·尊贤》篇中还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成阴”有人认为在现今山东高密境内。这句话的意思是早年的管仲生活于现在的高密一带，穷困潦倒，事无所成，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天下一庸夫而已。

对于管仲的早年生活状况，流传最广的还是《史记·管晏列传》当中管仲那一段自白：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与不利也。吾尝三仕而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这段自白高度概括了管仲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大意是说，管仲年轻的时候与鲍叔牙在一起，做买卖要多分利，做官还不成器，作战又不勇敢，鲍叔牙对他的这些行为都非常理解，给予了充分的包容，管仲非常感激鲍叔牙的知遇之恩。从中我们可以窥测到，早年的管仲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经商、当兵、入士都没有成功，在坎坷之中饱受了冷眼、冷落与挫折。管仲生活艰辛的落寞之感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青年时期便已经饱经沧桑了。一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道出了管仲体味社会、感恩社会的满腔热情。

第三，桓管一箭之仇。管仲之所以能够成就恢宏的历史伟业，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遇到了齐桓公这样一位英明的君主。齐桓公为他提供了一个充分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让他做了齐国的国相。没有襟怀坦荡、气度非凡的齐桓公，管仲便不会有这个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所以，管仲一生，成功的关键在于被齐桓公拜为齐国国相。而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拜管仲为相，在于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假设没有鲍叔牙的建议，或者齐桓公不听鲍叔牙的建议，当然就不会有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一事的发生。对此，我们当然可以看作是历史的机缘，但对于管仲来说这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这个机遇并不是凭空而得的，而是管仲自身所具有的才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因为管仲有非凡的才能，所以机会才找到了他。

按照《管子》《国语》和《史记》等文献的记载，管仲在齐僖公时期就开始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与鲍叔牙、召忽在齐国宫廷之内形成了一个紧密的政治智囊团体。召忽说得很直白：“吾三人者于齐国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则不成。”有鉴于此，齐僖公就让他们三人做了他的公子的“傅”。“傅，辅也”，相当于后来的辅佐、师傅、教师，含有“相”的意思，主要职责是教导与帮助公子的成长。“傅”与“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主荣俱荣，主败俱败。“傅”，是一个政治博弈味道很浓的高风险职务。齐僖公生有三个儿子，长公子诸儿、次公子纠和幼公子小白。长公子诸儿是理所当然的储君，“傅”的问题自当另有安排。齐僖公就让管仲、召忽做了公子纠的傅，让鲍叔牙做了公子小白的傅。

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以嫡长公子的身份继承了君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基本上是一个昏君，在位十二年（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86年）期间，对齐国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对外凭借武力，连年征战，逞强于一方；于内生活荒淫无道，与其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以至于与已经成为鲁桓公夫人的文姜生下了鲁桓公名义下的太子同，继而进一步杀死了应邀前来齐国访问的鲁桓公。齐襄公的荒淫无道，引起了齐国朝野的愤懑。先是公子纠和小白害怕国内滋生祸乱而祸及自身，各自出奔他国。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跑到了鲁国，这是因为公子纠的母亲来自鲁国，鲁在当时还是大国。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跑到了莒国，这是因为公子小白的母亲来自莒国，当时莒国的力量也比较强大。后来，因为齐襄公罢黜公孙无知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引发了宫廷内乱，齐襄公在内乱中被杀身亡，齐国的最高权力随之出现了真空。

