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子的身世，正史的记载极其简约，最为详尽的是《史记》。《史记》对他身世的记载分为两部分，在《管晏列传》中给予了一个系统的概括性介绍，在其他篇章中比较具体地给予了零散的介绍。“列传”的介绍虽然简约，但对管子身世的勾勒已经很清晰，其他的零散介绍，只是从不同的侧面进一步给予了丰富和完善。为了对这两个部分的介绍有更明晰的认识，我们不妨将“列传”的文字抄录于下：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司马迁为管仲写的这个传，虽然简约，但十分中肯。其中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几条：

1.管子是颍上人；

2.管仲少年时便与鲍叔牙共事，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经鲍叔牙推荐为齐桓公相，并帮助齐桓公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伟业；

3.管仲之所以能够得以帮助齐桓公成就合诸侯匡天下的伟业，关键在于鲍叔牙的推荐，所以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www.daowen.com)

4.管仲任政相齐的成功秘诀就是“与俗同好恶”。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顺应民心所向；

5.管仲的为政特点是“知与之为取”。因为深谙“与”“取”之道，所以才能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6.管仲生前富拟国君，但不受齐人诟病；

7.管仲死后齐国遵从他的治国策略，齐国“常强于诸侯”。

在《史记》成书之前的众多文献当中，诸如《春秋》三传、《管子》、《国语》，等等，关于管子的记载就已经不为鲜见，司马迁对这些文献的记载都有所知晓，“列传”介绍的内容，只是对这些记载的概括和升华。千百年来学界关于管仲身世的认识，都是以司马迁的这个“传”中对管仲身世的勾勒为基础的。

但司马迁的这个勾勒并不是十分完美的，他看到的只是管仲任政相齐的伟大贡献，而对于捍卫华夏文化主体地位的“尊王攘夷”却几乎是忽略了。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自陈撰著《史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何忽略掉这一点令人有些难以理解，因为在他三百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更何况，孔子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孔子的赞语是这样说的：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司马迁既如是尊崇孔子，那么孔子盛赞的管子之一大伟业在这里简单略过，确乎有些遗憾。春秋时期的孔子对管子辅佐齐桓公合诸侯匡天下中“尊王攘夷”这一巨大贡献的评论见于《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还要披头散发，穿左衽的衣服呢！暗含的意思就是文明还会处在很落后的地步。孔子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管子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巨大贡献。尤其是通过在合诸侯匡天下过程中对外来势力的打击，有力地捍卫了华夏文明的主体地位。管仲的“合诸侯匡天下”，用现代的话说，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滥觞。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主张维护周王室的一统天下，所以他看到了这一点。大约是因为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已经是皇权一统的帝国时代，既与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同，更与管仲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司马迁并没有把管仲“尊王攘夷”的历史贡献作为他的一大功绩而加以突出。

后世关于管仲的形象，大多是围绕着司马迁对管仲身世的这一框架性勾勒形成的，或许会有一些丰富与完善，甚或一些争议，但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