齐国最高权力出现真空之后，随即在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间展开了你死我活的齐国君位之争。先是鲁国与齐国大夫密谋接纳公子纠回国继承君位，而公子小白自幼与齐国正卿高傒关系密切，齐国的卿大夫们商议确立新君时，高傒已暗中派人到莒国召公子小白归齐即国君之位。两派势力明争暗斗的结果，导致了君位争夺的斗争逐步升级。于是，鲁国派出了武装部队直接护送公子纠到齐国来，试图抢占君位，莒国也派出了武装部队直接护送公子小白到齐国来试图抢占君位。从地理位置上看，莒国在齐国的东南方，鲁国在齐国的西南方，殊途同归，可谓狭路相逢，勇者必胜。就在这两国部队同时向齐国进发时，为防止公子小白捷足先登，随同鲁国大部队前进的管仲技高一筹，另外率领一支小分队，朝着拦截莒国部队的方向赶去，意图半路阻止公子小白到齐国抢占君位。结果，管仲率领的部队在半路上与鲁国护送公子小白的部队相遇了，管仲的好友鲍叔牙也在其中。鲍叔牙对管仲虽有知遇之恩，现在二人却是各为其主。两军对垒之际，管仲提出要鲍叔牙与小白不要到齐国去与公子纠争夺君位，鲍叔牙与小白当然不会答应。劝阻无果，管仲冷不防开弓搭箭，一箭飞去，站在车上的公子小白便应声倒下了。情急之中，管仲自以为公子小白已经中箭毙命，调转马头扬长而去，大摇大摆地向鲁国国君和公子纠报喜去了。殊不知，管仲的飞箭，仅仅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衣带钩，飞来的箭镞被铜质的衣带钩挡回去了，公子小白居然一点皮肉都没有伤到。公子小白应声倒下，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假象敷衍。鲍叔牙见管仲回走的神态，确信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死，于是立即与公子小白调转马头，扬鞭催马，火速向临淄赶去。结果鲍叔牙与公子小白抢先赶到临淄，在齐国大夫们的内应下，公子小白仓促登上了齐国国君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公子小白虽然做了齐国的君主，却因此与管仲结下了一箭之仇。后来，鲍叔牙也曾用“勿忘在莒”的话提醒齐桓公，即使已经贵为国君，也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

第四，桓管图霸拜相。当管仲怀揣着“公子小白已被射死”的喜悦回到鲁国国君率领的大部队那里的时候，喜讯自然制造出了一片欢呼雀跃。公子小白一死，公子纠也就失去了唯一的竞争对手，齐国君位自然也就非公子纠莫属了。喜悦的心情让鲁国的队伍前进速度立即放慢了下来。于是，当鲁国的部队来到距离齐国都城不远的乾时源头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遭到了齐国部队的预设埋伏。原来，齐桓公即位以后，鲍叔牙立即提出了准备迎击公子纠的建议，齐桓公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派出部队在乾时源头的山涧两侧设好了埋伏，等待着鲁国军队的到来。鲁国的部队发现中了埋伏以后，大吃一惊，慌乱之中只好丢盔弃甲，狼狈逃回了鲁国。

齐桓公刚即位，鲍叔牙就为他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公子小白自然非常感激鲍叔牙，于是就提出要拜鲍叔牙做齐国的国相，但鲍叔牙坚辞不受，极力推荐管仲。《国语·齐语》中记载有这样一段非常著名的佳话：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意思是说，齐桓公要任命鲍叔牙为国相，鲍叔牙说，我只不过是你的一个非常平庸的臣子，你使我不至于挨冻受饿，就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如果要治理国家，我是不行的，你要想治理好齐国，非管仲不可。在任政治国方面，我有五个方面远不如管仲：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征得百姓的信任不及他，制定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不及他，立于军门击鼓指挥使百姓加倍勇猛不及他。可齐桓公却念念不忘与管仲结下的那一箭之仇。鲍叔牙就劝解说，那是因为管仲要为他的主子竭尽全力啊。你若赦免了他的罪过，让他回来做你的国相，他也一定会全心全意为你出力。于是齐桓公终于接受了鲍叔牙的建议，派鲍叔牙率领部队到鲁国去，迫使鲁国杀掉了公子纠。召忽深感于公子纠被杀，自刎殉难。齐国又以齐桓公要亲手杀死管仲了却一箭之仇为名，迫使鲁国同意了把囚徒管仲交到鲍叔牙的手里。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接受鲍叔牙的建议，同意放弃一箭之仇而拜管仲为齐国国相，与他一同来治理齐国，是因为管仲的确有着过人之才。《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管仲束缚，自鲁之齐，道而饥渴，过绮乌封人而乞食。乌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窃谓仲曰：“适幸，及齐不死而用齐，将何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子？”封人怨之。

管仲作为囚徒离开鲁国进入齐国国境经过绮乌的时候，饥渴难耐，就向边关的官员封人乞求饮食。封人素知管仲大名，以为他这次回来，今日虽然为囚，明日必定为宰，前途不可限量。见到管仲有所请求，于是“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并趁机对他说，你现在是囚徒，我这样好好地招待你，将来你做了大官，有权有势了，会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就回答说，如果真能如你所愿，我没有特殊的本事报答你，你确实有贤德，我一定会重用你，你确实有才能，我也一定会给你合适的职位，你立了功劳，我也一定会给你应得的奖赏。言外之意，你如果有了罪过，当然也一定会严惩不贷。一个尚在囚禁中的人，生死尚且未卜，胸中仍有这样泾渭分明的原则，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囚车到达齐国的堂阜，鲍叔牙为管仲举行了除灾仪式，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在此地建了夷吾亭。这标志着管仲从重重劫难中解脱了出来，也标志着齐桓公用人贤明不避私仇的开始和管鲍莫逆之交纯洁与崇高品行的升华。

管仲从堂阜到达齐国都城临淄以后，以罪臣身份拜见了齐桓公。齐桓公则斋戒十日，拜管仲为相。《管子·大匡》篇中有一段齐桓公与管仲讨论治国目标的对话，很有意思：

桓公元年，召管仲，管仲至，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曰：“不能。”管仲辞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也，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齐桓公按照鲍叔牙的建议要拜管仲为相，管仲接受相位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条件，这就是把治理齐国的目标定为“称霸”。当然，这个“霸”就是“伯”，指的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相对公认的诸侯首领，具体而言也就是天子之臣，诸侯之长。这个“霸”，既不是周王室任命或封赐的，更不是诸侯公选的，而是纯粹依靠自己的实力赢取的。由此可以看出，管仲对于任政相齐的目标定位不仅十分明确，而且非常高，在齐国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度。而齐桓公对这一目标并没有信心，坚持认为只要能够“定社稷”即可。管仲解释自己目标定位的根据是“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并且固执己见，如果齐桓公不答应，管仲就宁愿弃职，去为公子纠死节。最后迫使齐桓公不得不勉强答应了管仲：“其勉霸乎。”齐桓公已经做了国君，为什么不敢确立“霸”的宏伟目标呢？这与他的生活阅历、对天下大势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于掌控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储备密切相关。管仲尚未任政就敢于坚定成就霸业的信心和决心，自然也是由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胸怀天下的广阔胸怀以及他对齐国大局的把握能力决定的。齐桓公与管仲在齐国发展目标定位上达成了认识上的一致以后，管仲才得以完成了任政相齐的第一步。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齐国国相，不仅彻底改变了管仲的囚徒身份，而且还给管仲施政创造了十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韩非子·难一》中记载了一个管仲为了做好国相与齐桓公要求提高自身待遇的故事：

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贱为不可以治国，故请高、国之上；以贫为不可以治富，故请三归；以疏为不可以治亲，故处仲父。管仲非贪，以便治也。”

故事当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待遇提高问题：

一是政治待遇。管仲对齐桓公直接提出了提高行政级别的问题：“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国君你任用我为国相，把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了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但我的行政级别并不高。行政级别低，社会地位就低，一个社会地位很低的人怎么能统辖管理国家大政呢。这话很有道理，于是齐桓公就“使子立高、国之上”。把管仲的行政级别提高到了高、国二卿之上。按照《礼记·王制》的规定：“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大国”指的是“公”一级的诸侯国。齐国是“侯”一级的诸侯国，为“次国”。所以，齐国有三卿，“三卿”当中高、国二卿为天子任命，负有监国之责。管仲之卿位本由齐桓公任命，负责管理齐国国政，其职位显然要在高、国二卿之下。最初管仲虽然被拜为国相，有了管理国家的实权，但既要受到齐桓公的约束，自然也要受到高、国这两位监国之卿的牵制。政不由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出一门。于是，齐桓公就同意了管仲的要求，在齐国内部把管仲的地位提高到了高、国二卿之上，实际上就是实现了齐国内政由管仲一人独揽而对齐桓公直接负责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一个力度非常之大的行政改革，对管仲来说，可以说享受到了所谓的内部待遇。行政管理制度本身是很严肃的，齐桓公对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制度是没有权限改变的，但根据自己的需要，齐桓公在齐国内部说变就变了，赋予了管仲更大的施政空间，这本身也是一种很有胆识的变革。由此可见，不仅管仲有胆有识，齐桓公也并非等闲之辈，同样有着过人的胆识。

二是经济待遇。管仲对齐桓公提出提高经济待遇的问题很直接：“臣贵矣，然而臣贫。”于是齐桓公就“使子有三归之家”。管仲早年穷困，入士后不久便跟随公子纠流亡鲁国，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以囚徒身份被押解归齐，随之得以任政相齐，其贫困境况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候虽然已经贵为齐国国相，但一方面是自身经济拮据的个人需要，一方面是“贫不能使贵”的施政环境需要，促使管仲需要具备与“一国之相”相当的经济条件。这是管仲的理论。齐桓公听后，认为管仲言之有理，就赐给了他“三归”的待遇。人们对“三归”的理解虽然历来有所不同（后面我们还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此不赘言），但总而言之，齐桓公给予管仲的“三归”，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比较富足的经济生活待遇。

三是尊敬和信任。管仲还对齐桓公提出了一个对他的尊敬和信任的态度问题：“臣富矣，然而臣疏。”意思是说，齐桓公你已经让我在政治上、经济上有了很高的待遇，我贵了，也富了，但还缺一样东西，这就是尊敬和信任。如果国君你对我尊敬和信任的程度不高，时时处处用狐疑的目光看着我，我怎么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国家管理呢！于是齐桓公就尊他为“仲父”。对于这个“仲父”的解释也比较多，有人认为管仲字“仲”，“父”是“事之如父”的意思。也有人说，“仲父”是古代君主对宰相重臣的一种尊称，《史记》记载说，秦国庄襄王死后，太子政立为王，曾经尊吕不韦为相国，就号称“仲父”。还有人说“仲父”就是“次父”，大致上与今之民俗称谓中所谓“干爹”之类的称呼相仿。总之，齐桓公给了管仲“仲父”的称号，显现出来的是对管仲的无上尊敬与信任。(www.daowen.com)

针对管仲提出的政治、经济、情感方面的种种要求，齐桓公都给予了充分的满足，以此为管仲作为齐国国相的施政提供了坚强后盾和充分的发展空间。所以，有后人评论说，管仲以为贱不可以治国，所以就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亲疏关系上要求提高待遇，此乃“管仲非贪，以便治也”。这是管仲的高明：如果没有适宜的施政环境，仅仅有一个职位，时时处处有制约，受掣肘，天大的本事也是没法开展工作的。同时，齐桓公面对管仲的要求，审时度势，一一满足，这又是齐桓公的高明：这些给予对齐桓公来说本是无所谓的，管仲所能够成就的一切，都有助于齐桓公，齐桓公给予管仲所要求的一切，换来的是管仲的一颗赤诚治国之心。“予之为取”之道，齐桓公也是十分精通。正因如此，《管子·小匡》篇中说齐桓公虽然是一个好色、好酒、好猎的“三好先生”，却能够委政于管仲，从而使得齐国很快走上了春秋霸主地位。只有这样两个高明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这样高明的历史奇迹。

第五，桓管变革称霸。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之后，管仲殚精竭虑辅佐齐桓公，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成就了春秋第一霸主的历史伟业。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的这个“霸”，在形式上突出强调的是对周天子一统天下的贡献，在内容上强调的是以齐国发展为中心的诸侯群体的服务长官。而这一既定目标的实现，可以说是完全得益于管仲任政相齐之后在齐国大力推行的一系列变革措施。这些变革措施，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突出的方面。

首先，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使得齐桓公与管仲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的政治信任，这样一种高度和谐的君臣关系，成就了管仲中国历史上第一实权“宰相”的历史地位。

宰相是中国古代行政长官职务的一种通称。“宰”的意思是主宰，在商代是管理家务和奴隶的一种官职；周代有执掌国政的太宰一职，也有掌管贵族家务的家宰和掌管一邑职务的邑宰。这时候“宰”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行政长官的一种通称。“相”，本有辅佐之意，是对从事相礼之职的人的称谓。宰、相合称，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一书中就出现了，《韩非子·显学》篇中记载：“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里所谓的“宰相”，实际上就是一种行政职位。大约到了辽代的时候，“宰相”一词才演变成正式的官职名称。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所做的这个齐国的“相”，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职责权限却富具“宰相”之实。《管子·小匡》篇中记载说，齐桓公自称有三大毛病，一是“不幸而好田”。“田”就是田猎，也就是野外狩猎。喜欢狩猎，忙起来就把国家正事忘掉了。二是“不幸而好酒”，喜欢通宵达旦喝酒，喝起酒来什么也不顾了。三是“不幸而好色”，喜欢女色。这都是一些公子哥儿们普遍存在的纨绔甚或流氓习气。这样的一个国君，怎么治理好国家呢？管仲却不以为然，认为这都不是大问题，作为国君，只要善于用人，用好人，国家同样能够治理好。于是，齐桓公就把管理国家的重任全部交给了管仲，管仲因此也就成了齐国国家管理的实权派。由此来看，实际的情况，齐桓公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管仲则是胸有成竹，另有所思。君臣二人之配合，可谓相得益彰了。正因如此，管仲才有机会大展宏图，被誉为“中国第一宰相”。管仲作为一个强权政治家，在齐国大权独揽，推行了一系列的变革，齐桓公为其开辟了十分宽阔的道路，其任政相齐以后推行的农业改革、税赋改革、居民管理改革等一系列的重大改革的成功实践，与齐桓公的大胆放权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次，在治国理念上的明确定位，为管仲任政相齐实现霸诸侯、匡天下的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管仲任政相齐之后，虽然与齐桓公确立了“霸”的宏伟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霸”，只是提出了一个“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的理论思路，尚没有形成具体的目标规划和措施。从相关的文献记载来看，管仲为了实现霸诸侯匡天下的治国目标，祭出的大旗是“礼法并重”和“尊王攘夷”。管仲接过治理齐国的重任，确立了两个重要的国家管理理念，一是面对周天子大权旁落，天下诸侯群起竞强的社会现实，在对外发展战略中打出“尊王攘夷”的大旗，假借维护周王室地位的旗号，号召天下诸侯共同创造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再就是“礼法并重”。“礼法并重”是管仲主要在齐国内部治理过程中采取的管理理念，管仲要在齐国内部实现道德与经济生活水平的大提高。

“礼法并重”的提出本身也是一种深刻的变革。西周本身就是一个倚重礼乐管理的社会，管仲提出“礼法并重”，既是对周王室的礼乐统治秩序的维护，也是对齐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强调。《管子·牧民》篇中将之突出强调为一种行为准则，这就是礼、义、廉、耻：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百余年后鲁文化土壤中崛起的儒学创始人孔子，对人的社会行为提出了忠、信、孝、悌的规范原则，由此而与管子的礼、义、廉、耻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基本道德规范。

管仲治齐提出并实践的这个“礼”，与“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后来有突出的发展。“礼”与“法”之间不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笼统地说，最初的“礼”与“法”是融合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礼”“法”逐渐开始分野，并形成了先秦时期的法家学派。法家学派主要有两大思想理论体系，一个是从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齐法家，一个是从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三晋法家。齐法家学派后来在与鲁文化的交融汇通中与儒家文化形成了互补，三晋法家学派则以与先秦儒家文化对立为突出特征。三晋法家的思想理论在战国末期秦国一并六国的实践中见到了成效。汉代的“德主刑辅”法治体系，在借鉴“礼法并重”的齐法家框架基础上吸收三晋法家的有效内涵得以完成。直到现在，中国法制体系的人性化仍然有着“礼法并重”的影子。管子的“贵轻重，慎权衡”中“礼法并重”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文化理念保障。

“尊王攘夷”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一书，本意是“尊勤君王，攘斥外夷”。^[12]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权威大大减弱，诸侯国内的篡权政变和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开始不断发生。与此同时，周边的族群势力趁机入侵，华夏文明出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之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倡导尊崇周天子之名，行帮助诸侯国攘斥外来势力侵扰之实，为维护周王室的一统天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之谓“王”，指的是周天子，“尊王”就是尊崇周天子。此之谓“夷”，泛指一切侵扰周天子势力范围的外来势力。“尊王攘夷”政策的实施，使得桓管在周王室那里为齐国政治地位的提升找到了合法合理的依据，对保护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为齐国自身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应当指出的是，在管仲相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期间，虽并没有明确提出“尊王攘夷”这样一个行动口号，但在实践中形成了积极有效的实际行动，有其实而尚未形成其名，这个名号是后来才出现的。因而，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的“尊王攘夷”行为，实际上是后来所谓“尊王攘夷”的滥觞。

再就是在治国理政的措施方面，管仲在齐国的具体管理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管理措施。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把桓管称霸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点，这就是“贵轻重，慎权衡”和“与之为取”。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管仲思想理论中的“轻重”看作一个经济理论概念，实际上并不尽然。在管仲的思想理论中，多与少、好与坏、先与后、高与矮、成功与失败等理论范畴，都可以用“轻”与“重”来表述。管仲那里的“轻”与“重”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与“阳”差不多，指的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贵轻重，慎权衡”就是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事物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矛盾关系，权衡利弊得失，用辩证的思维方式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所得和最小化的危害所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因为“贵轻重”所以才会有“慎权衡”；因为“慎权衡”才能够做到“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都是有着显明因果互动关系的。管仲把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运用到了国家管理的具体实践当中，这是他的国家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高明之处。对于《管子》的这一“轻重”理论的产生历来颇有争议，但在《国语·周语》中就出现了“权轻重”一词，指的是春秋时期的单穆公对货币材料的称量，也就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大小的衡量，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春秋末战国初越国出现的“计然之策”、魏国出现的李悝“平籴法”，也是从经济学角度对“轻重”的具体实践。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轻重”一词在经济学领域使用较多，在《管子》书中谓之“轻重”的一组文章中，“轻重”也是经济学的概念。但综合来看，司马迁把管仲的“轻重”看作一个管理学中的哲学理念问题，确实也是很有见地的。大致上来看，管仲在治理齐国的过程中使用了“贵轻重”的理论，司马迁的概括是对管仲这一理论意识的高度升华。

这里还有一个发展齐国与匡扶天下关系的协调问题，也就是“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在这样的既定方针指导下，致力于齐国自身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同时又必须要重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协调。这实际上也是在争取齐国自身发展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文献当中多有记载，说齐桓公首霸春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据有关考证，齐桓公会盟诸侯绝非是九次，而且多是和平政治外交。^[13]《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说，齐桓公会盟诸侯，“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管子·中匡》篇中还说：“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外事活动的经费支出则高达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武力征伐、军事威胁之类的诸侯交往，在齐桓公首霸春秋的几十年中，并不多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一个“贵轻重，慎权衡”问题。战争，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烧钱的机器，古代的战争同样也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付出。政治外交与军事战争相比较，前者无疑更为有利。管仲面对庞大的外事活动需求和齐国自身的经济实力状况，“贵轻重，慎权衡”，显然是绝对不会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砸的。

第六，管仲的临终交代。《管子》书中在《戒》和《小称》篇中有两处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的临终交代，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临终政治遗嘱。这两处记载中介绍了管仲对齐桓公的两个至诚嘱托，一个是劝谏齐桓公不要让鲍叔牙担任国相，一个是劝谏齐桓公赶走易牙等近侍。

按照《戒》篇中的记载，管仲病重期间，齐桓公前去探视他，并针对管仲的病情与管仲商讨最坏的打算：“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讳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将安移之？”齐桓公要与管仲讨论管仲身后的接班人问题。齐桓公提出的人选是鲍叔牙。但管仲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认为鲍叔牙是个好人，但不能为官任政：

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

鲍叔牙为什么不能接替管仲为齐国的国相呢？原因是管仲认为，鲍叔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见一恶终身不忘”。换言之，也就是心胸不够宽广，包容度不高，对人旧恶难忘。为官任政是要与各种各样性格的人打交道的，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作为一国之相，必须要有广阔的胸怀，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十分和谐的氛围。这是作为一国之相的基本条件。鲍叔牙“见一恶终身不忘”，憎恶过于分明，心胸比较狭窄，显然是不适宜做齐国国相的。也就是说，在管仲眼里，鲍叔牙是个好人，但做不了好官。我们知道，管仲对于鲍叔牙是有知遇之恩的，但即便是国君的提议，垂暮之时的管仲同样也是不同意的。由此可见，管仲的一生，即便是到了暮年的时候，仍然是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而不是把个人的恩怨得失放在第一位。

《戒》和《小称》这两篇文章中还都提到了管仲劝谏齐桓公驱逐易牙等近侍的事情。由于长期放手管仲独掌朝政，逍遥自在的齐桓公身边便聚集了诸如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堂巫等一些颇得宠信的奸佞之臣。

易牙，也作狄牙，是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民间有人把他封为中国古代的烹饪大师、鲁菜的祖师，但他最著名的烹饪“杰作”就是烹子献糜，也就是杀了自己的儿子为齐桓公贡献了一道人肉羹美食。齐桓公对此甚为感动，认为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口味，连儿子都杀了，可见他是多么忠诚啊。齐桓公好色而多内宠，竖刁本来是一位正常的青年男子，他主动把自己阉割了，要求专门为齐桓公管理内宫事务。不惜自宫净身而为自己服务，齐桓公同样非常感激，以为竖刁真是好人。卫公子开方本是卫国国君的儿子，可他甘愿从卫国来到齐国，为齐桓公做了一名卫兵，从卫国到齐国不过十几日的路程，但他时刻跟随在齐桓公身边，竟然十五年都没有回到卫国看望一次自己的父母。齐桓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认为开方对自己也是万分忠诚。堂巫是个负责占卜的，他总是察言观色，齐桓公喜欢什么他就会说什么。齐桓公认为这四个人对自己忠心不贰，最值得信赖依托。而管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却对齐桓公提出，这些人都是奸佞之臣，必须要坚决予以驱逐。原因就是“人之情莫不爱其子”，“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其父母之不亲也，又能亲君乎？”他们的行为都超出了人之常情，让人不可理解。他们看起来像是对国君忠心耿耿，倍加爱护，实际上这不是忠心，是贪心，贪心背后隐藏的就是深不可测的祸心。他们都贪求从国君这里得到比他们的子女、父母和自身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敬爱的不是国君你这个人，而是你手中的权力和身处的地位以及国君身后的巨大潜在价值。这些人贪欲无边，十分阴险可怕，一旦机会来了，就会祸国殃民，给齐国带来不可预料的祸害。

管仲死后，齐桓公出于对管仲的高度信任，果然就把易牙、竖刁、开方、堂巫等人从身边驱逐了。可是，身边少了阿谀奉承之人，齐桓公很不舒心，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思之再三，就对管仲的意见犹豫了，以为管仲所说也不一定都是对的，于是又将他们召了回来。这时候齐桓公已经卧床不起了。齐桓公由于“好内，多内宠”，公子众多，且诸公子皆有继承君位之心。齐桓公虽早已立有接班太子，但暮年卧床之后，威势不再，易牙、竖刁、开方等人就把躺在床上的齐桓公禁闭了起来，分头投入到诸公子树党争位的争斗中去了，以至于齐桓公死后人们都不知道。直到尸体腐烂生出蛆虫，蛆虫又爬出户外之后，人们看到了蛆虫，才知道是一代霸主齐桓公死了！文献记载说，齐桓公死后“六十七日”，“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

【注释】

[1]董玉梅：《管仲里籍考论》，《安徽省管子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全国第五届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2010年，第60～62页。

[2]陈书仪：《管子大传》，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3页。

[3]［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8页。

[4]战化军：《管仲评传》，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1页。

[5]林仲湘：《管仲卒年考辨》，《文献》1981年第1期，第129页。

[6]龚武：《论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年》，《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第13～17页。

[7]陈庆照、陈书仪、王京龙、李障天：《管仲生年考》，《管子学刊》2006年第2期，第18～21页。

[8]邵先锋、王京龙：《青溪〈管氏宗谱〉的发现与价值》，《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第2期，第122～126页。

[9]安徽省颍上县政协文史委员会：《颍上历史文化集锦》，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55页。

[1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11]王京龙：《“管仲生年考”述评》，《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69～71页。

[12]黄帝陵管理局编：《黄帝祭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13]张玉书：《“九合诸侯”浅释》，《管子学刊》1989年第3期，第88～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